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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悲剧”和社会整体的进步

——观彭辉纪录片《背篓电影院》有感

彭辉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央视网 2012年06月07日 15:15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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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石仲华

    上个世纪的1997年,彭辉在四川大巴山中的通江县拍摄了两部纪录片,一部是《空山》,一部是《背篓电影院》。当时我想,这是两部记录与贫穷落后奋斗不息的片子,应该具有强烈的震撼力。片子出来后,《空山》如我想像,片中所呈现的贫穷让人窒息,而人类生命的顽强和不屈的精神也在感人的叙事过程中得到有力的张扬。整部片子有一种史诗般的凝重和大气。与之相比,《背篓电影院》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少了些厚重,多了些轻松;故事单纯,色调明快,不是我当初想像的那种“大片”。然而,这几年在彭辉闲散的居室中,就着啤酒,我又很多次地读了这部片子,感觉竟是越来越好。

    在山民们的眼里,身为普通农民的张先令是一个文化人。《背篓电影院》没有仅仅局限于张先令的“夫妻放映队”爬山涉水放电影的艰辛,而是着眼于他乡下文化人这一有别于普通农民的特殊身份,记录了他和家人在一段时间内的生活:放电影,说快板,调解别人的家庭纠纷,以及因为自己酗酒而与妻子发生口角,之后又写快板向妻子认错,保证痛改前非……每一件事情都很平淡,但彭辉用他所擅长的画面语言把这些集合在一起,我们又不得不惊讶,哪怕是在群山连绵的乡村,生活本身也是丰富多彩、形态各异,甚至是有些优美的。

    《背篓电影院》着重通过放映队在山区放映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以真实的故事来展现九十年代中国贫困山区悄悄发生的变化。这似乎比简单的“看电影”更有意义。可以看出,编导在营造一个特殊的“电影院”,在这个“电影院”里上映的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真实故事。

    彭辉对张先令生活的记录,实际是对山区文化生活贫瘠的解读。青山绿水,朝霞暮霭,漂亮得有些唯美的画面似乎是对物质贫乏的淡化,但张先令凭着《平原游击队》这一类即使是山里人也看过很多遍的老电影,依然在广阔的山乡大受欢迎,这实际上是对当地物质和文化贫穷的深刻揭示。《空山》是对物质贫穷与生存艰辛的直接记录,它所表达的是对生命存在最基本的关怀。而《背篓电影院》则蕴含有更多的人文关怀,哪怕是张先令的醉酒,实际上传达的是他这类乡下“文化人”燥动的不安于现状的情绪。因此,我以为,《背篓电影院》有更强的时代感和普遍性。

    彭辉曾说:“事实上,‘背篓电影院’应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试图让观众在这个特殊的‘电影院’中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山区,感受时代的进步对贫困山区的影响。”

    《背篓电影院》在真实记录的前提下,不仅用优美的画面和简单风趣的故事极大地调动了受众的欣赏兴趣,而且由于其内在的深刻的人文精神,也使人真切地感受到纪录片是一种具有极高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的艺术形式。

    当然,也许是注重画面的唯美和烘托轻松气氛的原因,大巴山的贫困被过多地忽略掉了,如果不是方言的存在,这部片子的背景甚至可以让人以为是在富足的江南丘陵。作为一部优秀的记录片,这或者是《背篓电影院》的一点遗憾。

    些微的遗憾无损我对《背篓电影院》片的喜爱。今年初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与彭辉再到通江,协助他为中央电视台的《见证》栏目拍摄《空山》和《背篓电影院》的续集。

    再到通江,张先令已经由乡下的“文化人”变成了城里的生意人。由于光纤电视在山村的普及,张先令的“背篓电影院”失去了生存的市场。他因此放弃了自己早已没有耕种的土地,带着老婆孩子到县城里谋生,做起了卖毛线的生意。

    《背篓电影院》的续集就从张先令的毛线铺子开始。央视开办《见证》栏目,其用意是用记录者的眼光和纪录片的形式,通过过去和现在的对比,客观地反映时代的巨变与人物命运的牵扯。张先令身份的改变正是时代变迁的真实反映。社会整体的进步带给具体个人的命运不尽相同。张先令生活或者说生存方式的改变多少有些被迫和无奈。以前,通过放电影,他不仅可以养家糊口,过上相对优裕的生活,而且还以之获得山民们的尊重,证明出自己与普通农民的不同。这样的经历使他对放电影的热爱成为了内心深处割舍不去的情结。因此,在毛线店铺中,二胡悲戚、惆怅的琴声,张先令漫不经心的经营态度,甚至是临江窗户投进的晚霞的余辉,都透射出他满脸巨大的失落和淡淡的忧伤。这不是锅无炊米,居无瓦屋的伤悲——生活的进步在他使用上了移动手机这一事实上也有明显的反映,而是从放电影的“文化人”“沦落”为卖毛线的生意人之后的落寞。角色的急速转换使张先令感到了个人价值的超常“失重”,这与六年前常常在观众羡慕,甚至崇拜的目光中自鸣得意的张先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这种反差正是《背篓电影院》续集所要叙述的。

    之后的故事,张先令的心态得到了一直的延续。

    张先令和他的妻子都很孝顺。由于过不惯城里的生活,他80多岁的老母亲一直住在乡下的老屋,为使母亲不会寂寞,他也决定花钱为母亲安上光纤电视。为此,我们和张先令一起回到了他的老家。对这里,彭辉是很熟悉的。山绿水清、风光绮丽。几年前,彭辉驻帐蓬,在这里拍了张先令很多的故事。在我们的眼中,这一次张先令呈现在镜头面前的一切也很精彩。

    张先令的家在通江县山区的一座半山腰上。开放的院落四周,竹木扶疏,巨石突兀,背后是层层叠叠的针叶林,门前的巨石下是渐次低落的田畴和一泓幽静的池塘,放眼远眺,连绵的群山一字排开,在天际抹出一线黛色。时值初春,枝芽吐绿、山花绽放。这样的景致,难怪彭辉会把《背篓电影院》拍得象散文诗一样美。

    这一次,我们没有搭帐蓬,而是自带被褥,与张先令一家同吃同住。

    酒依然是张先令的爱好。与几年前相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酒量也许有所不如,但由于心境的失落,更加贪杯却是毫无疑问。安装光线的头一天晚上,张先令通宵未归,在亲戚家喝了一夜的酒。

    为母亲安光纤的过程,是张先令极度哀怨甚至痛哭不已的过程。可以说,光纤电视是使他不能在一个又一个的夜晚风光于群山中的这村那寨的直接“凶手”。现在,不得不把光纤引到自己的家中,这在他的确是不能承受之痛。为此,他醉醺醺地在传授给了他放电影、写快板等文化技能的父亲坟头前泪涌双目,嚎啕大哭......

    十多天的时间,我们记录的张先令的言行举止以及由此流露的心境情绪,与空灵秀丽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一天,张先令得到乡上通知,为配合爱国主义教育,乡上的中心小学请他去放爱国主义电影。顿时,张先令像变了一个人。他在落满灰尘的屋子中翻出久已不用的放映机,去县城电影公司修设备、借片子,再去老屋旁的岩石上沉思默想地写快板……神情落寞潦倒的张先令在这整个的过程中显得激情飞扬。“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他的愉悦和满足,无法形容。

    还是艰难地背着背篓,还是气喘吁吁地寻着山路。沥沥的雨中,一段清脆的快板之后,投向银幕的,还是孩子们虽然看过但依旧爱看的老片——《敌后武工队》……一切都如同几年以前。当然,这仅仅是如同而已。张先令作为乡下的“文化人”已经成为历史,对此,我们清楚,张先令自己也很清楚。

    《背篓电影院》续集,记录的故事依然简单。片子依然不是恢弘的“大片”。在这之前,彭辉用几年时间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拍了一部真正的大片《平衡》。拍了那样的大片再拍这样精巧的题材,我以为他会有手脚被缚的感觉,但结果却是驾轻就熟地完成了制作。其中的关键,我以为是张先令自身命运变化的背后,有社会整体进步这样一个巨大的背景。

    张先令失去了在农村放映电影的市场,并不是失去了生活的依赖,以他的聪明伶俐,生存从来不是最大的困难。他的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放电影为他戴上了“文化人”的光环,他也因此证明了他有着与普通乡下人不一样的价值。他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就建筑在“放电影”这个基础之上。当这个基础被无情地抽去,他“文化人”的精神世界就变得支离破碎。没有了不同于常人的话语权力,也就没有了不同于常人的价值,这使他的心理很难取得平衡。这是一个悲剧,张先令个人的悲剧。

    但另一方面,张先令“文化人”光环的剥落,则是中国广大农村文化生活日益进步的必然结果。实际上,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必然以少数个体的悲剧为代价。尤其是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转型时期,张先令式的“悲剧”更是每天都在发生。作为曾经与张先令朝夕相处的朋友,我们为他的精神世界一时寻不到支点难受,但作为纪录片工作者,能够做到以个人的“悲剧”来见证社会的进步,我们又感到非常的欣慰。

    张先令是一个不甘沉沦的人。社会进步制造的更多的是机会。在离开通江的时候,张先令告诉我们:他要到成都买一台家用数码摄像机和VCD刻录机,学会之后,他可以为日益富裕起来的山民们纪录红白喜事。这就是说,他会再在茫茫群山的村落院舍证明出自己的不同。

   我们不知道张先令是否可以由此再度成为乡下“文化人”,但我们却由此相信《背篓电影院》还远未到结束的时候。彭辉已和我约好:明年,我们再去通江。季节还是选在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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