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禁区的生命意境

彭辉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央视网 2012年06月07日 15:13 A-A+
扫一扫，观看精彩纪录大片

我要分享

QQ空间新浪微博腾讯微博QQ微信

原标题：

                                    中央电视台《讲述》（2002年8月24日） 
 　

　　1998年进入可可西里的彭辉，用了整整三年时间，完成了一部近三个小时的片子——《平衡》。记录了在青藏高原，被称作生命禁区的可可西里，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西部工作委员会”的命运。它被专家誉为“中国当代难得的现实主义纪录片”，并在去年获得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最高奖项：金鹰奖最佳长篇纪录片奖。

　　一、初识的印象

　　1998年2月，成都电视台记者彭辉第一次踏上了前往可可西里的路。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蒙语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它平均海拔5000米，是世界第三大无人区，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更是藏羚羊的家园。就是这个“美丽少女”，引起无数盗猎者的垂涎：藏羚羊因其羊绒制作的围巾，也叫指环披肩，在国际黑市上每条卖到5000美元，而受到盗猎者的疯狂捕杀。14年内，可可西里的动物减少了2/3。

　　鉴于此，青海治多县1992年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对无人区进行勘察和保护。它由一开始的5名队员，到如今近20人。彭辉在可可西里见到了早有耳闻的现任书记奇卡.扎巴多杰和他领导的反盗猎队伍。

　　初来的彭辉充满了激情。他一下车就习惯地提着装好了脚架的摄像机到处找镜头。不到20分钟，他就觉得眼睛发黑头发晕。照照镜子：整个嘴都是乌的，眼睛也模糊了。他一下就知道了什么叫高原？什么叫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尽管他对无人区有着充分的精神和物质的准备，但真实的可可西里还是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海拔太高，头疼；气温太低，冷得身上发疼头更疼。彭辉到可可西里去了多次，在那里他都几乎没有完完整整地睡着过一次觉，头疼得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这就是可可里西，这就是野牦牛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尽管彭辉不适应这儿的环境，但他工作的热情令这些高原汉子刮目相看。建铁塔时，大伙儿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来了一阵冰雹，如银色的核桃一颗颗密密地砸下来，所有的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往屋里跑，往能躲的地方跑……而彭辉的三人摄制组却挺身而上，抓拍了很多镜头。大伙儿对他们投来敬佩的目光，觉得他们确确实实在真正做一件事。

　　从此，彭辉真正走进了可可西里，走进了野牦牛队，他紧紧跟随这支队伍，用镜头记录着他们的生活。

　　彭辉到达可可西里时，环保志愿者和西部工委正在筹建自然保护站。

　　保护站是以索南达杰的名字命名的。索南达杰生前是青海治多县县委副书记，西部工委在他的倡导下成立后，进入可可西里巡逻达12次，当时他也是西部工委的书记。在最后一次巡逻时，与两个人多势众的盗猎团伙相遇，他一人对付18名盗猎分子，寡不敌众，以身殉职。他牺牲时，冻僵的躯体仍保挂着握枪的姿势……不到40岁的杰桑.索南达杰，是中国第一位为保护野生动物而献身的政府官员。

　　索南达杰牺牲后的第二年5月，玉树州政府收到了奇卡.扎巴多杰的《请求书》：为了继承索南达杰的遗志，保护可可西里的整个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请求辞去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毛遂自荐重组西部工委，到人迹罕见、气候恶劣，甚至随时有生命危险的野外工作。

　　扎巴多杰成了西部工委的第二任书记。一上任，他给巡逻队起了一个别名，叫野牦牛队。藏族有个神话：传说野牦牛是比较温顺的动物，它在自己的地域里吃苦耐劳地生存着，一旦谁要侵犯了它的利益和领地，它们就进行拼死反抗，甚至成百上千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低着头，挺着两只坚硬的牛角，向前猛冲，顶你、叉你，顽强地抵御着外来的侵犯……巡逻队叫野牦牛队的寓意也如此。

　　索南达杰的牺牲，扎巴多杰的请命，可可西里的环保，再次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

　　二、生死的考验

　　1998年8月28日，保护站终于竣工了。那天，环保志愿者和野牦牛队员们，又刷牙又洗脸又刮胡子又洗头，一扫往日紧张忙碌中的邋塌，……

　　接下来出发了。彭辉就跟随巡逻队经历了这样一次生死考验。一路千辛万苦地进入了“鬼门关”，不料车队陷入了烂泥里，大伙儿想方设法艰苦奋战，一个个弄得像泥猴似的，到下午六、七点天黑了，还是没有一辆车能动弹。彭辉有点恐惧了，整整一天，大家什么也没吃，只有他那车里还有两瓶矿泉水。更要命的是，晚上下起了冰雹，气温猛地降了下来，那时真是又饿、又冷、又渴。冰雹不停地乒乒乓乓打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彭辉和两个助手静静地看着，谁也没说话……

　　翌日，一大早彭辉就起来了，远远地把摄像机对准了其中一辆载有巡逻队员的车：第一个队员下来了，满身污泥，接着第二个队员下来了，污泥满身，他们都朝一个方向走去，彭辉把镜头跟着摇过去，只见二个队员趴在深凹的车辙边，贪婪忘情地埋头喝着里面的泥水……彭辉鼻子一酸，眼睛都模糊了，握着摄像机的手不停地颤抖……另一辆车上的扎巴多杰也下来了，一下就跪在另一条车辙边，也埋下头去喝那泥水……一个人大副主任就过这样的生活！他图什么？彭辉心里一个闪念，赶紧调过摄像机准备拍扎巴多杰，可他已站起来了。非常遗憾，彭辉不可能让他再做一次。藏语里，扎巴多杰的意思是威武金刚。彭辉觉得：扎巴多杰就是野牦牛队的威武金刚！

　　摄制组三人三天两夜只吃了一根半火腿肠，一滴水没喝，彭辉忍着没喝那泥水——那不是人喝的呀！所幸，第三天中午车出来了，整个队伍一片欢腾！大伙儿又喊又唱，又蹦又跳……死里逃生呵，怎叫人不激动？彭辉抑制着狂跳的心，“置之度外”地把这几辆车开出来那一瞬间所有人疯狂的举动、兴奋的表情忠实地记录下来了。

　　三、难忘的回忆

　　夏季巡逻，必闯“鬼门关”。这时是藏羚羊的产羔期，它们最需要保护。每年的四、五月份是产羔的季节，母羚羊都会群居在卓乃湖附近。这时盗猎分子闭着眼睛，开着车灯就可以把一群一群的母羚羊杀害。

　　彭辉至今记得扎巴多杰曾给他讲过一件事，让他深切地体会到这群西北汉子，守望这片土地的决心从何而来。

　　1996年，反盗猎队破获一个比较大的案子。盗猎分子总共打死了540多只藏羚羊，巡逻队进入盗猎现场时，看到满地都是藏羚羊的尸体啊，而且都是母羊！盗猎分子为了剥羊皮打死了母羚羊，那些小羊羔到哪去找奶吃啊！很多都被冻死、饿死。扎巴多杰怒上心头，他发誓：为了这些生灵，我扎巴多杰拼死也要把环保做下去！多少次，巡逻时遇到突发情况，发现有盗猎者，扎巴多杰就不顾一切地追下去，这一追就不知要在可可西里腹地中呆多长时间。没有吃的，他捡起盗猎者遗弃的杂物和已经霉烂的羊肠吃；没有喝的，随便在途中喝点泥坑里的水。

　　彭辉眼中的扎巴多杰，有一种冲动和热情，有一种对环保的新认识和对动物的负疚感。扎巴多杰说：我还没枪高时，就开始打猎，以前打的野生动物太多了。有一次，我一人打死了四只狗熊，有一只纯粹是用刀捅死的。那时我认为我是个英雄或是个能手，现在看来，是对人类、对社会的一种犯罪。他刚开始从事环保时，牧民们并不理解他。狩猎在当地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要去保护、阻止，这样就产生了摩擦，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1995、1996那二年，他到小商场、小卖部里买东西，他们都不卖给他，把他当作敌对分子看待，使他在三年内搬了四次家。随着环保观念的普及，牧民们才开始真正理解禁猎，理解扎巴多杰的工作，是对他们家园的一种保护。

　　在长期的朝夕相处、生死与共中，野牦牛队对彭辉也由一开始的不认可到接纳，到成为朋友。正是这段日子，让彭辉也真正理解了什么是环保。有次他买了个藏羚羊头骨的工艺品，一个环保人士说：你怎么能买这个呢？你这不是给盗猎分子提供市场吗？彭辉顿时恍然大悟。

　　扎巴多杰带领着“野牦牛队”克服经费不足、物资紧张的困难，坚持定期巡逻。看着队员们黑瘦的脸，他痛心不已。为了解决资金这个最让他头疼的问题，这只高原“牦牛”决定来一次远行：去北京找门路，至少要把队里的车辆更新一下，不然无法工作。

　　四、永远的情结

　　1998年9月，扎巴多杰从青海先行到了北京，彭辉也随后从成都赶来继续他的记录片拍摄。彭辉一到北京看到扎巴多杰就忍不住笑了：一反平时的随意装束，西装革履的扎巴多杰，领带打的不是很地道。

　　这是扎巴多杰第一次来北京。在天安门前，扎巴多杰穿一件朴素的白衬衣，对彭辉说：来，给我照张相，一定要把天安门框进画面里。彭辉回想着跟着扎巴多杰在可可西里腹地巡逻时，他一身泥浆挎着冲锋枪，吃着发了霉的烂羊肠……北京环境的优越和可可西里环境的残酷，真是天壤之别。

　　此次北京之行大有收获，“野牦牛”扎巴多杰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筹到了不少资金。扎巴多杰还特意把跟随了自己多年的佩刀带来送给了彭辉。藏人的习惯：朋友、上下级之间，都是以献哈达为主要礼节，一般是不送佩刀的；佩刀是每个藏族人的最看重的随身物品，是他们的某种象征。

　　三年来，彭辉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扎巴多杰的真正友情，扎巴多杰才会把他的佩刀送给彭辉。这把藏刀已成为彭辉的最爱，每每看到它时，彭辉就会想起可可西里那些艰难的岁月；想起《平衡》片中的那个小生命——那只小鸟受了伤，但它依然坚强地活着。野牦牛队也是这样，虽然他们有一些问题，虽然他们现在面临着艰难困苦，但他们顽强地往前走……还有扎巴多杰，他就像一只受伤的苍鹰，孤独地穿过山谷……

　　彭辉最后一次在可可西里采访完扎巴多杰后，扎巴多杰开车载着所有身着新装的野牦牛队员，把彭辉送到青藏公路。彭辉乘坐的车身上，挂满了洁白的哈达。队员们唱着动听的祝酒歌，彭辉连干了三碗酒！这不仅是真挚的友情，更多的是难舍难分的亲情。扎巴多杰一直握着彭辉的手不放，反复说：你要保重啊！你要保重啊！彭辉也说：你要保重啊，你要保重！俩人就这样互道珍重，别无它话！扎巴多杰把彭辉送了一程又一程，相互的理解和认同，相同的血性和企盼，使这两位曾经素昧平生的人之间，萌生出亲人一般的牵挂，这种异常郑重的分手，好似在冥冥之中传递着一种信息：他们要就此别过了。

　　1998年11月8日，扎巴多杰从北京辗转回到青海玉树州。第二天晚上，在家中被一颗七七式手枪子弹，近距离击穿头部身亡。

　　那苍鹰炽烈的嘶叫，回荡在天空。它的泪水依然干涸，它的鲜血却无法凝固……

　　1999年夏季，彭辉再次来到了可可西里，继续《平衡》的拍摄。采访中，彭辉又跟车巡逻了。在这次巡逻中，彭辉真正与盗猎分子面对面的相遇了。也正是这次遭遇，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彭辉，第一次品尝到了生与死的味道。当盗猎分子全部被抓获时，彭辉发现他的镜头所面对的，是三支上了膛的猎枪。

　　扎巴多杰这只雪域雄鹰殒去了，但可可西里的反盗猎斗争仍会继续下去，彭辉的记录片也会继续拍下去。因为扎巴多杰，因为野牦牛队，还有个许多人心目中共同的梦想，包括彭辉的心魂，都永远留在了那里，守望着那个叫可可西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