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文/彭辉
六年前拍《空山》是因为一种感动，六年后去空山是因为一种情结。
《空山》拍摄地距成都一千多公里。其中，在快到空山时要经过一条近200公里的，谈不上任何等级的盘山土路。其大部分路段只有一车之宽。一侧是山岩，另一侧是云雾缭绕的悬崖，空空荡荡，没有任何阻挡设施。行驶在一个接一个的雾气弥漫、狭窄险峻的弯道上显得很勇敢，也有些悲壮。
这条路的平均车速每小时不到8公里，总共不到200公里的路要开十来个小时。这是去空山的必经之路，也是当地有名的“夺命路”。六年前，我就在这条路上亲眼目睹了两起恶性车祸：两辆前往空山运输食品的卡车分别翻下山谷彻底解体，仅一人跳车获救，其余的全部死亡。
但就是这样的一条路，六年来却无时无刻不牵扯着我与空山的那段艰涩而幸福的情结。
空山地处中国大巴山南麓，在这个108平方公里的坝子里，裸露于地表的石灰岩就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使地表含水层遭到极大的破坏。坝子里常年严重缺水，山民的祖祖辈辈都只能靠雨水维系着生命的延续。他们把雨水叫作“救命水”。一旦大旱降临，人畜焦渴，庄稼绝收。
因为缺水，空山只能播种玉米和土豆这两种旱作物，空山人从不奢望吃上大米。
因为缺水，山也就少了几分灵气，人们称之为“空山”。
当我得知空山人年年都在坚持不懈地寻找水源，又不断地面对失败的时候，我被感动了。我决定把对空山的感动以一种平静、自然、不经意的态度记录下来，让观众了解空山，关注空山。
1997年2月，《空山》开机了。没想到的是，这一开机就持续了六个半月。我一开始就确定了《空山》的创作原则——“等”。我努力用时间来“等”故事，来堆积情节，决不轻易介入他们的生活，更拒绝“安排”故事。我一贯欣赏并且在努力做到的一种纪录片的创作手法，就是对生命“现在时”的长时间的真实记录，从这些大量的质朴的记录中去构成情节的影像。时间和空间能够赋予纪录片不同于其他类型影片的张力，这个张力只能靠纪录片的创作者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和大跨度的空间里才能够获取。但这样一来，创作周期就会无休止地一再延长。
空山的生存难度是我始料未及的。空山虽然距县城也不过200公里，但由于地势差异极大，加上山路的艰险，从县城驱车到空山竟需要十二个小时。到了空山拍摄地我发现：200公里的山路把空山与县城隔离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存世界——空山没有电，没有水，人烟罕至。
我们带上发电机，买来几十箱方便面，几十箱军用罐头；在距主人公家不远的一个荒坡上搭起了两顶简易帐篷。剧组三个人每天轮流去泥坑里挑浑浊的雨水。当第一次看到水里布满了仍在蠕动的红色砂虫时，心里难免一阵作呕。我一口气驱车跑到200多公里以外的县城，费尽周折买来几公斤明矾……即使这样，每一盆泥水都必须反复使用：先洗碗、再洗脸、再洗脚，决不允许轻易倒掉；用浑浊的雨水把方便面煮一煮，成为我们每天的三顿饭；有限的猪肉罐头是不可以随意打开的，那是我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没肉可不行。每当我拍到了一组满意的镜头时，我会兴奋地指挥助手打开一听罐头，三个人贪婪地犒劳起自己；在一次拍摄乡干部艰苦寻找水源的情节时，我们扛着近百斤重的摄影器材，在灌木丛林中徒步跋涉了四十多公里，一路上只干嚼了几包方便面；上空山不久，我们又遇上几十年不遇的严重干旱，从三月到六月的三个多月里，空山没有下过一场雨。这对靠雨水为生的空山人来说是何等的残酷！
空山的气候很特殊。早晚很凉，中午极热。为了防止漏雨，我们在帐篷的外围添加了两层塑料布，把两顶帐篷裹得严严实实。这样一来，到了夏季的中午，帐篷里的温度可以达到摄氏45度。干旱的时候可以几个月不下一滴雨，到了八、九月份又狂风肆虐，雷雨不断。我们赖以生活的帐篷在冰雹和狂风中摇摇欲坠，雨水顺着山坡淌进帐篷，与泥地仅一层薄薄的塑料布相隔的被子一直都是湿漉漉的。一个多月下来，我们三个人身上密密麻麻地长满了湿疹。一次，我们脱光了衣服，互相数着对方身上有多少块湿疹，结果，每个人身上都是大大小小两百来个。
在空山待了四个月后的一天，县委宣传部费劲周折地找人上山通知我：一星期后，我的女友依忆和我最好的哥们儿石仲华要来空山看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四个月没有得到任何外界信息的我流泪了。我迫不及待地提前两天驱车下山，到县城去迎接他们。在等待他们出现的那几个小时里，我一直手足无措，难以平静。但当他们终于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时，我却以惊人的平静迎了上去。女友看到我这个被很多人称为“奶油小生”，现在却已经蓄起了长长的头发和胡子，又黑又瘦时，她哭了。
当晚，我们买了一大堆啤酒，在房间里畅谈到天明。
第二天，他们原本计划随我上空山，但因当时暴雨成灾，担心上不去，不得不取消计划，提前启程返回成都（从当地返回成都要坐三天的长途汽车）。分手时，我们三个都没说话。我站在雨里，女友在车上透过车门一直默默地看着我；石仲华点了支烟递给我，我吸了两口，烟就被雨淋湿了。我没看他们两个，装着若无其事地等待发车。汽车启动的那一瞬，我向车里望了望，女友漂亮的眼里一直含着泪，始终没有流出来。我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好，再见！”
他们的车向右沿着返回的路驶去。我开着车向左继续上空山。这时我已泪流满面，这是充满温情与感动的泪，也是酸涩的泪。
之后，我在空山又待了两个多月。
就这样，我们摄制组三个人在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大米和蔬菜的空山，依靠雨水和方便面整整持续工作、生活了六个多月。其间，没有回过一次家，没有洗过一次澡。在这段日子里，我们与空山人朝夕相处，融为一体，甘苦与共。我们也为了生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以亲身的经历领悟生命的意义。
我们的努力换来的是空山人的充分信任和感动。
1997年5月31日，我在帐篷里发现了一张纸条：“叔叔您好，明天是我们的六一儿童节，我们和老师商量好了，明天我们来帮你们背水，过一个有意义的儿童节。”这是山里惟一的一所小学的学生留的纸条。我感动了半天，还是谢绝了。
一天，片子里的小主人公绍娃子突然给我送来不知从哪儿搞来的两个小萝卜。这对于几个月没吃到过蔬菜的都市人来说是何等的珍贵。我假惺惺地再三说不要，可绍娃子把两个萝卜往我怀里一搁撒腿就跑。我也没追。后来送给他两个猪肉罐头，算是自我安慰了一番。
在我的帐篷里，有几件“宝贝”：一台迷你激光唱机；仅有的两盒歌带—— 一盘齐秦刚出的《丝路》，一盘我妹妹刚出版的个人专辑《青鸟的翅膀》；一盒女友依忆送给我的、始终没舍得吃的巧克力。往空山寄信一般需要一个多月才能被推着自行车的邮递员气喘吁吁地送到山里，若碰上雨季，那更是遥遥无期。学美术的女友在我生日的前一个月就寄出了她亲手制作的贺卡（通过县委宣传部收转），总算在生日前几天送到我手里。当时我拆信的手一直在发抖。后来我把贺卡悬挂在我帐篷的正中间，每天都在透进帐篷的微风中飘来飘去，在我眼前飘来飘去。再后来，远在广东的妹妹给我寄来一大摞她的照片。妹妹说，“空山没有电，看不到电视，也听不到收音机，那就看我吧，每天看一张，应该能看到你下山”。等我下山的时候，我已经看了很多遍。
空山是纯净的，也是孤独的。在空山的最后两个月里，我身上包裹着只有在大山峡谷里才存在的泥土的清新；其余的，就是我那两个摄影助理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寂寞孤独后的唉声叹息。
刚到空山时，除了兴奋还是兴奋。我为找到这样一个令我激动的选题而兴奋，也为我正在面对的考验兴奋着。我们摄制组三个人在头两个月里，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其中一个摄像助理是来自农村的小夏。他在《空山》的拍摄过程中满了18岁，我们为他搞了个“隆重的成人仪式”，请他吃了半个罐头。我们三人有时谈得来劲了，会打开仅有的几罐啤酒，点上一支烟，幸福极了。但随着气候的渐渐恶劣，随着时间无限期的推移，我们的话少了。
7月，我终于决定，不管拍到什么程度，8月底、9月初一定下山回成都！我定下离开空山的日子，把高压锅的外包装纸壳撕下一块，写上“成都电视台《空山》、《背篓电影院》摄制组距回归成都还有XXX天”，每天用磁带上的不干胶数字更换日期。这个“倒计时”牌就挂在我的帐篷外，以后每天早上一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头探出帐篷，更换倒计时日期。这成了我在空山最后的幸福。
1997年9月2日，我们开始下山。当把帐篷拆掉后，我看着空荡荡的地面，心里荡出一阵莫名的惆怅。6个多月啊！虽说并不是太长，可这毕竟是我持续远离都市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与外界隔离最久的第一次！最后那一个月，我几乎是天天盼着早日回到成都，回到亲人、朋友身边，可现在真要离开时，又依依不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回来！
山民们纷纷赶来为我们送行。没想到的是，一位山民竟花了七块钱买了一挂鞭炮。要知道，他们当时全家一年的收入才只有三百来块钱啊。一位村长还特意制作了一块颇具乡土气息的大匾，上面用红色油漆歪歪扭扭地写到：“向成都电视台记者的吃苦精神学习！”
当采访车行驶到那条极为艰险的盘山路时，我们三个人动情地大声吼到：“空……山……再……见……”
没想到，这一别就是整整六年。
回到县城后，当县委书记得知我们在空山持续待了六个多月时，感动得硬要请我们吃顿饭。席间，他有些激动：“实话告诉你，我们每年特意派到空山去锻炼的干部，还是住在乡政府招待所里，待不到一星期就要找各种理由下山。你们竟然在最艰苦的一个村子里喝雨水，吃方便面，住帐篷，待了六个多月，我真不敢相信。”
回到成都的当天晚上，我照例和朋友泡在了酒吧里。这是我多年的习惯：从外地出差回来的当天晚上一定要与朋友开怀痛饮。可那天晚上我的话很少。桌上的百威啤酒与几天前的泥水显得那么不协调；酒吧里一遍又一遍放的《你总是心太软》，很烦很烦。生存环境的巨大反差和快速转换，令我极不适应。那晚我喝醉了。
第二天酒醒以后我发誓：一定要再回空山。不为创作，不带机器。就在原来的那个山坡上，搭起帐篷再住上一段时间，哪怕就一个月。
几个月后，我开始筹备去青藏高原拍摄《平衡》。这一去又是断断续续三年多。1999年9月，《平衡》还没拍完，又在北京接了三十六集的《忠贞》，直到今天。
回空山看看的愿望被搁置在内心最底层。
2002年10月，中央电视台文化专题部主任魏斌、制片人陈晓卿分别来电话，告知《纪录片》栏目将改版为《见证》，准备以《时间的重量》为题，选择一批纪录片做回访式拍摄，希望我参加。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回空山。
能回空山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契机。
当我把重回空山的消息告诉好朋友石仲华时，他也兴奋地表示想一同前往，以弥补六年前未能上空山的遗憾。他说服了妻子后，在今年春节后不久与我同往空山。
我开着六年前上空山的那辆丰田皮卡，满载食品、被褥和行军床，一路兴奋地向空山驶去。惟一令我遗憾和隐隐作痛的是，女友依忆在1998年与长期在无人区拍《平衡》的我分了手，并已成家生子。六年前，她是多么想去空山，去看看我当时的生活啊。
三天后，当快进入空山界时，我把正在驾驶的石仲华换下来。我要以最熟悉的方式去面对空山。这次出来时，我特意找出了当年在空山听了六个月，以后再也不敢听的歌带《青鸟的翅膀》。我发动汽车，把盒带塞进卡座。“请你借给我一双翅膀，青鸟的翅膀……”极为熟悉的音乐响起的那一瞬间，大脑急速膨胀；车窗外熟悉的土地、房屋、山脉，还有那棵树，都和音乐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强烈地刺激着我。是这儿！是空山！六年来时时刻刻怀恋的空山就在眼前！一直滚动在眼里的热泪此时再也无法控制地流了出来。我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情绪，把头转向窗外，装着很平静地说“终于到了……还是老样子”。声音是颤抖的，眼睛是模糊的。
（在北京的机房里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再一次流泪了。已有十来天没有吸烟的我点燃了一支烟。）
其实，对我来说，再回空山是需要勇气的。《空山》和《平衡》都是深埋于我内心深处的，永远挥之不去的情结。可《空山》不同于《平衡》，空山不同于可可西里。可可西里带给我的是生命的伤痕；空山更象是一位白发老人思念儿时攀玩过的一棵没有树叶的参天大树。
重新踏上空山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它少了些六年来在回忆中被放大了的痛苦和美丽。眼前的空山很诚实。
生命的进程在空山放慢了脚步。空山人依然干渴，依然无奈。自然环境的恶劣使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显得微不足道。初到的那几天，我在努力寻找空山的变化：主人公宋云国吃上了大米；绍娃子读上了私立小学；空山有了少量的蔬菜；极个别家庭通上了电……可这一切都不能掩盖依旧贫困的现实。生存环境的恶劣与整体经济的低下，严重制约着空山的进步。缺水，没电，少粮，仍是空山个别村子面临的最大困难。这些在城市里最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在空山却犹如难以逾越的鸿沟。六年，在空山人眼里仅仅是一个符号。
到空山的第二天，我来到六年前搭建帐篷的那个小山坡。特别容易激动的我这次没有流泪。脑子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想不起来。
和许许多多的空山人一样，《空山》的主人公宋云国被命运扔在了空山这样一个十分贫瘠的土壤里。“空山”的形成，谁也不能左右；要改变“空山”的现状，也不是谁都能做到。在我的记忆里，空山人因地理环境的封闭，不可避免地存在愚昧、落后、消极的生存意识。他们可以把卖掉养家糊口的陈年玉米得来的几块钱换成劣质的白干酒喝掉；他们也可以为了争抢几口浑浊的雨水而亲戚间反目为仇；但同时，他们也能为自己编的几句并不幽默的段子而笑个没完没了；他们不会因身陷困境而整天愁眉苦脸；他们能够以一种“最原始的友爱精神”为邻居修房烧瓦......总之，在那样的艰难处境中，我们还能要求他们什么呢？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就想让自己的日子过得自在一些。只不过，他们的自在来得实在太不容易了。
空山人很无奈，而长期无奈之后的麻木是可以原谅的。“理想”在离开了“生存”以后只能显得苍白无力。
纪录片必须真实。我似乎一直想把纪录片的创作看成是对真实生活的“复制”，尽管这种“复制”的过程早在前期拍摄时就已经不可避免地，不知不觉地渗入了创作者的主观意识。但我尽可能地冷静。我试图以空山人自身顽强的态度去表述生活艰难演进的过程。也许，《空山》是平静无奇的，但在这种接近生活本质的平静之下涌动着渴望生命的激情。
《空山》在必要的客观描写之余没有停留在“穷”字上做文章，而是着重刻划了因为“穷”而迸发出来的那股顽强的生存毅力。以近乎“冷峻”的态度，让情节去说话，去诠释山里人对生存的理解。
真诚地介入，理性地旁观， 用客观的冷静去表现真实的感动，是我拍《空山》的一点体会。
空山，赐予了我对生命的进一步理解和更加热爱生命的契机；《空山》，或许能够让观众对生命力的顽强作一次审美的评判。
空山，明年我还来。
2003年1月 北京东便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网 版权所有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88047123 京ICP证060535号 
京公网安备 11000002000018号 京网文[2014]0383-083号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号 0102002 新出网证（京）字09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