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访谈背景：
10月10日，与成都电视台的彭辉联系时，意外获悉由他拍摄，也是我本次想采访的关于原西部野牦牛队、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及可可西里生态环境保护的纪录片《平衡》，在即将颁奖的第19届电视金鹰奖中，获得电视纪录片的最高奖项---最佳作品奖。
此前，我作为志愿者，结束9月份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工作以后，10月5日到成都，见到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掌门人"杨欣，恰好在他那里刻了一套《平衡》的盘。
在保护站曾听一个7月份的志愿者说到《平衡》，评价它是一部"关于痛苦和良心"的片子，一直想看。这次回来以后一放，168分钟的片长时间，我始终是如哽在胸，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述。
10月11日，我用E －MAIL的方式向彭辉提问采访。当晚12时15分，彭传回了他的邮件，在看他那些关于扎巴多杰，关于拍摄《平衡》的回忆文字时，我再次被深深打动。
接下来的几天，我陪不同的朋友在不同的场合又看过三四遍这部片子。每一次看完，大家都久久说不出话来。后来有朋友跟我说："这些事（关于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我们知道得太少了，这是你们媒体的责任。你们炒作这个热点那个热点，这样令人震惊、感动的事，为什么不好好宣传？"
国外有媒体曾断言"中国没有环保"。但至少，我在9月工作过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现在是中国民间环保的一个最高标志，而索南达杰、扎巴多杰更是情愿为此一死！类似的组织和全身心投入环保事业的热血人士，也越来越多。虽然这一切还处于举步维艰的窘困境况，我却依然和拍《平衡》的彭辉一样，相信这个星球人与自然最终的平衡，这种平衡，在中国也绝不会例外。
“许多人是含着热泪看完全片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不知道是因为一种怎样的契机，让你有拍《平衡》这部片子的想法？
彭辉（以下简称彭）：我曾经在1996年看到一篇西方报道，称“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政府不可能拿出人力、财力从事环境保护”，该撰稿人由此得出了“中国目前没有环保”的荒谬结论，对我触动很大。
1998年2月，我无意中在由北京日报社出版的《宣传手册》（1998年第三期）上看到了题为《可可西里的保护神》的报道，写的就是盗猎分子的猖狂和“西部野牦牛队”的事迹。而就在这之前，欧洲传闻：一些欧洲上流人士听说，被他们看作身份地位象征的“藏羚羊绒制品”是合法的，其主要成分“藏羚羊绒”是在一定季节自然脱落的，而非盗猎所得！我被彻底震动了。经报请台领导同意，半个月后，我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艰苦创作，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为西部工委窘迫的现状感到震惊，更经历了对盗猎者的愤怒和对两任工委书记先后去世的阵痛！
记：为什么会取名《平衡》呢？我的一个朋友认为你的这个片子有一个高潮点，就是最后扎巴多杰发脾气那个镜头，除此都拍得很冷静，他认为那个镜头给他留下了很震撼的印象。平衡的名字是不是直接从那里而来？
彭：这个问题应该把它放在整个的创作背景中来回答。
（1）我眼里的“西部野牦牛队”
与国内外的一些媒体报道不一样，我在《平衡》里没有片面地把“西部野牦牛队”塑造成完美的英雄，毕竟我与他们相处了三年，毕竟我是一名记者，是一名以事实说话的纪录片工作者。许多人把“西部野牦牛队”神话了，甚至成了“西部工作委员会”的代名词。事实上，“西部工作委员会”才是这个环保组织的正式名称，是经中共青海玉树州委批准成立的基层组织。“西部野牦牛队”只是该委员会的一个赋有民间特色的称号。
可可西里是我国最大的无人区和最佳原始状态的自然区，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常年高寒低氧，绝大部分属常年积雪的永冻区，年平均气温在零下四度左右，冬季最低可达零下40度！环境极端恶劣，是我国著名的“生命禁区”。然而，恶劣的气候却进化出了藏羚羊等一批珍贵野生动物，但在利益驱使下，藏羚羊又成为了盗猎分子疯狂捕杀的对象。为了保护可可西里地区矿产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经中共玉树州委批准，治多县于1992年成立中共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索南达杰被任命为书记。
1994年，索南达杰牺牲。第二年，时任玉树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扎巴多杰主动请求辞职，重新组建了西部工委，他把巡逻队叫作“西部野牦牛队”，他希望队员们像野牦牛一样成为其它动物的好朋友，在遇到盗猎分子时又异常勇猛、顽强、耐劳。
“西部工作委员会”所属的治多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县财政极其困难，全县干部职工的工资都无法保证按时发放，更不可能给经济十分窘迫的巡逻队多少经费。而每次进山巡逻都要四、五万！1997年5月，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给西部工委解决了1万元办公经费； 1998年5月，国家林业局濒危动 物管理办公室又解决了7万元的活动经费。即使如此，队员们少得可怜的一点工资也经常是一拖再拖。
由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队员文化素质偏低，加上地域相对封闭等客观因素，使巡逻队在顽强、勇敢、敬业的同时，也缺乏一定的科学管理，让我感觉他们坚强刚毅、有激情，又不太规范。我想，在那样的地域环境和工作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没能成为我片面创作的理由。在《平衡》里，我采用了“真实电影”的创作手法，不用一句解说词，把我捕捉到的情节尽可能地保持原貌，客观地呈现给观众，让观众看到这支名扬国内外的武装巡逻队的真实。
我清楚地记得一次惊心动魄的抓捕盗猎分子的行动：当经过一番紧张的较量，队员们凭着一支手枪和一支冲锋枪将两名盗猎分子围捕后，发现盗猎分子的三支半自动步枪已经全部上了膛！如果不是盗猎分子的车辆没有汽油了，如果不是子弹所剩无几，其后果难以预料。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可可西里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在队员们每人每月只有200多元工资的情况下，“西部工作委员会”的成绩是显赫的，受到中央有关部委领导，以及国内外环保组织的的高度肯定。据我初步了解，西部工委在1995年9月至1998年9月的三年中，共破获58起盗猎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50名。其中，因武装拒捕当场击毙3人，缴获各种枪支60余支，子弹20余万发！缴获藏羚羊皮3307张！
“西部工作委员会”先后在“青海省野生动物管理会议”和“西北五省区野生动物管理工作会议”上被评为先进集体；受到原国家林业部公安局通令嘉奖，并荣立集体三等功。
（2）我眼里的两任书记
客观地讲，“西部工作委员会”的两任书记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基层民族干部。
第一任书记索南达杰被称为“青藏高原的环保战士、可可西里野生动物的守护者”。索南达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12次深入可可西里腹地，严厉打击盗猎活动。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在抓捕18名盗猎分子的行动中，遭到盗猎分子的武装袭击，中弹牺牲。直到人们发现他已被冻硬的遗体时，他仍然保持着推子弹上膛的姿势。国家林业部追认索南达杰为“环保卫士”。不久，珠江电影制片厂以《杰桑·索南达杰》为名拍摄了一部故事片。
第二任书记扎巴多杰是《平衡》的主要人物线索，也是我从事记者工作15年来最为敬佩的县级干部之一。在我看来，扎巴多杰的人格魅力在于他能与队员同甘共苦、不分彼此的同时，从不隐瞒自己的不足，乃至错误，更为可贵的是，他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纠正自己的一些不规范的行为，这一点在有些干部的身上是难以做到的。在《平衡》中，扎巴多杰面对观众说出了一些实际上很不利于他自己形象的大实话，这是他做人的坦荡之处，这也是我为了保持《平衡》客观性所作出的一点努力。
扎巴多杰曾对我说：“我不怕盗猎分子，他有枪，我也有枪，我怕的是大自然。”可可西里的气候极为恶劣，一旦天气变化或是车子陷进泥潭，进不去也出不来，十分危险。在1998年8月的一次巡逻中，我们的采访车和巡逻队的所有车辆全部深陷于可可西里著名的“鬼门关”。在那三天两夜里，我们和所有队员一样只吃了两根冰凉发硬的火腿肠；晚上合衣坐在车里，车外是零下5度的气温和肆虐的风雪！许多队员的耳朵冻得直流水。每天一早，渴了一夜的扎巴多杰一走出车门就趴在稀泥地上，埋头去喝车辙里积存的泥水，其他队员也纷纷效仿吸起泥水来……还有一次，在追捕盗猎分子十几天后，巡逻队已没有任何粮食，几名队员已出现严重的不良反映，他们只好去捡盗猎分子逃匿时吃剩扔掉的糌粑和烟头！
这就是可可西里的夏季！这就是扎巴多杰和他的“西部野牦牛队”。
我始终不能忘记在一次巡逻过程中，扎巴多杰坐在雪地上，一支冲锋枪靠在他的肩膀上，对我说：“我就不信中国没有环保，别人不做，我来做！”
1998年10月，也就是扎巴多杰在北京寻求活动经费期间，香港“地球之友”总干事吴方笑薇到“索里南达自然保护站”时，几位坚守在那里的野牦牛队员说：“已经断粮好几天了，没有油，没有肉，每天只能吃糌粑度日。”环保自愿者杨欣把带去的罐头送给又黑又瘦的队员时，他也不知道，队员们已经整整10个月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了。
也就是在这10个月里，发生了个别队员私卖羚羊皮的事件。
作为一部客观记录历史的文艺作品，《平衡》没有使用一句有可能产生主观导向作用的解说词。让事实说话，让历史说话是我创作《平衡》的基本原则。
个别媒体在“撤消西部工委”问题上大做文章，把“撤消”当成了贬义词大肆渲染。“撤消”是机构调整工作中常用的中性术语，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她）应该懂得这个常识。西部工委是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为解决可可西里长期多头管理问题，经中共玉树州委批准撤消的。西部工委八年的功绩没有、也不可能因必要的机构调整而被忽略，甚至抹杀，它已成为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永远地停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
2000年10月，由国家科技部等单位联合召开的“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国际研讨会”在昆明召开，《平衡》应邀在会上放映。放映结束后，几名国内外专家含着热泪过来和我握手，一个劲地说：“谢谢！太谢谢你了，能得到人们的理解，是我们这些环保工作者最大的安慰！”
2000年11月，《平衡》应邀参加上海国际电视节，分别在纪录片研讨会和复旦大学放映了两场，现场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数次报以热烈的掌声，许多人是含着热泪看完全片的。
“平衡”的片名是我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创作之后的思考结果，是在1998年5月给台里做书面汇报时取的名字；扎巴多杰是同年的10月1日晚在北京的一家招待所里说出的“平衡”两个字。一个月后，他在家里死亡。这中间有什么联系，我不敢想。
作为一名纪录片工作者，我深深地懂得客观、真实对于一部作品的重要性，深深地懂得一名新闻工作者的崇高职责。我个人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用片面的眼光来审视西部工委，而应以辨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西部工委的历史。
也许，《平衡》记录的就是人们寻找生态平衡，寻找心态平衡，寻找人文平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敏感的神经和经历正视现实的阵痛。但我相信，阵痛总会过去，现实必须正视，历史将证明一切。
尊重历史，我们都无法回避。
“就让他的死成为永远的谜吧”
记：这部片子从拍摄到后期制作总共用了多长时间？顺利吗？你所在的电视台是不是很支持？
彭：《平衡》从前期策划、拍摄，到后期完成，用了三年多时间，而且现在我仍然在继续关注可可西里，继续关注《平衡》的人物命运。今年5月，我又去了格尔木，记录了几名涉案队员，以及可可西里环境保护的现状，特别采访了目前主要负责可可西里自然环境管理的“保护区管理局”。我准备在有条件的基础上，把《平衡》一直拍下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
我是从1994年开始创作纪录片的，以前一直在搞专题片。台里对我一直非常支持，我报的选题从来还没有被“枪毙”过，申请的经费也从来没有被“克扣”过。当然，我是用每一个片子的质量取得了台里的充分信任。总的来说，我的创作环境是相对宽松的，这也是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考虑“跳槽”的主要原因（曾经有几个大台找我接洽过，希望去他们那儿工作）。
记：片子拍了当时野牦牛队巡山的很多细节，你是一直在连续不断地跟拍还是只有选择性地进去可可西里几次？
彭：可可西里是中国著名的“生命禁区”。那里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长时间地呆在那儿采访。你去过保护站，知道那里的气候。但可可西里腹地的气候与保护站周围的气候完全是两回事，那里更加恶劣！巡逻队也是每巡山一次都要撤出来休整一段时间。我们因工作设备等给养需要补充，就回到了成都。我们的设备很简陋，就是一台摄象机，一个脚架，连野外拍摄最起码的防风防雨的设备都没有，一遇到风雪，我们就靠自己的身子和几把雨伞来为器材遮挡。所以设备经常是不能正常工作。在去年的一次巡逻中，因为气温太低，还损坏了一台摄象机，只好中途返回成都。
记：扎巴多杰是1998年11月8日离世，你跟拍他一直到了10月，最后那个镜头，他的情绪很激愤，甚至说到了“连死都不怕”，这让我感觉他当时是不是有什么预感？
彭：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迷。我想，现在再去寻找扎巴多杰的死因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扎巴多杰的死能让我们理解到什么？感悟到什么？如果他的死能够唤醒更多的人的环保意识，能够揭示出我们在体制上的一些弊端，不要再让它成为我们工作的绊脚石，甚至带来一些无谓的牺牲的话，那么，就让他的死成为永远的迷吧。
记：你听到扎巴多杰死亡的消息，当时有什么感觉？你一直在拍他，关系应该很亲密，你肯定没有想到所拍的对象会以突然的，非正常死亡的方式为这部纪录片画上句号。这让人心里感到种特别的震骇。
彭：1998年9月，因严重缺乏经费，已无法维持正常巡逻工作的扎巴多杰来到北京寻求帮助。9月24日晚上，扎巴多杰结束了一天的演讲后，和我准备一起吃晚饭。我们听说当天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要播出故事片《杰桑.索南达杰》，由于我们下榻的招待所不能收看电影频道的节目，他决定找一家能看到电影频道的餐馆吃饭。在景山公园西门附近找到了一家能收到电影频道的小饭馆。当黑白屏幕上的《杰桑.索南达杰》播放到一半的时候，扎巴多杰已泪留满面，他哭着对我说：“只要有人理解，我就是死在可可西里也心甘情愿。”
让我久久无法相信的是，扎巴多杰最终没能死在可可西里。
11月8日晚，一颗充满疑点的子弹击穿了扎巴多杰46岁的生命！击碎了西部野牦牛队的希望！
我是11月10日下午得到扎巴多杰去世的消息的。当时我在机房里做我的另一个纪录片《背篓电影院》。一位我和扎巴多杰都熟悉的朋友打来电话，说扎巴多杰“走了”，我还责怪地说：“怎么会呢？他不是跟我约好了11月20日才一起去北京的吗？怎么就先走了？”但仅仅一分钟，我突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进一步追问之后，我呆了。我立即挂了电话，重新打到西部工委证实，工委的副书记梁银权哽咽地证实扎巴多杰已经死亡。在他还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时，我的眼泪已经默默地流到了嘴角……
我几乎是失去理智地直接把电脑的电源开关关掉，跑回办公室，用EMAIL与中央台的几个朋友联系，想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消息。眼泪一直无声地流淌着，同事们不停地点燃香烟递给我，谁也没有说话。
之后，我买了最早的航班赶到西宁，当我坐了几天的长途汽车赶到扎巴多杰家时，他刚刚天葬。那个和我在冰天雪地生死与共的康巴汉子永远地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消失得是那样的快，连让我最后看他一眼的机会也没给我！
听扎巴多杰的家里人说，扎巴多杰天葬那天来了很多的老鹰。他们认为，老鹰来得越多，逝者就越早进入天堂，越早脱离世尘的痛苦。
扎巴多杰终于带着他的梦随鹰背而去了。
11月13日上午10点，青海省环保局自然处的杨副处长非常悲痛地说：“目前正是可可西里盗猎的高峰期，扎巴多杰的去世，对可可西里的反偷猎斗争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11月16日，玉树州州委副书记丁显成坚定对我说，“扎巴多杰为可可西里乃至整个青海的环保事业做了很多工作，西部工委的工作很有成效。”
11月19日，青海省主管农林的副省长刘光和在办公室接受了《光明日报》、《中国环境报》、《成都商报》三家新闻单位记者的采访。刘光和副省长说：“扎巴多杰为保护野生动物做出了贡献，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不会停止，还要加大力度，青海省的财政再困难也要支持，当前要严厉打击盗猎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同时要加大新闻宣传力度，唤醒更多人的环保意识。”
扎巴多杰是悲壮的，野牦牛队是悲壮的。
“它（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更大的价值是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中国人在环境保护上的最感性、最原始、也是最文明的态度。”
记：在片中看到了一些我认识的人。像谢周、扎多等。感到很亲切。在保护站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提到野牦牛队的事，他们的神情都显出极大的落寞，比如谢周，我觉得他已经变得很忧郁。不知道你个人对野牦牛队总的感觉是怎样的？对它最终被解散的结局怎么看？对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整个前景又怎么看？
彭：关于对巡逻队的感觉，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在前面作了部分回答。至于对可可西里的前景的看法，我会在今后的《平衡续集》中回答，我不会在这里做任何推断和猜测（无非就是说些“我相信、我希望”之类的大道理），纪录片是用事实说话的。
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在片子里也占了比较大的比例。对这个民间性质的保护站，你的评价如何？你和杨欣都是成都人，可以谈谈你眼中的杨欣及他目前从事的事业吗？
彭：中国有很多事情其实办起来并不复杂，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去做。建立保护站的意义我想还不在于仅仅是为某个巡逻队提供了活动基地，它更大的价值是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中国人在环境保护上的最感性，最原始，也是最文明的态度。这种态度是需要勇气和能力才能表达出来的，而杨欣就具备了这两点。因此，他把这种态度树立在了可可西里。
有人说杨欣在环保事业上存在功利心，我不做评价，因为我不了解他这一点。但是，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把视觉的注意力放在杨欣在中国的环保事业里所做努力的意义上。他做的事并不算惊天动地，有很多人也许可以做，甚至做得更好。但是，杨欣已经做了。
记：你个人觉得环保在中国所受到的关注程度怎么样？从政府到社会、民间都可以谈。而且对这个问题的前景，你感到乐观吗？为什么？片子里扎巴多杰访谈部分，他眼里始终都是有眼泪的感觉，杨欣在海口演讲甚至哭了，他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卖20本书的镜头，让人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彭：可以肯定地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也会随之提高。毕竟，环境保护的力度最终是要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扎巴多杰、杨欣，西部工委，保护区管理局，还有许许多多致力于环保的人们，他们现在的一切努力正在使我们的国家一步一步走向文明，尽管这个过程有辛酸的泪水。
记：这部片子从拍摄到后期制作总共用了多长时间？顺利吗？你所在的电视台是不是很支持？
彭：《平衡》从前期策划、拍摄，到后期完成，用了三年多时间，而且现在我仍然在继续关注可可西里，继续关注《平衡》的人物命运。、今年5月，我又去了格尔木，记录了几名涉案队员，以及可可西里环境保护的现状，特别采访了目前主要负责可可西里自然环境管理的"保护区管理局"。我准备在有条件的基础上，把《平衡》一直拍下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
我是从1993年开始创作纪录片的，以前一直在搞专题片。台里对我一直非常支持，我报的选题从来还没有被“毙”过，申请的经费也从来没有被"克扣"过。当然，我是用每一个片子的质量取得了台里的充分信任。总的来说，我的创作环境是相对宽松的，这也是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考虑"跳槽"的主要原因（曾经有几个大台找我接洽过，希望去他们那儿工作）。
记：片子结束时，我终于看到了你们工作的一些镜头，像打着伞替摄象机挡风雪，像你在清水河（是那里吗？）洗脸时冷得跳起来，心里特别有感触。那一定是很艰辛的一段日子（你们当时到那样高海拔的地方工作，有高原反应吗？）谢周唱歌敬酒为你们送行，那也是很珍贵的一种感情。拍了这个片子以后，你自己的心情怎样？对你的生活有什么重要影响吗？会不会有些什么东西是与以前不同了呢？
彭：实在有点累了，前几天得了急性肠炎，现在还有点发烧。我会给你寄些VCD，其中有张是《记录平衡》，你看看，也许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记：我不太了解你的工作背景，可以介绍一下吗？比如现在主要做什么，还有其他什么作品等等。
彭：这个问题在“彭辉简历”中有。
记：我跟一些朋友一起看《平衡》，我们都觉得这部片子拍摄的理念很独特。特别地内敛，不张扬，质朴。没有一点刻意煽情的东西，没有一句解说词，除了谢周的歌，也没有其他过杂的音乐背景，而且你是特意将自己隐在这个场景的背后。这都是我们很直接地感性认识，因为不做这一行，不能从专业角度分析。你自己可以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吗？有没有从金鹰奖那方面传递过来的评价信息？
彭：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也是我创作纪录片的一个始终坚持的基本观点：“我试图想把纪录片的创作看成是对生活的复制” 纪录片工作者就是有责任把你看到的最原生态的东西展示给观众，否则就不叫纪录片。这种“原生态”是最能体现纪录片的真实性的。那么，体现这种“原生态”的创作方式有很多种，但对《平衡》而言，我至今仍然认为只有一种，那就是我现在采取的“不要解说词，由主人公扎巴多杰主述”的形式。因为这个巡逻队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任何一个声音来做解说都无法达到扎巴多杰自己讲述的震撼力。由于扎巴多杰的人格魅力，他在片中毫无掩饰地讲述了巡逻队的功绩和缺陷，赋予了《平衡》“真实”的生命。我很满意我坚持了这种创作形式。
我没有从金鹰奖方面得到任何评价的信息，甚至到现在我也没有收到获奖的正式通知。
记：《平衡》是不是在匈牙利获过奖？这次获金鹰奖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我在做专版时可以向读者透露这个信息，并以此为新闻背景吗？
彭：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十二届匈牙利国际艺术电影节上，《平衡》和我的另一部纪录片《空山》都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当时有30多个国家的一千四百多部影片参赛，有15部作品获得提名）最终是《空山》赢得最高奖———评委会大奖。颁奖后，电影节主席告诉我：“《平衡》和《空山》都很好，《平衡》很震撼，但较之《空山》来说比较难理解，《空山》更容易看懂。”毕竟是外国人，他们对我们国家的一些机构不太理解，而这正是《平衡》所要表现的。
金鹰奖是我国电视艺术的最高奖。我曾经三次获提名，但最终无缘“金鹰”。虽然这几年频频在国际上，以及在国内纪录片的专业评比上获奖，但金鹰奖一直是个空白。实话实说，本来今年我不想参加金鹰奖的评选的，因为金鹰奖需要观众投票这个特殊性，使我早已失去了信心。毕竟，关注纪录片的观众并不多，喜欢看的，又看上你的片子的，然后还要上街掏钱买选票，还要为你跑趟邮局的观众更是不会多。但我还是按要求，习惯性地报了名。获奖的消息还是成都的一个不认识的文化记者打电话告诉我的，他说组委会在北京刚刚召开了发布会，公布了全部的获奖名单，《平衡》不仅获了奖，还是纪录片的第一名，最佳长篇纪录片。这消息很好，也很突然。我问他：金鹰奖不是应该在颁奖晚会上公布获奖名单吗？怎么提前公布了？他说今年改了。我想应该证实一下，就按照那个记者提供的方式在网上查，结果我就乐了。不光是我得奖的问题，关键是《平衡》得了奖。从拍摄，到制作，再到舆论，到谣言，三年多时间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不容易啊！巡逻队不容易，《平衡》不容易，得奖不容易，得金鹰奖就更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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