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的上海对话

彭辉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央视网 2012年06月07日 15:01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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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上海一周》记者

记者：在《平衡》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你还准备拍摄相关题材的影片吗？扎巴多杰死了，野牦牛队没有了，你还准备进可可西里吗？

彭辉：寻找“平衡”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过程，目前《平衡》的成功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我当初创作《平衡》的理念，应该是通过扎巴多杰，通过野牦牛队这样一个侧面，来反映中国基层环保组织的现状。扎巴多杰死了，野牦牛队不存在了，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终止。所以，我在完成了目前手上的一个大型系列片之后，我还会继续寻找我的“平衡”。事实上，去年我已经重返格尔木，开始创作《平衡续集》，已经拍了一部分素材。我相信，只要我有足够的创作经费，有完成创作的其他基本条件，我会努力完成这个续集，哪怕有一些未知的困难（包括人为的）。我也相信，续集中的《平衡》将更具有震撼力！  

记者：听说你换了4个助理？按照许多人看到你的第一眼的感觉，你是一个奶油书生，很多当地人都顶不住了，你的身体有没有遇到困难？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支持你继续下去的是什么？

彭辉：哈哈，还是那句老话：人不可貌像。我的毅力、耐力与我的长相是绝对不成正比的。很多不熟悉我的人都以为我是长期在充满空调的办公室里成长的“白领”。事实是，我长期都在野外工作，而且最近六、七年都是在不具备生存条件的恶劣环境里创作。拍《平衡》的工作环境是零下二十多度，并且严重缺氧的高寒地带。我的摄制组一般都是三个人：一个摄像助理，一个生活剧务。结果除了农村来的生活剧务一直坚持下来外，摄像助理是去一个换一个，每次进可可西里的助理都不一样。

我作为一个热爱纪录片的电视工作者，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很自愿地就干下来了。我在这几年的创作中，最严重的高原反应就是心脏疼、头疼。在可可西里的日子，基本上就没有真正睡着过，头疼得很厉害；在拍摄中，我们干的是体力活儿，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原扛着几十斤的器材，有时为了抢拍镜头，还要拿着器材奔跑，心脏的负荷可想而知！那几年，总是有一种针扎的疼痛在心脏附近陪伴着我。

我拍纪录片是自愿的，台里从没有给我施加任何压力，也没有什么指标，全是因为我的“一腔热血”。所以，我要对得起我自己，我必须坚持，必须要得到一个结果。否则，我就不配做纪录片。

记者：据说有一次抓捕偷猎者的时候，你扛着摄像机冲在最前边？俗话说子弹不长眼睛，你有没有想到“片子未成身先死”？片子中间的一个现场追捕的场面中，你们和偷猎者距离很近，你有没有防弹措施？

彭辉：说实话，谁不怕死？尤其是事儿还没做完的时候。但在那样一种紧张、危险，又掺合着刺激的气氛下，我没有任何时间去想任何问题，就一个条件反射：拍下来！这也许跟我拍了十几年的新闻有关。那次我是扛着摄象机一口气跑到两个盗猎分子跟前的，事后想想真的挺可怕。还好，我遇上的是俩胆小的，子弹又打完了，汽车也没油了，加上我们人多，又有冲锋枪，事先已经鸣枪警告过，所以没有发生冲突，抓捕很顺利。
在可可西里，就没听到过“防弹”一说，他们连饭都吃不饱，哪来的钱买防弹衣！我要“防弹”很容易，那就是别去。

记者：扎巴多杰的死因至今没有准确的说法，甚至有关于他是自杀的说法，你的片子中也没有着重去说明，在影片背后，你还有什么没有说的没有？

彭辉：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迷。我想，现在再去寻找扎巴多杰的死因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扎巴多杰的死能让我们理解到什么？感悟到什么？如果他的死能够唤醒更多的人的环保意识，能够揭示出我们在体制上的一些弊端，不要再让它成为我们工作的绊脚石，甚至带来一些无谓的牺牲的话，那么，就让他的死成为永远的迷吧。            

记者：在扎巴多杰死后，你用了一个星期赶到他的家中，说说你得到消息以后，在飞机、汽车上的感受，你在想什么，作什么？

彭辉： 1998年9月，因严重缺乏经费，已无法维持正常巡逻工作的扎巴多杰来到北京寻求帮助。9月24日晚上，扎巴多杰结束了一天的演讲后，和我准备一起吃晚饭。我们听说当天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要播出故事片《杰桑.索南达杰》，由于我们下榻的招待所不能收看电影频道的节目，他决定找一家能看到电影频道的餐馆吃饭。在景山公园西门附近找到了一家能收到电影频道的小饭馆。当黑白屏幕上的《杰桑.索南达杰》播放到一半的时候，扎巴多杰已泪留满面，他哭着对我说：“只要有人理解，我就是死在可可西里也心甘情愿。”

让我久久无法相信的是，扎巴多杰最终没能死在可可西里。

11月8日晚，一颗充满疑点的子弹击穿了扎巴多杰46岁的生命。

我是11月10日下午得到扎巴多杰去世的消息的。当时我在机房里做我的另一个纪录片《背篓电影院》。一位我和扎巴多杰都熟悉的朋友打来电话，说扎巴多杰“走了”，我还责怪地说：“怎么会呢？他不是跟我约好了11月20日才一起去北京的吗？怎么就先走了？”但仅仅一分钟，我突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进一步追问之后，我呆了。我立即挂了电话，重新打到西部工委证实，工委的副书记梁银权哽咽地证实扎巴多杰已经死亡。在他还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时，我的眼泪已经默默地流到了嘴角……

我几乎是失去理智地直接把电脑的电源开关关掉，跑回办公室，用EMAIL与中央台的几个朋友联系，想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消息。眼泪一直无声地流淌着，同事们不停地点燃香烟递给我，谁也没有说话。

之后，我买了最早的航班赶到西宁，当我坐了几天的长途汽车赶到扎巴多杰家时，他刚刚天葬。那个和我在冰天雪地生死与共的康巴汉子永远地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消失得那样的快，连让我最后看他一眼的机会也没给我！听扎巴多杰的家里人说，扎巴多杰天葬那天来了很多的高原秃鹫。他们认为，秃鹫来得越多，逝者就越早进入天堂，越早脱离世尘的痛苦。扎巴多杰终于带着他的梦随鹰背而去了。

记者：你在扎巴多杰灵前点燃的是什么？中间有什么故事？你赶到扎巴多杰的家的时候，我们看到你还在拍摄，作为记录者主人公的朋友，谈谈你的当时的感想？

彭辉： 那是1998年10月，我和扎巴多杰从北京回来后，我给《成都商报》写的一篇特稿，题为《保卫可可西里》。报纸一登出来，我就给扎巴多杰去电话，他很高兴，说11月20 日我们再去北京时带上报纸，结果几天后他就去世了。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他家，在征得家属同意后，我采用汉族的方式，把那份他很想看到的报纸点燃了……

扎巴多杰是我从事记者工作16年来最为敬佩的县级干部之一。在我看来，扎巴多杰的人格魅力在于他能与队员同甘共苦、不分彼此的同时，从不隐瞒自己的不足，乃至错误，更为可贵的是，他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纠正自己的一些不规范的行为，这一点在有些干部的身上是难以做到的。在《平衡》中，扎巴多杰面对观众说出了一些实际上很不利于他自己形象的大实话，这是他做人的坦荡之处，这也是我为了保持《平衡》客观性所作出的一点努力。

扎巴多杰曾对我说：“我不怕盗猎分子，他有枪，我也有枪，我怕的是大自然。”可可西里的气候极为恶劣，一旦天气变化或是车子陷进泥潭，进不去也出不来，十分危险。在1998年8月的一次巡逻中，我们的采访车和巡逻队的所有车辆全部深陷于可可西里著名的“鬼门关”。在那三天两夜里，我们和所有队员一样只吃了两根冰凉发硬的火腿肠； 晚上合衣坐在车里，车外是零下5度的气温和肆虐的风雪！许多队员的耳朵冻得直流水。每天一早，渴了一夜的扎巴多杰一走出车门就趴在稀泥地上，埋头去喝车辙里积存的泥水，其他队员也纷纷效仿吸起泥水来……还有一次，在追捕盗猎分子十几天后，巡逻队已没有任何粮食，几名队员已出现严重的不良反映，他们只好去捡盗猎分子逃匿时吃剩扔掉的糌粑和烟头！

这就是可可西里的夏季！这就是扎巴多杰和他的“西部野牦牛队”。

我始终不能忘记在一次巡逻过程中，扎巴多杰坐在雪地上，一支冲锋枪靠在他的肩膀上，对我说：“我就不信中国没有环保，别人不做，我来做 ！

记者：扎巴多杰说：“我总觉得这一点，我到现在心里不平衡，他妈的，保护的时候我们保护，事情我们办，拿钱的时候是别的人拿，……我对一两个王八蛋我忍，我死都不怕！”扎巴多杰说的一两个王八蛋是谁？你好像一直有很多难言之隐？

彭辉：这个问题也许只有扎巴多杰能回答。

记者：回过头来，你是如何看可可西里的？从一个同行的角度，你觉得索南达杰、扎巴多杰的死后可可西里的环境保护有没有改善？

彭辉： 中国有很多事情其实办起来并不复杂，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去做。索南达杰、扎巴多杰、野牦牛队所做的一切的价值是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中国人在环境保护上的最感性，最原始，也是最文明的态度。这种态度是需要勇气和能力才能表达出来的，因此，他们把这种态度树立在了可可西里，树立在了中国。

可以肯定地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也会随之提高。毕竟，环境保护的力度最终是要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扎巴多杰、西部工委、保护区管理局，还有许许多多致力于环保的人们，他们现在的一切努力正在使我们的国家一步一步走向文明，尽管这个过程有辛酸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