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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记者吴晓铃
2004年，电影导演陆川的故事片《可可西里》，以冷静、克制的笔法呈现出可可西里打击盗猎者的故事，一举打动众多影迷。
很少有人知道，陆川拍摄《可可西里》，灵感来自一部名叫《平衡》的纪录片。这部关注可可西里的卫士、西部野牦牛队挣扎与绝望的纪实作品2000年问世之时，曾引起轰动，甚至直接影响了在欧洲的藏羚羊绒制品的销售。它的作者，就是来自成都的著名纪录片导演彭辉。
12年过去，可可西里屠戮藏羚羊的枪声已渐渐远去，荒凉的高原无人区不时可见它们奔跑跳跃的身影。彭辉却仍然没有放下他的摄像机。从2000年至今，他继续关注着这片神秘高原上有关“平衡”的生命轨迹：那些为保护可可西里付出青春的卫士们当下的境遇如何？被称之为“穷凶极恶之徒”的盗猎者究竟有多少隐情？关于可可西里藏羚羊和矿产保护的话题，在他即将完成的作品《平衡2》里，仍在继续。
(小标）见证反盗猎，他们险被暴风雪吞没。
楷体：荒芜人烟的可可西里腹地，3辆“野牦牛队”的巡逻车从结冰的湖面开过。这是《平衡》里的一个画面，也是彭辉第一次与“野牦牛队”一起巡山的情景。从1997年底开始，他多次见证了“野牦牛队”与大自然以及盗猎分子抗争的点点滴滴。
2011年12月初，彭辉得到一条令他振奋不已的消息：当年参与盗猎及枪杀索南达杰案件（1994年，西部工委首任书记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与18名盗猎分子枪战中牺牲）的6名盗猎者逃亡17年后，投案自首。”彭辉立刻率领摄制组飞往西宁。他的《平衡》续集，一直期待走进盗猎分子的心理世界。
“事实上，当年我立项拍《平衡》时，最初是想记录一个盗猎与反盗猎的过程，以为像一部充满枪战场面的西部片，那样的话，显然就单纯了。”彭辉今日言及当时创作《平衡》时说道：当他走进可可西里，结识了扎巴多杰（索南达杰继任者，野牦牛队队长），并且深入可可西里腹地参与巡山之后，他才发现，这群为可可西里付出了青春乃至生命的保护神，其自身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因来自某些社会层面的压力而在内心积聚的冲突、纠结、矛盾和痛苦，更值得记录。
扎巴多杰曾经对彭辉说过一句话：“碰见盗猎者并不可怕。他们有枪，我们也有，而且我的枪法好。最可怕的还是可可西里的气候，来自大自然的威胁。”彭辉和队员们第一次巡山，便感受到了大自然带来的死亡恐惧。
那是1998年的8月下旬。成都还是炎炎夏日，但在可可西里腹地，已经是冰天雪地，气温降到了摄氏零下几度。彭辉开着一辆吉普车，带着两名助手，跟随野牦牛队沿着库赛湖向更为险恶的太阳湖一带进发。20多天过去了，没有发现有盗猎的痕迹。但就在这时，当经过名叫“鬼门关”的一片烂泥滩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原本应该是冻土的地方，在中午气温回升后化成了一片烂泥滩。彭辉和队员们乘坐的两辆吉普和一辆运载汽油的卡车，底盘全部深深陷入泥浆，动弹不得。无人区不可能有外界的援助，也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如果开不出泥沼，靠两条腿根本就走不出这几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那就意味着等死。为了把车轮从淤泥里挖出来。扎巴多杰的两个儿子和队员，二话不说就跳进了泥滩，用手一把一把地往外掏淤泥。
一整天下来，毫无动静。当晚，所有人合衣坐在车上，听着车窗外鬼哭狼嚎般的风声，雪块、冰雹轮流袭击，心情复杂。为了捕捉到疲惫不堪的队员们第二天的第一状态，次日早晨不到5点，彭辉第一个走出吉普车，把摄像机对着巡逻车，静静地等候。不久，一个满身污泥的队员疲惫地走下车，趴在稀泥地上，埋头去喝车辙里积存的泥水。第二天晚上，陷在泥里的车辆还是没有动静。一向乐观豁达的扎巴多杰这时悄悄嘀咕了一句，“这下惨了！”站在身旁的彭辉从扎巴多杰的情绪里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受到威胁的恐惧。幸运的是，第三天，两辆车终于从泥滩里爬了出来。此时，整个队伍已经有一天半没吃任何东西了，彭辉车里最后十几根冻得发硬的火腿肠早已给大家分掉，十几箱矿泉水也在两天前全部喝完，这时的摄制组和巡逻队在广袤的高寒无人区感受了饥寒交迫的残酷。好在这天深夜，队伍终于到达库塞湖检查站，工作人员迅速为他们下了一大锅没有任何调料的挂面，所有人没说一句话，吃得异常贪婪、享受。
这种被暴虐的大自然袭击的遭遇，不止发生了一次。一次巡山中，暴风雪驱散了装载备用汽油的供给车。没有了汽油，巡逻队完全有可能开不出可可西里腹地。大家赶紧打信号弹，但在天地一片苍白的风雪里看不到一丝的亮光；再打了几梭子冲锋枪，仍然被暴风雪的呼啸声吞没。“不能这样等下去，这样的话我们都走不出去！”队长扎巴多杰果断作出决定：凭着长期在可可西里巡逻的经验，判断方向，抄近道返回保护站。一天之后他们靠着车里的一点备用油终于回到了保护站。两天后，那辆供给车也凭着感觉开了回来。
对一个以反盗猎为主线的纪录片而言，与盗猎者正面遭遇一直是彭辉所希望记录到的。1999年5月，机会来了。野牦牛队得到消息：有人进山盗猎！刚刚拍完扎巴多杰去世（1998年11月8日晚，扎巴多杰在家中被一颗77式手枪子弹从耳根后近距离击穿头部身亡）回到成都的彭辉，又立刻赶回可可西里。那时，已是梁银权出任西部工委第三任书记和野牦牛队队长。几天后，在可可西里腹地的一个大峡谷中，梁银权派了七八个队员开始沿着峡谷两侧包抄。透过摄像机的长焦镜头，彭辉看到远处有一辆吉普车一动不动。队员们先喊话，再鸣枪，吉普车上没有任何反应。但近处的队员清楚地看到车内有两名男性，车外晒着数十张藏羚羊皮。“抓下来！”十几分钟后梁银权一声令下，队员们迅速将吉普车团团包围。彭辉扛着摄像机跟在梁银权身后快速跑到现场，长达十几分钟的镜头完整地记录下抓捕两名盗猎者的全部过程，但因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原扛着沉重的机器剧烈奔跑，彭辉两眼发黑险些晕倒。事后查明，两名盗猎者的三支半自动步枪已经全部上膛，但看到巡逻队员人数众多，并持有冲锋枪，才选择了缴械；而之所以躲在峡谷没有逃跑，是因为汽车没油了，只好一边晒皮子，一边等待救援。这一次，他们杀害了近百头藏羚羊。
（小标）《平衡》震惊欧洲，成《可可西里》拍摄蓝本
楷体：2000年底，彭辉耗时3年半拍摄的《平衡》面世，震惊中外。陆川以此为蓝本拍摄了《可可西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区负责人说，这部片子直接影响了欧洲藏羚羊绒制品沙图什市场的萎缩
2011年12月底，彭辉和当年野牦牛队的几名队员在西宁见面了。曾经生死与共的朋友多年后相见，不免一番畅饮。之后，彭辉请队员们来到自己下榻的宾馆，在电脑上一起重温纪录片《平衡》。看到电脑屏幕里青春的自己，一群40多岁的大老爷们儿泪流满面。虽然青春不再，但他们知道，正是当年“野牦牛队”满腔的热血和英勇的付出，才让濒危的的藏羚羊和其他野生动物得到了保护和繁衍。
在1992年以前，每年都有五六万人进入可可西里淘金。而随着藏羚羊绒制品“沙图什”（波斯语为：羊绒之王）在西方的走俏，可可西里每年至少有2．5万只藏羚羊遭到猎杀。彭辉说，在此之前，沙图什利益链的最高端，一直宣扬这种羊绒是自然脱落，是藏羚羊在换毛季节，在树上蹭掉的。因此，能够从戒指指环里穿过的精美“沙图什”成为富豪和显贵们争相购买的炫耀品。但是《平衡》以真实的画面，戳穿了这个谎言。
2000年底，历时三年半的艰苦拍摄，彭辉终于在北京剪出了即将震撼国内外的长篇纪录片《平衡》。就在这时，由国家科技部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国际研讨会”在中国昆明召开，彭辉应组委会的邀请，携带长达168分钟的《平衡》来到会上播放，这是《平衡》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放映，来自全球的一百多名环保人士静静地观看着这部拷问人类良知与无奈挣扎的纪录片。当看到立志保卫可可西里的扎巴多杰从北京、成都辗转回到家后突然中弹身亡时，现场一片哽咽声，一名坐在彭辉身旁的老者竟忍不住用颤抖的双手狠狠地拍打着桌子，无声的泪水已浸满脸颊.......放映结束后，十几名专家含着眼泪争着来到彭辉跟前，紧紧地握着彭辉的手说：“谢谢，谢谢你，谢谢你的片子，只要有人们的理解，我们这些搞环保的就是死了都心甘情愿啊！”这时的彭辉也激动的泪流满面，说不出一句话来。会后，WWF的中国区负责人找到彭辉，希望向他购买《平衡》的播映权。对方告诉他，基金会到处去演讲“沙图什”美丽的背后是对藏羚羊无情的猎杀，却几乎没人相信。现在，他们要用纪录片告诉世界这个残酷的真相。
彭辉默许了对方的要求，复制了一套光碟送给WWF，没有索要一分钱。后来，WWF中国区负责人给彭辉发邮件，欣慰告诉他在全球播放《平衡》之后，“沙图什”在欧洲的市场逐渐萎缩，彭辉和他的作品，功不可没。再后来，《平衡》在日本NHK电视台播出后，不断有人打电话给彭辉要求给野牦牛队捐款，让他告诉联系方式。
事实上，彭辉的《平衡》，还是陆川拍摄《可可西里》的蓝本。当年有一名深圳的纪录片导演指责《可可西里》抄袭了他的纪录片，陆川曾气愤回应，“在拍摄电影之前，我只看过彭辉的《平衡》以及央视关于藏羚羊的报道。”
“我一直叫彭辉是哥哥！”陆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年，风华正茂的陆川拍了电影《寻枪》后一直陷入没有好剧本的苦恼，这位著名作家陆天明的儿子很想拍部有点西部色彩的电影。恰好在此时，《平衡》进入了他的视野。在《可可西里》一片中，他把拍摄《平衡》的导演彭辉演变成了片子里的记者尕玉，电影里的部分台词，也直接采用了《平衡》里的对话。2004年，《可可西里》到成都做宣传，陆川恳请彭辉到电影院观看，“因为他是可可西里保护史的见证人，我觉得他对我的电影最有发言权。”
“其实一开始我非常抗拒看这部电影。”彭辉呵呵笑着回忆。1997年至1998年间，野牦牛队的队员们因连续10个月发不出工资，在这样的情况下，个别队员悄悄卖了一些缴获来的藏羚羊皮，每人分了4000块钱。扎巴多杰得知后非常恼怒，责令从队员的工资里扣除。扎巴多杰去世后，有人旧话重提，野牦牛队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我特别担心陆川的这部电影刻意回避西部工委，忽略野牦牛队。”然而，陆川自信地对彭辉说：“我相信你看完以后会给我一个拥抱”。陆川以坚定的诚意把彭辉“逼”进了影院，当彭辉看到片子的开头：一个盗猎者敲开了队员们的车窗，一句“你们是西部工委的吗？”得到肯定回答后，无情地枪杀了队员。彭辉在影院里激动得双腿发抖。他认为陆川在用良心拍摄这部电影。电影结束后的媒体见面会上，他热情地给了陆川一个拥抱。
（小标）续拍《平衡》，他们是一群不该被忘记的人。
楷：电影《可可西里》的结尾，巡逻队长被盗猎分子残忍地枪杀了；《平衡》里，两任队长在现实中也相继中弹身亡。12年后，彭辉继续走近英雄的后继者，以及和他们对立的盗猎分子。
2011年12月16日，可可西里腹地的一个无名湖边，扎巴多杰的儿子秋培扎西，坐在了湖边接受彭辉采访。13年前的1998年8月，扎巴多杰启程赴北京为野牦牛队募款时，也曾坐在这里，对着彭辉的镜头，接受了长达3个小时的采访，这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在可可西里接受采访。13年后，物是人非。
彭辉这次赴青海拍摄，除了采访盗猎者，记录当年野牦牛队队员的生活现状，是另一大主题。“当可可西里获得的关注越来越多，野牦牛队的后继者们早已告别了发不出工资的尴尬。他们当年四处漏风的北京吉普，已经换成了四轮驱动的越野，车上还有电台和卫星电话，装备充足，据说每个月工资也有三四千元。”然而，随着扎巴多杰的离世，西部工委被撤销，部分野牦牛队队员并入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但因种种原因，大部分队员都相继被迫离开了管理局。
“他们是一群不该被忘记的人！”彭辉说。这次前往青海，他把当年在野耗牛队一起巡山的六七名队员约了出来。这些人离开野牦牛队之后，如今大多赋闲在家。名叫扎江的队员，女朋友半年前和他分手，因为他没有钱，而且又在可可西里落下了一身的病；耐美才仁则在治多县与一个姐姐相依为命；因为不是城镇户口，多次招工都与他无缘；当年《平衡》里趴在车辙边喝泥水的江文扎西，也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等疾病。就在去年底彭辉重返西宁时，江文扎西突发脑溢血，住院抢救。彭辉去医院探望他时，发现他已经骨瘦如柴。那晚，一群当年出生入死的朋友，挤在彭辉入住的窄小宾馆看《平衡》，感慨得泪流满面。
彭辉说，2002年3月，他曾经专门去过一次格尔木，“因私卖藏羚羊皮事件而再次被处理的涉案队员与盗猎分子关在一起，看守所的一名工作人员带话出来，一名队员已被盗猎分子打伤了双膝，要家属想办法带点白药进去。”彭辉为此事再次回到格尔木跟踪记录。
几年后，扎巴多杰的两个儿子，又先后回到了父亲牺牲的地方。扎巴多杰的大儿子是可可西里的一名森林公安。2010年，他的二儿子秋培扎西也进入了管理局。在当年父亲接受采访时的湖边，秋培扎西和彭辉聊着同样的话题。说到父亲的时候，秋培扎西的眼眶红了。他解释自己一定要进入管理局的原因，“我的舅舅和父亲都死在这片土地上，我希望能在环保的过程中，见到所有逃犯被抓到的一天。”
彭辉说，他这几年一直希望能够接近盗猎分子，挖出这条利益链最幕后的掌控者，可惜一直没有成功。而这次有机会面对几位自首的盗猎者，他希望以中立的态度去了解他们参与盗猎的真正缘由。
“你逃亡的这17年，日子过得怎么样？”坐在盗猎者对面，当彭辉故意用很平静的语气提问时，一位盗猎者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他告诉彭辉，他没开枪没杀人，但在索南达杰被枪杀后，为躲避追捕，只能过上逃亡的生活。去黑煤矿挖煤，到新疆隐姓埋名摘棉花。有好几次，当地公安机关要求他拿身份证把暂住证办了，不敢公开身份的他越想越绝望，终于在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割喉自杀。幸好他痛苦得掉下床时发出声音，妻子才把他送进医院抢救过来。
采访中，彭辉还发现有的人盗猎的原因简单得让人唏嘘。一位30多岁的盗猎者告诉彭辉：17年前，只有十几岁的他向父亲提出自己想要一件新衣服，但穷困的父亲却给了他一个耳光，责怪他不懂事。被父亲打跑后，恰好村子里有人在招募打猎同伙，他就跟着去了。没想到这一去便卷入索南达杰枪杀案，从此逃亡17年。
“这些盗猎者，只是利益链最低端的一环。”彭辉说，盗猎者每次进可可西里，加上汽车、汽油、枪支弹药、食品、维修等费用，没有四五万下不来，这对于普通的打猎者来说根本不可想象，他们只能仰仗“老板”投资。而这样的结果，便是他们每猎杀一头藏羚羊，羊皮卖500元，除去成本，每人只能分二三十元，而那些掌控这条利益链的幕后黑手才是最大的赢家。所以，只有靠量来提高这些普通盗猎者的利润，这也是那些年藏羚羊遭到疯狂捕杀的主要原因。
野牦牛队自成立至撤并，共破获盗猎案件数十起，查缴藏羚羊皮近万张。野牦牛队的反盗猎成绩举世瞩目。
今年五六月，彭辉计划着再去一两次可可西里，“这是藏羚羊产仔的季节，我希望再次拍到一个抓捕的镜头。这样，《平衡2》在拍摄12年后，可以画上一个带有疑问的句号。”彭辉说：沙图什市场的萎缩，并不意味着盗猎行为的终止。怎样防止更多的人沦为盗猎者？中国边缘地区的环保之路该如何继续？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平衡”该如何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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