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国内培养广播电视人才的最高学府——中国传媒大学把一个地方电视台导演拍摄的纪录片作为研究生的必读教材;这位地方电视台导演执导的纪录片《农夫和野鸭》获得第九届世界自然·野生生物映像节亚洲大洋洲奖,评委会主席日本人羽田说:“我看到了中国纪录片的进步”;这位地方台导演的新作《黑尾鸥之生死》与央视纪录巨片《敦煌》并列第五届“纪录·中国”奖一等奖,这位地方台的导演就是大连电视台纪录片导演李汝建,他坚守16年,岁岁有作品,年年有影响,用心用力,为大连纪录片在全国,乃至世界博得宝贵而炫目的一席之地。
与李汝建老师面对面,让你感觉他仍在时刻纪录着你:你是一个方框中的你,这个方框就是摄像机取景框;初次见面,你在他那里已经有了一个轮廓,接下来他要细细地读你。你不禁想问:那两片镜片透出的目光中到底蕴藏了多少洞悉社会、品味人生的智慧?他那些探索自然、拨动心弦的作品究竟有怎样的魔力?
A.
观海路:
展现真实的中国
第一部为李汝建带来国际大奖的作品是他于2002年拍摄的纪录片《海路十八里》,在这部仅有21分钟的电视片中,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解说词,只见或晴天里、或雨天中,人们三五成群,蜿蜒走向退潮的海里、劳作的场面、归来的人们和沉甸甸的收获,只闻一行挖蚬人走在海滩的脚步声、伴飞海鸥的鸣叫声、铁耙子与海水、泥沙擦碰的声音、人们偶尔的笑声、说话声……乍现一幅海边人家以海为生、有声有色的原生态劳作图。这部纪录片打破了传统专题片主题先行、人声喧闹的常规打法,被称为是中国纪录片形式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并迅速走向国际,获得第十七届法国FIPA国际电视节特别提名奖,可以说是一路飘红,获奖连连。
李汝建说:“这部片子是在庄河海洋村拍摄的,它拿了那么多国际大奖,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国外想了解真实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我就是告诉他们,在中国有这么一个渔村,村里的人是这么工作的,他们的收入是多少,海路和路人就给人一种印象。片中没有一句解说词,是因为任何解说词都会冲淡客观性和真实性,这一点也恰恰是国际上对纪录片普遍的认识标准,看似无声却有声。”
在交谈中,李汝建不止一次地提起创作对象化,“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为中国发声,千万别孤芳自赏。”
从李汝建那里知道,那条十八里长的海路好像更加延长了,因为生长在浅滩里的蚬子不多了,海洋村的挖蚬人已经开始驾着船到深海中去找生活去了,2002年的那条海路真的成为历史了。
B.
求生存:
谁是最后的胜者?
李汝建说了句“创作者的心有多大,眼前的生活就有多大。”他那部旷世佳作《农夫和野鸭》可能会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2004年,大连本地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李汝建为之一动,这条新闻是某地三万野鸭导致百亩良田绝收。正是这条新闻把李汝建引领到种粮大户张立民和那群与他作对的斑嘴鸭面前。“媒体人要关注时下的兴趣点,现在人们关注生存、生态、环境、法治与民主,种粮人和野鸭就至少涉及了生态、生存和环境三个关注点,这一定是个好题材。”
李汝建为《农夫和野鸭》布下两条线,一条是以一只李汝建为它起名为“阿兰”的斑嘴鸭,记录它的求偶、产卵、孵化为线;另一条是以稻田承包人张立民育种、插秧、收获过程为线。以阿兰在前三次孵化失败,第四次孵化成功却不幸被捕鸭人捉住和老张的稻田没有被斑嘴鸭偷食而丰收结尾。片中的叙述以悬念递进,不断透露出这样的大命题:人鸭相争,谁是最后的胜者?三百亩滩涂上,究竟谁是真正的主人?
李汝建说拍纪录片是用你的生命去陪伴另一个生命,在拍摄斑嘴鸭的一年时间里,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随时开机,捕捉斑嘴鸭出乎意料的举动。“我们向当地农夫了解,他们说斑嘴鸭胆小、嗅觉灵敏,所以我们在给斑嘴鸭的窝安装探头时,事先都戴上皮手套,用手套在窝周围的草上摸一遍,让气味蔓延开来,为的是不引起母鸭的注意,因为母鸭一闻到人的味道,马上就弃蛋离窝,所以周围到处都能发现这样的弃蛋。”
在摄影探头的另一头,200米外的工作车上,李汝建两眼紧盯着监视器,20多天后,斑嘴鸭生产、孵化的完整过程被记录下来。市里一些动物专家看完片子后说,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这样完整孵化的影像,李汝建说,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
拍摄中,李汝建遇到的意外之喜远不止这个,他说片中胆小的斑嘴鸭第四次做窝时,就在稻田承包人张立民坐着的地方,伸手可及,可这时幼鸭即将破壳而出,母鸭卧在蛋上,丝毫不怕近在咫尺的人类,一动不动。为了后代,勇气战胜了怯弱,显示出伟大的母性。
在片子的最后,李汝建又抛出那个大命题:农夫和野鸭,谁是胜者?李汝建说:“人鸭大战的结局是剩下的滩涂又被承包了,野鸭被赶走了,农夫丰收了,好像农夫是胜利者,但是丰收后,大米的收购价格又降了,面对市场,农夫还是胜利者吗?”
正是这部片子赢得世界自然·野生生物映像节评委会主席羽田评语:“看到了中国纪录片的进步,为中国纪录片人有如此关注生态并提出新课题而感到高兴。”李汝建说:“我听出来了,他的潜台词是中国在进步。”
C.
看民生:
用七年时间拍了一部片子
尽管拍摄斑嘴鸭和黑尾鸥给李汝建带来不少大奖和知名度,但他说自己关注社会问题远大于自然问题,“我所有的作品都没有离开大连,因为身边的事对我们有影响,我们对它们有感觉。”
在《这是我的家吗?》一片中李汝建直面养老问题,“忙碌甚至搏命的年代,谁来照顾我们老去的父母?”“养老院中的他们幸福吗?”
在纪录片《工地》中,李汝建用一组组特写镜头架构故事,每个被采访的农民工都被问到三个问题:“你是什么工种的?”“挣多少钱”“挣了钱干什么?”在2005年的一年时间里,李汝建拍遍大连重要施工工地,他说:“原本想拍一个反映农民工性扭曲的片子,但是拍着拍着,就觉得他们是城市重要的建设者,大连的变化靠谁?靠他们!我讴歌的是被一些人淡忘的劳动光荣。”
从2003年到2010年中,李汝建的身影一直飘在西岗区的一座老宅中,他和老宅中的七户人家都交上了朋友,一部《老宅·七户·七年》的纪录片展示了蜗居人们的真实生态,各种故事。“和老宅的人们都混熟了,就算不拍片时,我也过去和他们聊聊,问他们搬没搬呀,有时还买上东西去看看生病的人,他们反复对我说的就是‘帮俺反映反映’,每次我都说‘好’”。
那七户人家的面孔不断浮现,李汝建也不断地在问自己:“这七年,我兑现了吗?”终于2010年的一天,正躺在床上的李汝建,跳下床,穿上衣服,开车来到市委一位领导办公室,送上一张《老宅·七户·七年》DVD碟片……几个月之后,这位市领导偶然见到他,跟他说:“市里一直关注那片老宅,已经纳入市里的动迁规划中了”,李汝建说:“我代表老宅98户感谢你。”
D.
问自己:
人生能有几个十六年?
李汝建专门做纪录片至今已十六年了,他说干纪录片是一项寂寞的工作,但是“纪录片又是所有电视片中唯一能走向世界的片种,世界通过中国的纪录片来了解中国。”
李汝建说他感觉人生价值最大程度实现的时刻有两次,“一次是在法国FIPA电视节上,《海路十八里》走向了国际,我走上台讲话时,望着台下清一色的蓝眼睛,我由衷地感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代表中国发声了。第二次就是羽田的评语‘中国的纪录片在进步’,这对我是莫大的精神慰藉。”十六年,对人生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当年和李汝建一起起步制作纪录片的人仍在坚守的已没几人。
有时站在领奖台上,李汝建四下一望,经常发现他竟然是唯一的地方台获奖者。2011年,他凭借《黑尾鸥之生死》获得第五届“纪录·中国”奖一等奖,并列的竟是央视的千万元巨作《敦煌》,李汝建笑了:“我们这小米加步枪和人家精确制导打了个平手。”
在今年举行的第11届四川电视节上“金熊猫”奖国际纪录片评选中,李汝建的《黑尾鸥之生死》获得评委会大奖,这已经是他连续五次在该奖项中折桂。
采访中,又有电话打来通知李汝建下月初参加2011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他和他的纪录片已经被广电总局列入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大连台是其中入选唯一的城市台,“这说明咱们大连的纪录片已经纳入国家的视野之内,有了一席之地。”李汝建说:“在纪录片这一行里,要想做好,就得经得起痛苦,就得跟自己较劲,有时我也问自己‘人生能有几个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