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摄影机来抢救记录变化中的文化

郝跃骏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CNTV纪录片 2012年10月08日 16:22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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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 郝　跃　骏

                                      （一）

　　云南，一个特殊的多元文化汇聚的地方，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宝地，一个足以让我们奉献一生的土地。这块土地上，人类学田野工作大多是用笔来描述人类行为方式，记录变化中的传统和文化，并通过沿续了上千年的印刷符号传递信息；而我却用摄影机来纪录正在消失、变化中的文化，并通过现代影视视听媒体保存、传递人类学信息。

　　作为中国第二代影视人类学工作者和人类学电影制作人，十多年来的田野工作经历，无论是拔山涉水的艰辛，挫折时的痛苦，为获得一点点制作经费的乞讨、奉献乃至“牺牲”；无论是与少数民族交往中所获得的无穷乐趣，也无论一组成功的镜头后的喜悦和兴奋……，只要我拿起摄影机，只要我在城市以外的任何大山之中，一切功名利碌，人世间所有的烦恼均可全抛脑后；唯有大山和大山里的山民以及他们创造的丰富而灿烂的文化能让我发狂。

　　或许正是这种狂劲，任何力量和非学科的诱惑都难以阻止我放下手中的摄影机并停止对那些正在消逝中的传统文化的影视抢救纪录工作。

　　　　　　　　　　　　　　　　　　　（二）

　　人类学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影视类型，从拍摄理论、方法，宗旨、目的到纪录对象、授众都有别于普通大众传媒制作的影视纪录片。它在人类学田野工作中难以替代的作用，以及在保存、抢救正在不断演变、消失的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以至于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人类学大学科体系中才增添形成了一门专门研究怎样用视听语言研究记录并向不同的文化类型传递人类学信息的分支学科－－影视人类学。然而，拍摄、制作这种影片的难度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在缺乏影视人类学传统我国，人类学电影从筹措资金，拍摄、制作到出路都具有相当的难度。时至今日，我国学术界只把印刷符号视为至高无上的成果，影视载体并不能作为人类学研究可靠的资料来源；人类学电影顶多也只是学术研究的一种点缀和附属品，难以登上严肃的学术殿堂；而在影视部门或电视台等大众媒体，人类学电影又被认为太“专业”太“学术化”不适于一般观众观看，因而并不受欢迎；对于被拍摄、被记录的文化群体来说，他们对自己文化传统价值的认识又正受到大量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他们对影视人类学家专门拍摄记录他们的传统有时并不十分理解，轻则不与合作，中则阻拦，重则找更大的麻烦。所以，我的田野工作除了现场观察、即兴抓拍、真实纪录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公共关系、组织协调和“群众工作”，乃至常常需要做被拍摄对象的晚辈或者充当许多孩子的“干爹”……。

　　　　　　　　　　　　　　　　　　　（三）

　　或许，正因为我用摄影机记录文化，我的田野工作有太多的麻烦和艰辛，高原的太阳和山野的风沙又在我不到不获之年的脸上刻下了过多的痕迹，但我时常有一种与普通田野工作者一样多的满足感。因为我时常可以在工作的艰辛和特殊的过程，用真诚和比他们强烈十倍的民族责任感去影响并感化我的拍摄对象－－从被拍摄的家庭到村干部、乡干部；一部片子下来至少可以让一部份人懂得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或许，有一天我会鼓励并让他们自己也拿取摄影机，自己纪录自己的文化。

　　一次，我们在摩梭人聚居区做田野工作，项目是用影视人类学的方法纪录现代旅游对摩梭人母系大家庭及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摩梭人社会是母系制保留较为完整的社会，其社会和家庭结构及功能的特殊，以及与此相适应与父系制完全不同的一套观念思维系统，无疑为人类学家提供了一个极有学术价值的田野工作实例。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和一些无聊文人不负责任的喧染，加上大量猎奇者不尊重民族感情和非科学态度的歪曲性拍摄，曾给这个文化群体带来过伤害。摄影机（照相机）在这里尤其不受欢迎，设备被砸或胶卷曝光的事常有发生，远到空手而归者更是常见。

　　而我们在那里却格外受欢迎，拍摄异常的顺利。同是摄影机，但我们与其他人不一样，那就是：我们不需要猎奇的东西，需要的只是用科学的方法观察并纪录他们正在变化中那些文化现象和行为方式。人类学电影工作的方法和基本的职业要求使我们很容易与他们勾通。这样，早在摄影机进入被拍摄家庭之前，我们就已经成为朋友了。正是通过这个家庭影响了他们的亲戚、朋友，进而影响村里干部和普通的村民。我们的真诚和彼此较长时间的勾通与交流使拍摄工作畅通无阻。

　　这是一个倚山伴水的摩梭人村庄，纯净的自然，清澈的湖水，古老的民俗……，加上有关部门的着力喧染，这个远离喧嚣的地方很快便成为一个愈来愈热的旅游开发地。游客正以每年成倍数的增长率从四面八方涌入这里。旅游除了给这个村庄的人们带来了实惠以外，他们的传统文化、家庭以及村社结构却正以惊人的速度处于聚巨变化、消失之中。我们的拍摄对象是一个传统的摩梭家庭，和这个村里的许多家庭一样，他们也办起了家庭旅社，白天忙于为游客准备特色餐饮、为游客导游划船，晚上与村民们一起跳舞唱歌……。游客成为他们今天所有行为的中心，一批又一批来自不同文化的游客打乱了他们本来宁静的生活。传统的建筑正被不土不洋的楼房替代，古老的民歌正被流行歌曲或那些创作的“摩梭民歌”所取代……；而在他们生活的内部，那些看不见东西，包括他们的价值观念等也在悄悄同步变化着，一个并不多见的文化和传统正面临无情的毁灭之中。

　　怎样既保存传统，又有利于旅游的发展，最终使他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是我们此次田野工作的愿望和初宗。然而，计划一年的拍摄制作周期才完成了第一阶段，我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些摩梭朋友的“军师”，包括我们拍摄家庭和村干部在内的一些朋友也开始明白了保存传统对他们自己的重要意义，并接受了我们对怎样保存传统的一些建议。望着逐渐被污染的泸沽湖，我们有一种紧迫感……。

　　　　　　　　　　　　　　　　　　　（四）

　　除了泸沽湖畔的这个小村庄外，我还扛着摄影机走过云贵高原许多许多的角落。

　　人类学家用笔，而我却用摄影机纪录这个正在变迁的世界。或许还要有许多年人们才会发现，摄影机在人类学田野工作中有着与“笔”同等重要的作用，而影视人类学工作者的田野工作并不仅仅为今天的人们，它的意义和价值或许“历史”知道；或许再过一百年后，有一天，有人会从比电脑ＣＤ－ＲＯＭ更先进的影像储存设备中发现他们先辈文化变迁的某个影像过程。一个强壮的人用一生作为代价，参与并推动了此项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每当我觉得很累的时候我便如此“阿Ｑ”一回－－同我的摄影机一样，我的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