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级校友高峰 从民大走出的央视副台长

高峰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新浪教育 2011年10月20日 15:42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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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简介：

　　高峰，中央电视台分党组成员、副台长，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厂长。1955年出生，198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2004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1983年分配至中央电视台专题部工作。从1992年开始先后担任专题部副主任、纪录片室主任、国际部副主任、青年部主任。2000年3月，任中央电视台社教节目中心主任。 2004年3月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2005年5月任现职。2002年度获“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

　　制作过多部纪录片及其他电视作品，如《川藏纪行》、《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解放》、《蒋兆和的流民图和丹尼亚的日记》等。

　　出版专著《电视纪录片及其审美选择》、《电视纪录片论语》、《对电视解说词的解说》等。

　　25年前，一名从民大刚毕业的学生，进入中央电视台，参加一个少数民族电视栏目的录制，名为《兄弟民族》。

　　那名大学生叫高峰。

　　而如今的央视十套科教频道，家喻户晓。《人物》、《讲述》、《百家讲坛》、《走近科学》……一大批耳熟能详的节目，从前期栏目起名、编排排版，到后期索要经费、任务分配，整个杰作完全出自高峰一人之手。“这是我对央视的最大贡献。”高峰这样说道，同时嘴角上翘。

　　他79级中文系同班同学金清玉说：“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嘴角经常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有人叫他高台长，有人叫他高厂长。这些都不重要，在我们面前，他就是一个师兄——和蔼，坦诚。一个上午有一堆人在等着他的接见，他把我们排在了第一个。

　　相依为命的一家四口

　　我们从小就没有爸爸，在妈妈的关爱下成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全家受尽了磨难。妈妈被打成“走资派”，住进了牛棚，我们成了“黑崽子”，处处受尽歧视。

　　——摘自高峰姐姐高虹的新浪博客

　　高峰说，我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

　　1957年，时任《北京日报》副刊主编的高峰父亲被划为“右派”，先是关进了东北的兴凯湖监狱，后来又回到延庆农场等地。1979年父亲被平反昭雪后，高峰曾去《北京日报》人事处试图找些父亲的遗物，但却什么都没有了。只找到了一张纸条：高参于1965年12月16日，因患肺病逝世于北京延庆农场。就这么一张纸，一句话。

　　1958年，高峰3岁，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高峰的母亲——当时在北京回民学院教书的闪一昌老师带领两个班的同学回宁夏支援，一同回去的还有她的三个孩子：高虹、高峰和高华。

　　闪老师这一去就是大半辈子，直到1994年离休才回到北京。

　　“我从没见过父亲什么样，没见过也就罢了，可你从小就被告诉父亲是个坏人，被搁在监狱里头。同样是在西北，你跟别的孩子还是不一样。”

　　闪一昌是个多才多艺的人。1948年考大学，就被当时北京仅存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三所大学录取。她最终选择了北京师范大学，因为北师大免学费。

　　父亲被关进监狱，家庭的重担全落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她独自带着三个孩子，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又是远离家乡来到宁夏，一个女人所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闪一昌是坚强的：对于宁夏的教育事业，她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于孩子，她教授其知识，更传递了不畏困难的精神。

　　当时的条件及其艰苦。《中国民族报》曾这样描述：“冬天寒风凛冽，高虹身上常常被冻得长满了冻疮；而夏天来临时，她又会被芦苇荡里的蚊子咬得一身包。”

　　刚刚恢复高考是1977年冬天，高峰和妹妹同时去参加，高峰失利，妹妹却是十分优秀：数学得了满分，其余成绩也很优秀，是宁夏文科考生中的佼佼者。然而1977年，虽然破除了“唯成分论”，“成分”的阴影却并没有完全散去。因为出身不好，几乎没有学校愿意接收高华。后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要求专门纠正高考中子女成分问题的毒瘤。最后，高华去的是华南师大的中文系，没有去成北京。

　　1979年高峰再次参加高考，妹妹高华前去陪同。后来高峰在《高贵的妹妹》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永远忘不了1979年高考的一天，当我答完试题，准备收笔交卷的时候，隔着教室的窗户向外一望，大门口站着数不清的等待考生的人们，我一眼看到了你，你站在最前面，双手握着大门的铁棱，我甚至能感觉到你正踮着脚尖，脸上挂着焦急的情绪，这种神态，这种行动往往体现在长辈的身上。而你只是我的妹妹……”

　　1995年，高华因病去世。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子，英年早逝。

　　1998年，闪一昌逝世。她的子女，以及1958年跟随她赴宁夏的几十名学生，共同为闪老师立碑。墓碑上也刻着高峰父亲的名字，但高峰父亲早已尸骨无存了——1965年高峰父亲逝世与延庆农场，几年后高峰一家才得知这个消息。

　　另一版本的“叛逆”

　　“我觉得我人生一直还是比较快乐的，很快乐地活过来。受压抑的程度没有使我一蹶不振。”一直以来，这句话被他挂在了嘴边。

　　童年虽然过的清贫而艰苦，可他依旧在快乐中长大。小时候家里没自行车，向伙伴借着学，很快就是骑车高手了；上了学之后，运动会、音乐会，无人能抢他的风头；78年宁夏二中恢复上课，教室没窗没门没桌椅，为了不带板凳上课，他曾指挥班上男同学把教室附近的大树斜着搬进教室，大家坐在树上上课，怡然自得……

　　高峰总有一种寻找乐趣的能力。

　　中学时，高峰酷爱文学，对数理化却是一窍不通。“当时没学过数理化，数学基本是放弃的，一看就头疼，也没好好学。”他笑道。

　　当时高峰参加了宣传队、运动队，拉琴、唱歌……生活丰富多彩。可是高中上了一年，高峰再也不想继续上学了。高峰有一点少白头，于是他指着头对妈妈说：“就别让我上学了，你看我头发都愁白了。”

　　后来高峰就休学去考了宁夏京剧团，这一待就是整整八年。虽然专业是长号，但他却拉得一手好手风琴。

　　08年10月份，高峰去米兰领 “《筑梦2008》——2008国际电影节最高奖” 。“你猜我买什么了？”高峰扬起了眉毛，“我把一台手风琴给扛回来了——意大利的手风琴是最好的，我二十多年没拉了……”他笑得一脸得意。

　　77年高考高峰成绩虽然没有妹妹好，但也可以去宁夏大学。但他的理想是当一名话剧导演，为了等中央戏剧学院1979年导演系第一年招生，高峰没参加78年的高考，79年还参加了中戏的艺术考试，没有被录取，高考时他就直接报了中央民族学院。

　　民大，一生的起点

　　去新影厂时，一位新影厂的职工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我们回答：“中央民族大学。”那位职工兴奋地回答：“民族大学好啊，我们高厂长也是民族大学的！”

　　见到高峰时，他说道：“如果是官员求见，我不一定会接见。但对于母校的这本刊物，我是要支持的。”

　　高峰的母校情节，可见一斑。

　　1979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中文系。民大校园里，高峰是个“风云人物”。被誉为多重性格的高峰，很多时候看上去沉稳、内向，可在各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却是热情和奔放。在校期间，他曾是校学生会两届副主席，学校文工团的团长，学校乐队的指挥。

　　大学时，高峰仍然爱玩——文工团、乐队、体育，这些在他看来都是玩，但同时他是很勤奋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当年的高峰热爱写作，一直笔耕不辍，还写过好几个话剧剧本。“努力地尝试了一些自己一直以来希望感受的东西。”没想到在踏入工作岗位后的几年，优秀的写作能力让高峰如虎添翼。

　　“我有两大优点：除去社交能力外，其次就是写作能力——进入央视后，一些重要的晚会别人都是请人撰稿，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写，在单位中就慢慢地成为骨干了。”

　　他的大学同班同学金清玉说道：“当年在民大，无论是在系里还是在学校高峰都很有名气，是个凝聚力较强的人，组织能力也很强。”

　　1977年即到民大教书的李娴霞老师说：“那时很多学生其实学习很盲目，但高峰很有思想、有头脑。”

　　大学时中文系搞舞会，高峰在舞会上认识了78级的中文系的杨瑞雪。不久两人就相爱了。“那后来呢？”记者好奇的问道：“后来？”高峰颇有些得意的笑了，“后来就毕业了，再后来就一直到现在了。”

　　当时中文系有好几对恋人毕业后结婚成家，其中就包括高峰夫妇。杨瑞雪毕业后曾到日本留过学、当过全国人大代表，如今是出版界赫赫有名的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长。

　　2006年9月，高峰被中央民族大学聘为兼职教授，时任校党委书记、校长的鄂义太为高峰颁发了聘书。

　　高峰认真的对记者说：“我受益于民族大学，并且在继续受益：我所从事的工作，始终没有和民族文化脱钩。尽管之后再去寻找学历，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整个受益是从民大开始的。”

　　大学是培养人社会能力的地方

　　如今的民族大学作为少数民族最高学府，从客观上看，还和很多一流大学还存在一些差异和差距。针对当前一些民大学生妄自菲薄的心态，高峰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人在任何情况下一定都要自信。一定要记住，我们之所以能上民大，我们是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人。人有我无，人无我有，这很正常。我们学校里这种多民族关系、民族认知在其他学校是得不到这种滋养的，只要把别的学校没有的东西吃透，就是最好的。”

　　可能对于高峰来讲，他当年的选择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将民大的所独有的精华吃透，才拥有了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走向社会后有了别人无法具有的优势。

　　“如果每个人能珍惜这几年的生活，能够在中国的民族文化中有所了解，其实这笔财富还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大部分人还是在民族地区从事工作，民族责任首先是最重要的。”

　　想起当年在学校里参加的活动，高峰感慨：“在大学多参加活动对能力的提高及其重要。

　　他提起了新浪博客上第八个人气过千万的博主Acosta。Acosta书写得很好，诗写得很细腻，在网上游刃有余，“可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基本没有太多跟我说话的能力。”高峰爆料，“在现实中，他说话还是习惯用手而不是用嘴。”吃一顿饭，他觉得很尴尬，Acosta也很痛苦。

　　“我们同学在待人接物方面亟需培养和锻炼，从事社会活动的能力很重要。大学是培养人社会能力的地方，在大学里如果没有把自己的这方面锻炼好，你就没有机会在单位中得到锻炼——你在单位中一开始就不可能是一个让人注目的人，你就注定是一个跟在人们身后干活的人，这对你将来的发展会起到障碍。你将永远只能接受别人的关照，而不能去关照别人。”

　　作为过来人，他坦言：“毕业后，没有一个单位会去重新培养你接触社会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你再也没有机会了。因此，在大学里多参加学生活动是及其重要的，在得到锻炼之后，你参加工作就能很快地适应。”

　　“如果你一到单位，就让别人觉得你很能干，能够独立去操作一些事情，你很快就会崭露头角。这非常重要。”

　　成功的后面是重新开始

　　尽管没有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但中央民族大学(微博)，依然成就了高峰的导演梦。人生很多时候会出现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是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高峰毕业那年，恰逢中央电视台要成立一个少数民族的电视栏目《兄弟民族》，要求在中央民族学院招三名毕业生。“后来只去了两个，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能走到电视行业，首先要得益于我是民大的学生。”他补充道。

　　进入央视后，他埋头苦干。“很多年一直在做民族的、风光的的纪录片，走遍了中国边疆，但大的城市几乎没去过。”

　　二十多年来尽管一步步从主任做到副台长，高峰说他始终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始终把自己看成一位导演，并且始终没有断过。“直到现在，我的理想还是当一名导演。”

　　“总有拍不动的时候，等再拍几个电影后，我就到大学里讲课。”高峰说自己一直在努力奋斗，2005年在北师大拿下文学博士的学位，“就是想到大学当老师。”

　　谈及已经着手准备的哈萨克题材《永生羊》等三部民族题材的电影故事片，高峰兴致盎然。“现在又回到民族题材方面了，又回到中央民族大学对我的影响了。”而已经十易其稿的《永生羊》的作者，是高峰当年的大学同学叶儿克西——新疆文联副主席。

　　“我唯一剩下别人无法赶超我的：一是把纪录片的理念融入电影，使电影更真实，其次就是对民族题材的认知。”

　　高峰说，身为导演，这三部电影，将是他的封笔之作。

　　后记：

　　人数与年俱增，永不枯竭，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有智慧、人才荟萃；年龄、地域、职业等分布广泛。这，就是校友。

　　不敢说高峰是业绩最为突出的那个，但是，他却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位知名校友。当这样一位身居要职的官员活生生的坐在我们面前，他的坦诚和亲和，消除了之前的一切光环，仿佛告诉我们，他只是我们的一位大师兄，老校友而已。

　　民大将来想要创品牌，出声誉，离不开校友的鼎力支持。

　　荣辱与共，你兴我兴，你亡我亡。只有当每一个民大毕业生好了，民大整体水平才会上去。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校友和母校之间，永远是一种割舍不断的亲情。而如今，他们离我们并不遥远。今天，他们以母校为荣，我们以成功校友为豪，他们不仅是我们奋斗的榜样，更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不久后的将来，千千万万的高峰们，正在崛起和成长。

　　民大的辉煌，靠的是每一个人努力。

　　你，就是下一个高峰。

　　(全文节选自《CUN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