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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人陈真:走在时间的前面

陈真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CNTV 2012年03月15日 11:51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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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必要框住自己,创新的错和对由后人评价,我们永远坚守自己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向前、要创新、要摈弃自己原来所熟悉的东西。”——陈真

尽管采访过程中,陈真不止一次强调虽然现在的工作内容远离了他所感兴趣的纪录片,并非他所追求和向往的,但是它很重要,所以就为了这份重要,为了这份信任,他也会踏踏实实工作。然而他言辞之间还是忍不住略带酸味的抱怨:“别人干纪录片理直气壮的,我却显得像偷偷摸摸似的,名不正言不顺。”

 
 

陈真现在的职务头衔是“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审片部副主任”,主要负责央视电视剧的审查,工作内容已经和纪录片完全脱离关系,但是依然在业余时间从事纪录片创作,“咬着牙坚持着”,没办法,谁让他“就好这一口呢”?

和许许多多中国纪录人一样,他们最清楚不过在中国从事纪录片创作的步履维艰,但依然兴致勃勃地坚持着,即使再多的困难也抵不过那轻飘飘的一句——“你不就好这一口嘛!”……

陈真最近的作品是历时三年多完成的人物传记片《钱学森》。

 “《钱学森》做得很艰难,因为钱学森比较神秘,导弹属于军事机密,所以他从事的是机密的研究,没有什么素材、影像,而且这个老头儿脾气比较怪,他一般不接受外面采访,所以大家对他了解比较少。还有他在世的时候不让别人宣传他,所以很少有现成的资料。那时候我们白手起家,通过我们找来的素材、资料,一步一步慢慢筛选,从零开始创作。”

    这部片子完成后又经过精心制作被纳入中国教育电视台大型人物系列纪录片《科学家的故事》中,作为其中的一集播出,广受好评。同期推出的其他几集相比,《钱学森》这一集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他并没有展开长篇大论,在钱学森一生的重大成就上平均落笔,而是在45分钟的时间里,选取了钱学森人生当中最为精彩的那段被美国人扣押五年最终归国的曲折经历来做文章,集中展现了一个爱国者是怎样造就的。通过经历故事来洞察历史走向和历史中人物的特殊人格魅力,从而赋予了这部片子一份沉甸甸的质感,让“榜样形象”不再那么空洞。

 “人们都知道,科学家都是爱国的,很可能做出来都是一样,展现他们怎么爱国,以身殉国的报国情怀。但是没有人告诉你,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爱国者不是天生的。”

最近几年,陈真对如何拍好纯人物的纪录片比较感兴趣,《钱学森》只是一个尝试。如何在缺乏资料尤其是在斯人已逝又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影像资料的情况下去拍摄一部能够打动人心的纯人物纪录片,而这个命题也正是近几年业界所讨论的热点话题。

 “我们常见的人物片不是采取用纪录片的态度来拍摄,不是站在客观冷静的立场,而是站在歌颂他、讴歌他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片子不太像人物片,因为人物片必须很真实客观地反映他的人生、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的成就,同时还要反映他的人性的部分,性格的部分,他的那种无奈、迷茫。我记得我们做《周恩来》的时候,我就希望我们在这个片子里面不光体现出周恩来的伟大的一面,同时也要感觉到周恩来当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遇到了一些困难,他的困惑,他的无奈,甚至于他的悲伤。这种东西在《周恩来》这个片子里是不能表现的,但是对于一个人物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做人物纪录片还有很多没有开发的领地,或者说没有认识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只是想通过这样的尝试和探索告诉大家,也有一种可能,可以做的更好一些。”

 
 

不停地尝试,不停地推翻,不停地突破,只是为了找到一种更好的可能——不论是创作内容还是创作手法上,陈真的经历和作品都真真切切的描绘了这样一幅“与时俱进”都不足以形容而甚至于要“走在时间前面”的图景。

和许许多多现在从事纪录片工作的同辈人一样,陈真年轻时候特别热爱电影,那几乎是他们整个青少年时期唯一的影像娱乐渠道。很多人内心都藏了一个电影梦,但很少有人像陈真一样,在中学时就为自己的电影梦想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比如报考电影学院。尽管因为严重近视的缘故,陈真没能如愿以偿而最终读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但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陈真的活动中心还是紧紧围绕着电影而展开。他创办了复旦大学电影协会,从而在那样一个电影作为稀缺资源存在的年代获得了大量观摩赏析“内部电影”的机会。

毕业后,陈真在老师和同学们诧异的目光中选择为了实现自己的电影梦想而离开上海只身前往北京。阴差阳错中,陈真没有能去到最初的选择地——“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而来了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的前身——当时正当用人之际又人才济济的“对外部”。在信息闭塞的环境里,中央电视台对外部是国内少数几个能够看到国外片子的地方。

 “在20多年前,在国内,我大概算少数几个看过相当多的境外纪录片的人。我们这里有懂外语的人才,他可以给你翻译。不像现在有碟,那时候拿盘录像带都不容易,家里都没有录像机的。我们没事干就把那些人家过路送来的这些东西转下来,转成带子自己看,让朋友来看,好多人都是通过这些外国的片子受了影响。包括第一代,现在比较大腕的吴文光、康建宁……其实都是这时候来我们这里看的。吴文光就特别客气,总说我是他老师,其实我不是,就是因为我给他看的,看了之后一起谈谈,他一下子受了很大的启发,就知道原来片子可以这么拍。”

1988年 在云南泸沽湖

1988年 在云南泸沽湖

于是后来学界业界津津乐道的“中国新纪录运动”的萌芽就从这儿开始了。

80年代末、90年代初,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各种传播途径,人们开始陆续看到这样一些影片,无论选材的角度抑或表达的方式乃至影片的工艺技术品质上,它们都和大家以往前所认识的中国纪录片有了很大的区别,它的真实感,和个人书写的出现,也朦朦胧胧地吻合着一个抒情神话、国家神话时代的终结,和叙事、当下、具体的时代的开始,为观众提供了从名人、大事回归到普通人现实生活的视角,从而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对日后的中国纪录片创作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关键性影响。而陈真则是这场让记录走向民间,让边缘走向核心的运动的早期参与者和推动者。

回想起当年几个人围坐在一起看片子,讨论片子的情景,陈真的语气也变得轻快留恋起来。

在央视对外部,陈真参与拍摄的第一部大片就是30集电视系列专题片《黄河》。

 “《黄河》现在没有人记得住,名噪一时的《河殇》就是《黄河》的副产品。《黄河》做了30集,拍了3年多,这是我第一份工作,当时他们骗我说去一个月,年轻人轮换,没想到我去了之后他们对我印象特别好,那几个老头,相当于我师父,就带着我,都对我特别好,说‘别回去了,别回去了。’所以我就没回去,也没换人,我就从源头一直跟到入海口,全参加完了。”

与后来的《望长城》类似,电视系列片《黄河》也是央视与日本合作拍摄制作的,在这样一个国际合作的摄制组,年轻的陈真较早的接触到了不一样的拍摄理念和拍摄手法。

 “日方有一个很好的摄影师,个子特别小,他从来不听我们的话,总是自己扛着摄影机,我们得跟着去抓住他。他总是东跑西跑,那时候怕暴露我们中国的丑恶现象,但是看他拍回来的镜头确实不一样,他就到各地去抓那些他认为有趣的有意义的画面,他的镜头一个是有现场感,我们那时候编片子最怕的就是镜头不成组,你不能东拍一下西拍一下,起码要组织在一个小段落里,每一个特写都要有过程。第二个他的镜头更讲究意境,有一些电影语言方面的隐喻和象征,不像我们的镜头停留在表面纪实记录,这个对我也是有很大触动的,所以我的第一课是在实践当中摸索学会的。”
在《黄河》摄制组“喝了点儿狼奶”的小青年们因为意识到了我们自身创作理念和手法上的落后而不可避免地跟“老头子”们产生了分歧和冲突。而这种分歧和冲突恰恰是新生的中国纪录片的第一次自我突破的新生力量。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大批优秀的“新纪录片”如《望长城》《流浪北京》《藏北人家》《龙脊》《沙与海》等等一扫往日电视专题片画面加解说呆板单调的官方强调,“破土而出”,孕育出中国纪录片寻找创作灵魂的新土壤。

然而就在这个“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热热闹闹拉开大幕的时候,已经参与过过《黄河》《中国人》《西藏大祈愿》《访苏印象》《盆窑村》等大型电视纪录片创作的陈真却悄然离开央视,远赴澳大利亚,继续深造,学习大众传媒。

我很好奇他会在这样的档口选择的离开,陈真笑了笑,说:“完全是因为爱情啊,当时我的妻子在澳大利亚,”不由得让人心底感慨一句:“真好~”

然而在澳大利亚期间,因为经济原因,陈真不得不在读了半年之后就退学了,继续开始做纪录片,拍摄了《梦屋》《澳大利亚中国城》等作品。

1995年,回国之后的陈真一度尝试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些另外的规划,也曾开过几个公司自己当老板,也曾西装革履地供职于外资电视公司,然而都不很成功。

 “我已经不想在做拍片子这些事了,但是不拍片,我做其他的又都很失败”。谈及自己的那段经历,陈真一脸坦率、一脸无奈,没有办法,似乎连命运之手都要将他和电视捆绑在一起。

2000年 在布达拉宫

2000年 在布达拉宫

 “要感谢时间,就是当时《东方之子》的制片人,他要做一些新的项目,就找到我,帮他一块儿策划两个节目,一个是真实再现,一个是脱口秀。很多人都不知道,《实话实说》我是最早的策划,因为我对脱口秀比较有研究,就跟他说真实再现缓一缓,先做脱口秀,后来我就给他弄了一些脱口秀的带子,最后就做了《实话实说》。”于是,“在社会上漂着”的陈真时隔几年又调回了台里,回到了他熟悉的地方。

 “这几年,我自己也在想,我们有很多机会改换自己的人生跑道,但我也算一个比较傻的人,一直在坚持,因为自己没什么别的本事,就干这个。”

回首自己的人生轨迹时,采访过的很多纪录片人总爱说因为自己没别的本事,就只能做记录片了,细细想来,这或许也不是什么自我谦虚或者标榜,只是在深深沉浸到自己喜爱的东西当中时,人就很难再对旁的什么技艺花费心思了罢。

九十年代初“新纪录运动”之后,中国纪录片在题材上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分支,一种以人文历史为主要表现题材的纪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黄河》、《望长城》,使这些传统一以贯之;另一种纪录片则成为电视纪录片的主流,题材反映的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凡人小事,通过对这些平常生活的记录来展示人文精神。《东方时空》的“百姓故事”栏目(原名《生活空间》)就是新纪录运动精神最典型的传承地,它的口号就是人们熟悉的那句从胡同里飘出来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实际上也成了纪录片的一个口号,反映了中国纪录片一直执著的题材取向。
有趣的是,时隔几年,当“中国新纪录运动”早起的发起者和参与者陈真回到这个执着的传承“新纪录精神”,始终坚持纯纪实,原生态的大本营时,他自己反而已经“摒弃了自己熟悉的东西”,在他看来原生态的东西“你喜欢它可以,但是不能迷恋它,甚至就执着于这一种方式。”

2001年,曾经为了纪录电影《布达拉宫》而拒绝过一次《东方时空》制片人职务的陈真最终还是接手了名牌栏目《生活空间》,(当时已改名为《百姓故事》),但他当时并没有马上点起他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不动声色的看了三个月节目,并花钱买收视率分析数据分析受众构成、分析收视习惯、请专家会诊。

“我接手的是人家一个名牌栏目,但当时的《生活空间》面临了一个很尴尬的处境,它需要与时俱进,它处于一个变换的关口上。怎么变,如何变,谁都不知道。《生活空间》一直是走的纯纪实,原生态的路子,但是这个路子已经走了九年,老百姓已经开始厌烦,至少在收视率上显示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它问题很大,但我们的编导还抱着这个纪录片的精英意识,还在用这些比较原生态的拍摄方法和手段来表现,他们迷恋这个东西,你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就哭,不愿意改。

在一个栏目运作原生态纪实,当年陈虻能做到这样是一个奇迹。陈虻拥有特殊的领导才能,他那种周扒皮似的严酷,对大家要求的严格,培养了一批人。到我接手的时候这些人已经走光了,没有这种强有力的班底,如果再去拍纯原生态的,基本上就会流于一般记录了。它已经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独特视角,甚至也就不能成为一个节目,起码在创新性上就差了。所以我就找出一些不能变的元素,第一我们站在大众的立场不变,《百姓故事》最重要的是大众立场,为老百姓争得话语权,这也是当年新纪录片运动的一个理念,但至于它是不是纯纪实就不要管了。第二个是影像的纪实影像语言要丰富,要发展,全世界纪录片中真实电影也就是一种,还有几十种手法,不能用真实电影一种来涵盖所有纪录片。”

在充分调查分析了当时《生活空间》栏目存在的问题后,陈真点起了他的三把火:

第一,将原来的栏目名臣改版为《百姓故事》,针对早间栏目高年龄段、较低收入、较低教育水平的观众,将节目准确定位为故事节目。

第二,成立了一个强有力的选题班底,搜集生活中发生过的精彩故事。将纯纪实、原生态的拍摄理念调整为拍摄已经发生过的精彩故事。

第三,所有的拍摄都要写台本、写拍摄方案。调动多种手段,丰富视觉元素,让节目为观众带来持续稳定的期待。

从国外“喝了狼奶”回来的陈真把当年新纪录精神的实验基地彻底改造成了工业化运作的故事类栏目。于是《百姓故事》火了,全国各地以百姓故事为样本的故事类节目也都活了。

这样算是对自己曾经追求理念的颠覆和背离吗?

“我觉得不管做栏目,做纪录片,第一个就是坚守,第二个就是创新。现在常说与时俱进,其实不只是要与时俱进,要恨不得走在时间前面,要比别人想的早想得多。我觉得纪录片的创新还是有点落后的,目前纪录片的创新更多的在于内容上的创新,但是纪录片的手法、创作理念这些方面的创新好像都特别保守,人家做娱乐的、新媒体的,什么都来,我们怎么就傻乎乎的一直这样?我们有一个国际纪录片的评委,林旭东老师就总说(因为我们)‘所见有限’。我们做栏目的人多,我们没有必要框住自己,创新的错和对由后人评价,我们永远坚守自己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向前要创新,要摈弃自己原来所熟悉的东西。”

遗憾的是,时隔十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百姓故事》最终退出了观众的视野。

新旧永远是相对概念,曾经惊艳了我们目光的新鲜事物总有一天会随着我们眼界的开拓而变得普通甚至落伍,只要我们还愿意为了找到一种更好的可能而去不停的尝试,不停地推翻,不停地突破,需要坚守的不过是心底最初的梦想而已。

 “我们这一批60年代出生的人,人家说是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这一拨人里,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喜欢电影。当年物资很匮乏,人的个性又遭到扼杀,电影是个造梦的工厂,当我知道可以通过电影这种武器,用影像语言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个可能就是我从事纪录片的初衷。”

在多年的纪录片创作过程中,陈真似乎并没有特别执着于哪种类型风格题材方面的偏好,而是不停地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尽管获奖无数,好评不断,但提到过去这么多作品当中最满意的片子或者最难忘的时刻时,他虽没照例说“下一个”,但也总是挥挥手说:“都过去啦,都过去啦”,认为自己从来没有拍过最好的纪录片,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好。

 “我觉得我这几年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实验,虽然这些实验都比较艰难,像《钱学森》是人物片上的实验,还有一个谁都不知道的《一个城市的奥运记忆》,全面反映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但是很多人没看过,因为没有想到,昨天不是刚闭幕嘛,第二天晚上八点已经开始一集一集给你看整个奥运的过程。这是我搞的一种叫快速纪录片,也叫新闻纪录片,同步记录,一边记录一边编,等到事件一结束,就很快速地播放出来。《人民至上》也是一种探索,当与国家命运相关的大事件发生时,咱们怎么去记录?

 
 

我对纪录片要求比较高,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纪实的形式,它还应该有很深刻的思想,有非常个性化的表达,还有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精神方面的东西,就是看了这个片子我会自认为受到了很大的启发的那种。”

尽管初见面时陈真圆润的身材和总是乐呵呵的笑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深聊之后发现,好吧,他的骨子里依然是一副步履匆匆,眉头紧锁,时时沉思的典型纪录人的样子,还添了些许完美主义的执拗劲儿。在提到理想当中的工作状态时,他的话更是坦率的道出了这一代中国纪录人所有的心声——

 “理想当中的工作就是没有人干扰的,自己想做啥就做点啥。其实想想我们这代人很悲剧的,一直在被动地工作,不是主动的,不是我主动地想到一些什么事就去实现它,这叫带着镣铐跳舞,你也跳得很好,不戴镣铐会不会跳得更好呢?那也有可能不会跳了。所以一直是这样,受到束缚的。要遵从一些东西,虽然也在反抗,但这种反抗永远不会得逞的,最后发现也许这些反抗是无益的,是无效的,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不需要反抗,但是这些反抗是我们个性当中与生俱来,因为我们希望有一些独立的见解,不需要趋同的,大家都坠入这种集体无意识,应该有些我们清醒的认识,客观的认知,再有一些能够个性化的表达出去。表达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也许表达的也是错的,但起码我是真诚的,在说我想说的。”

[2012年《中国电视·纪录》第三期   文/梁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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