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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英雄传》导演陈真、田川:展现真实而鲜活的历史

陈真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cntv 2012年03月15日 11:35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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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央电视台《儿女英雄传》摄制组运用全新视角,走访了100多位抗战亲历者和历史学者,制作成30集大型系列纪录片《儿女英雄传》。该系列片自8日15日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以来,受到了观众的高度赞扬和肯定,认为该系列片第一次将普通人作为历史人物,以寻找、访问抗日战争中那些鲜为人知又几近被遗忘的无名英雄为主要形式,以他们的非凡壮举为主要表现内容,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大敌面前团结一致、共抗外侮的民族精神,真实生动且细节化地再现了6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岁月。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该系列片的总导演陈真和执行导演田川。
  

    用全新角度诠释历史

  记者:为什么要做这样一部历史纪录片?它与以往的历史片有何不同?通过这部片子,你们希望表达什么?

  陈真:
  对于影视工作者来说,历史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好的素材来源。以往很多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对一些大的历史时代和事件,都是采取一种比较宏观的、主流的视角来做。所谓宏观,就是站在一个很高的历史角度,然后从历史大事件的起源、发生,到最后的走向,原原本本说出来。那么片中描述历史的人,包括编导本身就好像成为了历史的导演者,事实上,这影响了对历史的客观表达。所谓主流,就是编导者将着眼点和笔墨最重的地方放在该历史事件中可能会影响历史进程的一些重要人物上。我认为,随着当今传媒手段的丰富,仅仅用这种方式表现历史是不够的,因为历史的构成是丰富的,光用宏观的展现不足以全面地反映历史。正值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想尝试用另一种办法,将视角放低,找到那些在战争中被忽略的人物和历史中一些被忽视的细节,用这些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体生命勾勒出一幅反映抗日战争的全景式的历史画卷。这也许跟过去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

  田川:
  尽管那场战争已经结束了60年,但对于战争的性质却一直有不同的声音,甚至在日本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历史事实肆意歪曲,这促使我们下决心拍摄一部当时的历史亲历者口述的普通人的故事,来客观地反映这场战争。而且经历过那场战争且目前仍健在的老人们均已是耄耋之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人会越来越少,不抓紧时间让这些亲历者讲述他们的经历见闻,这些记忆就会随着岁月而消逝,这也是我们筹划拍摄这部系列片的初衷。我们想通过三十集节目,一百多个普普通通的故事,来告诫世人不能忘却那场战争,否则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先烈;同时,也要告诫那些破坏和平的人,假若战争来临,中国每个人都可以是英雄。

  关注抗战中的普通人

  记者:当初是如何策划这部历史专题片的?调研采访的过程是怎样的?采用了哪些方法?

  陈真:
  策划应该说从两年前就开始了。我们先在报纸、电视上登了广告,收集故事。去年十一后,开始正式建组,确定主创人员。我们第一步工作就是调研,走访了很多抗日战争的发生地和亲历过抗战的人,还访问了一些研究抗战史的专家。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收集到的信息,确定采访对象。从2003年7月至2005年8月,《儿女英雄传》摄制组先后采访了700余位抗战亲历者、知情者及历史学者,行程11个省5万余公里。片中采用的许多珍贵历史镜头都是第一次和观众见面,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可以说,这部大型纪录片凝聚着许许多多电视人的智慧和汗水,是中央电视台近年来推出的一部准确表现抗战历史、体现民族精神的史诗性的代表作品。

  田川:
  《儿女英雄传》的采访对象不仅有中国人,也有国际友人,不仅有军人,也有平民。他们或许没有杨靖宇、白求恩、左权、李宗仁那么知名,但在采访中,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真切地受到了震撼,感受到了抗日战争中普通人的伟大胸怀。历史在他们的讲述中变得鲜活而生动,每一次采访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人生中一段难忘而神奇的经历。

  记者:受访者多为老年人,这和你们以往的拍摄有什么不同?

  田川:
  我们的采访对象大多数已80多岁了,还有的已超过了90岁,有的人我们刚刚拍完,还没回到北京就去世了。这让我们非常担心播出时是不是所有的被访者都能看到。因为对他们来说,经历这场战争是他们最珍贵的一段历史。上次去俄罗斯,那些我们拍摄过俄罗斯老兵跟我说,这辈子最后的愿望就是要看到我们这个片子,他觉得这是对他的肯定,好多中国人也是这样。作为具体的片子来说,我们首先有这么一个立意在前面,那就是反映这些抗战中的普通人的普通故事,因为他们更有代表性。但在具体实施拍摄中,我觉得非常困难,是原来所想象不到的。比如,怎么找到这些人,找到了,他还必须要有可视性。

  以小见大表现历史

  记者:和以住的历史纪录片相比,《儿女英雄传》有什么特点?

  陈真:
  在我看来,作为一部反映历史的纪录片,《儿女英雄传》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你是否真实还原并展现了历史;二、你能否展现历史过程中最生动最细节的那一部分;三、是否寻找到了一个今天解读这段历史的全新角度。这就是我常说的,要给人们一个为什么要看这么一部片子的理由。
  在过去反映历史的纪录片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一种宏大叙事的结构,历史的进程在他们的叙述中显得如此完整,以至于不可更改,让人觉得似乎这段历史是由影片的拍摄者书写的。我认为,历史是由历史的亲历者书写的,这些人的历史也许不像历史书上或某些影视作品中展现的那么完整,甚至像一些碎片,但这些碎片却是历史进程中最闪光的部分。因为它有细节所以它生动,因为它有情感所以它震撼。

  田川:
  历史的表述方法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正史,像《资治通鉴》;另一种是野史。抗战过去60年了,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中国是受害者,日本是加害者。我们在采访日本人的时候,日本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加害者的历史研究比受害者的要深刻、丰富得多。追其根本,是我们主观意识上的原因:作为受害者对整个战争的了解不够,去寻证,去挖掘的也不够。作为一个主流媒体的电视工作者,在抗日战争胜利60年这样一个关口,如果再不去做这些工作,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就可能失去最后的机会了。我们采访了那么多人,有100多位,最小的70岁,最高龄的95岁,70岁的人当时才10岁。这在反映抗战的影视作品中还是第一次,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作品告诉世人,真实的历史是什么。

  倾注情感和责任

  记者:如何拍出真实的历史?你们是抱着怎样的历史观来做这部片子的?

  陈真: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证自己说的不是假话,对得起良心,还原历史的真实。我们希望能让已经过去的历史重新变得鲜活,变得能打动人们的心灵,对今天的人有所启迪。

  应该说,60年前的抗日战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素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在寻找、策划和拍摄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在我们的抗战史研究中,恰恰忽略了对那种个体生命体验的描述。我们在前期采访时,认识了很多有责任心的历史学家,他们一直在做野外调查。比如南京大屠杀,日军杀了30万中国人,可日本人就是不承认,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它只是一个初步的估算。现在有些学者在一个村一个村地调查,到底死了多少人?证明人是谁?这些看似琐碎的调查,对抗战史、包括学术界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我们这个片子也在尝试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希望用个体生命的体验和大量的细节,来书写一部真实而鲜活的历史。

  记者:编导与受访者年龄相差较多,对历史的了解也有限,你们是如何贴近这些人物的?

  陈真:
  我们的编导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几乎是一张白纸。因此,除了阅读有关书籍,我们还需要去实地体验。我认为,做历史片就要走进历史,但同时我们也是在做人物,那么对人物就要有感情,采访拍摄的过程也应该是情感接近的过程,否则我们不可能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也进入不了故事的深处。

  从艺术的表达来说,需要个性化和独特的表现形态。但是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们避免以这样的口号来束缚我们的创作。拍这个片子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们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这样鼓励自己:我们要对得起那些死去的英烈,也要对得起这些接受我们采访的人,这可能是他们惟一一次公开露面,把他们那段历史公诸于世的机会。本来开始我们是做历史纪录片,而他们是“历史资料”,但是因为我们在感情上有了共鸣,他们也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到了最后,我们已不是单纯地为了做片子,也不是为了要完成一项工作,我们就是为了这些人。比如在工中,大家有了矛盾,心情不愉快了,最终能说服我们的理由就是想想他们。为了他们,我们也会克服各种困难,做好这个片子。可以说,在拍摄中,情感因素成为很重要的动力。在我这么多年的影视工作中,能够把情感、责任与艺术创作如此紧密的结合是极为鲜见的,我相信,对很多年轻的编导来说也是第一次。

  一次心灵的震撼

 记者:《儿女英雄传》播出后,你们认为达到初衷了吗?有什么收获吗?

  陈真:
  严格地说部分达到了。从大的方面来说,每一个参加创作的人,首先在灵魂上都受到了一次很大的震撼和洗涤,这可能是我们在片子之外最大的收获,也会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现在的社会变化太快,快得让人把许多过去的东西都遗忘了,今天我们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回望历史,体味历史,而这些对今天和未来的社会恰恰是很重要的。对我们个人也如此,所以我挺感激这件事情。其实这30集片子的真正作者不是我们,是这些亲历战争的人们。第二是在对历史的重新诠释和表达中,我们也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因为以如此长的篇幅来表达抗战中普通人的经历还是第一次,我认为它对抗战史有重新发现和补充的作用。其实,用我们现在的办法来作历史片,还只是个开始,所以遗憾也很多。现在片子虽然播出了,反映也很好,但我们认为值得总结的东西也有很多,毕竟这种形式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第一次。

  田川:
  要说收获,就是我们剧组参与人员的整体业务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因为它要求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么重的任务很好完成。摄制组都是年轻人,在此之前,有些人都没有剪过一部完整的片子,但是片子出来质量非常好。从我个人来讲,我原来很少剪历史片,前年剪过《最后一战》,过了一年,我自己就看不进去那个片子了。为什么当时觉得还挺好的,后来却看不进去,这让我一直想一个问题:你所注意的细节,观众不一定感兴趣,你更多考虑的是你自己感兴趣的细节,但观众考虑的是什么,这个交叉点在哪儿?一年来,这个想法不停在我脑子里转,这次拍摄我就有意识地站在另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部片子的拍摄对于整个剧组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形成对业务不断探讨的良好氛围。
  
    记者: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吗?

  陈真:
  这么大的一个片子从筹备到拍摄不到两年,我觉得对一个历史片来说,它太仓促了。而且现在看来,以后做相同题材的机会不多了,因为关于抗战这段,到70年时,我们所拍摄的这些人很可能都已经不在了,这也是我们深感悲哀的一个事实。所以我只能遗憾地说,这段历史过去的时间虽不算长,但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说已经很长了,毕竟60年过去了。有些本来准备去谈的,还没来得及拍,人就已经过世了,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个局限。还有就是篇幅所限,最初我们策划是60集,但是现在只能播出30集。

  田川:
  我个人最主要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现在缺乏具有知识性的电视人。在西方,有很多知识性的媒体人,他做一个片子的时候,会有很多深刻的思考,他会带着这种思考做采访。我们在这方面太缺乏了,会产生几个硬伤,一个是真正的历史人物坐在你面前,你能不能挖出来有用的东西?你挖掘出来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挖掘出来的还是比较浅层面的东西,因为我们的专业知识和思考还不够。另外一方面,在后期的编辑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你的专业素质和修养,历史观和思想水平如果弱的话,这样的题材处理起来就非常费力。因为它既要求有一定的娱乐性,更要求有深度。所以我们这部片子实际上采取的是适应现在的观众的方法,首先是做出一个好看的故事,在此基础上,能加进多少思考就加进多少思考。

  陈真:
  一些客观原因也影响了片子的质量,因为从时间来讲,真正作为一个口述史的话,要求一个人要在不同的时期,将一件事说三遍,而且必须要有资料佐证。由于我们的专业知识达不到那种水平,我们只能求证于一些专家和现有出版物,然后发现新的材料佐证,这是一;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让一个人说三遍、四遍,这个时间跨度我们做不到,时间、资金都不允许。所以作为口述史,我们力求的只能是通过专家和我们发现的材料去证明受访者说的是正确的。当然也有说的不太正确的地方,我们只好通过解说词去修正,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点。

(2005年09月02日光明日报记者 李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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