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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陈真大学毕业到中央电视台,第一个参与的工作是拍摄中日合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黄河》,从此,他的电视生涯就与纪录片分不开。 现在,陈真是《东方时空•百姓故事》的制片人,他的栏目每天只有八分半钟,是他所做过的节目中最短的。 《布达拉宫》导演陈真:我还没有拍过最好的纪录片 特邀记者:黄茵 终于可以在电影院看到陈真的作品了。我认识陈真近20年,一直知道他在拍纪录片,但是从未看过他的作品。
2000年我在《城市画报》当记者时,想采访中国新纪录片运动中的名导们,就是陈真给我的线索,我知道陈真其实是新纪录片运动最早的参与者之一,80年代初期他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很早就接触到大量的国外纪录片,积累了丰富的见识,而这些见识,当年在共同的追求中曾深深地影响过他的朋友如吴文光、康健宁、时间、段锦川、蒋樾等等,这批人后来被称为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先驱,吴文光至今仍称呼陈真为老师。陈真自己也拍过不少纪录片,可惜都没有机会面世,这使得一直想采写陈真而不能的我无比遗憾。 这次能约陈真做专访,总算了却一个夙愿。 可以自由地表达,是我从事纪录片的初衷。
黄茵:为什么喜欢拍纪录片?
陈真:我们这一代60年代出生的人,人家说是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这一拨人里,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喜欢电影。当年物资很匮乏,人的个性又遭到扼杀,电影是个造梦的工厂,当我知道可以通过电影这种武器,就像你说的,用一支笔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个可能就是我从事纪录片的初衷。
黄茵: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黄河》到今天的《布达拉宫》,你一直在拍纪录片。你拍过的最好的纪录片是哪一部?
陈真: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拍过最好的纪录片。
黄茵:那《布达拉宫》呢?
陈真:那个不算。我也没有把它当作我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录片,我对纪录片要求比较高,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纪实的形式,它还应该有很深刻的思想,有非常个性化的表达,还有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精神方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我觉得,也就是看了这个片子我会自认为受到了很大的启发的那种。 看电影总比看电视爽吧
黄茵:那你展望一下纪录片的位置和它的将来吧。
陈真:(笑)小时候,我看到的第一个纪录片,是在电影院里看的。当年看故事片之前总要放一些新闻纪录片,中国还有一个很NB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它就是专拍供电影院播放的纪录片的。后来我们有电视了,人们就不再通过影院播放纪录片了。
黄茵:有了电视纪录片就没有电影纪录片了?
陈真:不,不。
黄茵:人家打开电视就可以看了。
陈真: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梦想。你在电视里看,总会觉得,一个人读书和看报不一样。看报纸的你,为什么还要看书呢,这个问题你能回答吗?
黄茵:那看报纸的人总归比看书的人多呀。
陈真:对呀,你看了电视就不去看电影了?看电影总比看电视爽吧。 用胶片做原始记录有点昂贵,因为昂贵,你就不敢随便
黄茵:用胶片拍纪录片,和用录像带拍纪录片,主要的区别是在质量上?
陈真:这个问题很有趣。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是用胶片拍的,后来就用磁带拍了。胶片是有片比的,而磁带没有,你随便拍。电影纪录片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胶片很贵,是一次性用品,你拍完了,不可能重新洗掉,再拍一次。我反过来说,用胶片做原始记录有点昂贵,因为昂贵,我们就不敢随便使用。
黄茵:使你的选择性更强?
陈真:不,是选择性更差了。
黄茵:你肯定要滤掉很多废话不拍。
陈真:不是,你拍得少了,选择性就差了。你剪接时可以剪掉一些废话,我们这个工作跟写文章不一样。搞电影,如果你拍两万字,出来只有一万字,这扔了的一万字,花钱多了去了。 电影不像电视,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场合看电视,但看电影,你就得坐在一个黑暗的空间里聚精会神地看,它造成一种场合:庄严、有序,每个人在当时都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就是电影投入大的原因,我倒不觉得电影跟电视在记录手段上有什么区别,反过来我觉得现在电影的记录手段还不如电视呢。当它成为文本,作用于受众的时候,电影显得更庄重一些,而电视则是可有可无的感觉。
黄茵:你因为这个追求,就用胶片拍纪录片?
陈真:因为至少到今天为止,胶片有很多画质的魅力,现在还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它,包括数码机器,只能接近它,但没有超过它。就像你买照相机,数码照相机有100万像素、200万像素,现在不是都要买800万像素的吗,这就是追求。
21世纪经济报道 黄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