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在“5•12” 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来临之际，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大型文献纪录电影《人民至上》就以影像的方式采撷了抗震救灾历程中的一些片段，向在抗震救灾中英雄无畏的人们献上无比的敬意。影片在短短九十几分钟里以大量珍贵的镜头,让我们重温了5•12汶川大地震期间大灾大爱、众志成城的大道之声。《人民至上》的总策划、监制周亚平，总导演陈真做客新华网谈大灾之下的无边大爱。
[主持人]欢迎二位嘉宾！汶川地震一周年了，当我们再次看到那些熟悉的画面，感觉地震就像发生在昨天，《人民至上》已经播映了，想必两位也无数次地看了影片，每次看的时候，二位都是什么样的感受？和广大网友分享一下吧。
[周亚平]《人民至上》这部电影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包括在最近的首映推广过程当中，我包括陈导看了无数遍了。我想这部电影是一个“忘不了”的主题。正如影片片尾的一首主题歌所表达的“高山、平原、江河都是可以忘记的，但是故土、乡亲、人民是忘不了的”。我想对于这部影片来讲，十年忘不了、二十年忘不了、三十年我们也会留下这样一个深深的怀念。这部影片中“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一条鲜明的主线，这部片子也寄托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人民的共同信念和誓言。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主题的定位，所以在这部影片中我们融合了大量的、感人的故事。这部影片首先是一部关于人的电影，由于里面有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所以我们每看一次电影都要流好几次泪。
[陈真] 我的情况可能稍微特殊一点，因为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的工作单位是在电视台的新闻中心，所以我从那天我们不到一小时内就开了窗口开始24小时不间断直播了。因为我是一个制片人，主要负责后期制作，当时我们也组织了记者去前方，后来又开始为直播提供各种各样的短篇报道。一下子工作了大约两个多月，基本上没怎么睡觉，也没多拿一分钱。
[陈真] 所以当时我从地震的新闻报道中传回来的影像我当时就非常感动，因为地震是突然发生的，发生之后我们也没想到地震这么严重，当时引起的是恐惧、害怕，但是后来慢慢恐惧和害怕被感动所代替。因为在这场地震灾害中中国的党和政府以及他的军队和人民表现出的那种力量让我们都深为感动。
[陈真] 在这之后因为我受到新影厂厂长高峰的邀请，新影厂时政部主任陆离也邀请我参加《人民至上》这部片子，当时已经时隔大半年了，当时我又再次重新看这些素材，有些素材是我熟悉的，而有些素材由于是胶片的并没有完全在电视上披露，当时我第一个感受就是感动，作为编导最无奈的就是要无数次地重复看这些素材，以前有的素材看多了也会吐，但是这次完全只有感动。而且这些素材也勾起了我为之奋战的无数的日日夜夜的回忆。
[主持人]《人民至上》这部片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启动的，是由什么样的原因促成的？
[周亚平] 这部影片出品方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有安徽电视台，中央新影大家都知道是全国最大的纪录片电影生产机构，也号称是共和国历史影像档案库。大家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知道，有一句话说“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今天国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如何对历史负责任，对未来负责任。也就是说关系到我们如何及时、真实地记录下国家和人民发生的重大的事件，这也是中央新影人的责任和义务。新影人在过去的历史当中这么做，在今天更加需要这么做。
[周亚平] 四川汶川大地震是刻在国家和民族心中的伤痛，全党、全民、全军的抗震行动又是一次豪迈的壮举，实际上在去年5月12日下午，当中央新影听到了大地震的消息，同时又接收到了上级有关组织的指示后，短短的15分钟时间内就调集了我们非常优秀的摄影师、录音师赶赴机场，跟随温总理踏上了这样一条抗震救灾的旅途。这一次踏上去以后实际上前前后后一下子就跟踪了一整年。
[主持人]到现在也在继续？
[周亚平] 是的，包括汶川灾后重建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两天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前往四川灾区，我们的摄影师、照明师也在履行他们的义务和责任。
[主持人]影片为什么把片名确定为《人民至上》？主要表达什么样的含义？
[陈真] 这个片名经过这么多次我们和网民和观众的交流，大家都觉得这个片名相当不错，而且这个片名也用的是毛主席的手笔。这个片名是在这个片子开始要做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这是由中央电视台的副台长、新影厂厂长高峰同志定的这个题目。当然，老高自己在其他地方也讲过为什么他认为要定《人民至上》，到底是什么至上，后来我们说了是人民利益至上、人民力量至上，我觉得这两点非常重要。
[陈真] 人民利益至上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当中，一直是把人民利益放在首要地位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在努力当中，如何做得更好、更细，更有人文情怀，真正实现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这次汶川地震也做了非常好的实践。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地震在这么大的范围当中，因为汶川地震是新中国有史以来波及面积最广、受灾程度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
[陈真] 在这次地震当中我们发现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体现出的坚强的领导力以外，中国的军队、中国的人民、普通群众、普通战士所涌现出的那种坚强的意志、互助互爱的精神特别令人感动。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陈真] 因此主要就是从两方面，一是从执政政府和党来说比较实现这样的承诺；另一方面我们也让世界看到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力量，也就是人民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人民至上》应该包含着这两层意思。我们在五一期间也因为我们的总撰稿和李肇星“星爷”关系不错，请他观赏了一次，李肇星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他说他过了一个非常好的五一节。
[陈真] 我们这个片子里有一个很感人的段落就是温家宝总理去灾区后看到一个百岁老人，百岁老人一开始没认出他来，温总理说“老大爷你好，我是温家宝”，他一开始没认出来就说“你是当官的”，后来他反映过来了就说“你一定要扎实工作”，当时就像开玩笑似的。但是星爷就说这就是温总理代表党和我们国家向人民做的承诺，人民至上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们也没有名说它的真正的意义，但是从片子里应该已经通过我们人民的行为、举动和壮举以及通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现充分展示了人民至上的丰富内涵。
[主持人]抗震救灾中发生的事情非常多，有很多的素材可以使用，也可以选择很多的拍摄角度，在这部影片中导演在取舍上是什么考虑？
[陈真] 我先说一会儿再请周总说，因为他是很有思想的一个人，过去在文坛上也是很有建树的作家。汶川地震可能在未来的多少年之间，刚才他说三十年，可能甚至50年都是值得历史学习、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去分析，去提升更多的思想和理念，理性的力量会产生。我是从事新闻工作也是从事纪录片工作的，我这个人就比较简单，我从汶川地震那么多素材里面只看到两个字，就是“感动”，我取舍的就是因为感动，只要它能让我感动，我就把它留下。当然，我的重要的工作是要把这种感动传递给普通的观众，不能说我哭成一个泪人观众看了一点无动于衷，我的工作就是能够让这种感动传递出去。
[陈真] 我前几天到地震灾区在彭州，彭州也是一个地震的极重灾区，但是这次报道并不平衡，有些灾区是极重灾区，汶川、北川人们知道了，但是有些极重的灾区人们不知道，所以当时我们就选取了彭州这个地方。有一个英雄母亲似的英模，她当时救了很多人，地震的时候她抢救了很多孩子，她地震的时候马上就要接生孩子了，她坚持在摇晃的房子里面把孩子接生出来。她坚持说我不是英雄，我当时看了这个一点话也说不出来，就是想哭。当时我哭不是悲伤的泪水、痛苦的泪水，而是一种爱的力量，是带着一种巨大的、生活下去的动力。甚至于感受到灵魂当中净化的力量，这才是我们感动的要义。我的取舍就这么简单。我想周总可能还有更重要的解读。
[周亚平] 陈导讲得非常对。实际上从影片最初开始策划的时候，当时就有这样一个关键词，也决定了我们的创作方向，这就是陈导刚才讲的“感动”。甚至说当我们第一次提到感动，可能还没有今天这样清晰地意识到感动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但是今天这部影片真正创作出来的时候我们真正明白了感动的含义。感动如果在这部影片当中的具体演绎实际上又体现为两种品质：一种品质就是在抒发情感上做到了深情；另外在表述影片主题理念上又力求了深刻，而且这个深刻是隐藏在平凡的、普通的故事当中。
[周亚平] 这样一个理念、这样一个主题就回到了刚才的一个题目，就是讲到为什么选择《人民至上》这么一个题目。实际上通过制作这部影片我们也体会到人民的力量是权力的来源和政治的动力，人民的安危是执政的方向。我们表达这个主题的理想实际上也是我们这部影片的很重要的构成。
[主持人]大家对于那些很难取舍，最后又未在影片中呈现的镜头也很感兴趣，这样的镜头都有哪些？它们都是什么样的内容？
[陈真] 过去说做电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现在我也从事电影电视，我总觉得当一个大的事件发生我们进行现场记录的时候，这个导演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就是选择。选择中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舍，就是剪下，因为太多了。
[周亚平] 做减法。
[陈真] 这个东西太多了，尤其是《人民至上》，因为《人民至上》是做5?6?112大地震的，每个人都能给我讲一大段的故事，特别艰难的是我们的电影只有90分钟，不能让人从头看几小时，外国有但是中国还没有这个习惯，所以我们比较浓缩，但是浓缩以后又不能不展开，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陈真]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刚才我说取舍是感动，但是别人也会说感动是不是煽情啊？弄得眼泪很廉价？其实也不是，我确实想在影片中做一些理性的思考，但是因为篇幅不够，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果真的那样的话也就什么都没有了。
[陈真] 所以我今天也特别想和网友一块探讨地震中的这样几个问题，因为我们有几个没有展示的内容，比如有一个内容我特别想放进去，就是我们老反映的是怎么救人的，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在汶川地震带上有很多学校、医院、公共建筑包括民居倒塌，很多死亡的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建筑物倒塌，但是也有几所学校并没有倒塌，这里面一个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刘汉希望小学，他捐赠了五所小学，他所捐赠的学校一点都没有塌，而且都处在非常严重的地震带上。还有我们大家知道的商早中学，就是在安县，安县就捱着北川，当时那个校长被网上评为是上最牛的校长。他到了学校以后就发现有一栋教学楼不能验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一直在检修，一直到地震发生时还没有通过验收，他以后花了40万了，他一直在化缘要钱修这个教学楼。
[陈真] 更奇特的是从1995年这个校长就不停地组织学生进行地震后的疏散演习，让他们几分钟内就得出来、排队，怎么走，哪些地方是死角，他认为老师应该站在那里，老师不应该站在教室门口，而是应该站在楼梯拐角处，这样才能有序的撤退。他们学校经常没有任何原因地说“紧急疏散”，这次地震的时候他没有在安县在绵阳，地震发生后他就王学校跑，打电话也不通，等到他紧赶慢赶赶回学校进到校门看到他的老师站在外圈的学生站在里面，他当时一下子就昏过去了，很感人。而且他一直在修的教学楼也没有倒塌，他的学生后来回忆说一地震所有学生趴在课桌底下，第一波地震过去以后立刻撤离，几分钟就撤离到操场上了。
[陈真] 而且现在地震一周年过去了，我们很多人还是缺乏这个相关的知识，如果现在地震来了我们三个人是钻桌子还是要干嘛，关于地震的更科学的知识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传授，我们还是没有得到地震知识的普及。当然，今天我也是想和网友们探讨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纪念地震，我们的片子也很重要，作为灾民他们需要重建家园的勇气和信心，但是我们平常人地震也许在汶川、北川几年之内可能不会再发生了，但是别的地方很可能还会再发生。
[主持人]咱们国家把今年的5?6?112确定为第一个抗灾减灾日，这就回答了您刚才所说的地震后大家如何培养抗灾减灾意识。那地震刚刚过去一年，对地震中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还记忆犹新，特别是当时报道也可以说非常充分，这部纪录片靠什么来吸引观众？
[周亚平] 我认为咱们这部影片从首映所表现的效果来看，一开始就确定了影片的纪实风格，大家在很多媒体上经常能看到中国式的纪录片，大多数纪录片都是宏大、叙事式的纪录片。
[周亚平] 但是这部电影在陈导及整个创作班子的努力下，从一开始就坚持这样一个纪实风格的道路，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一开始它就没有主题先行，虽然是这么一个重大的主题，一开始它就没有把主题凌驾于材料之上，凌驾于这样一些真实的材料之上。所以在影片中从画面到解说，从音乐到对话，从场景到结构，从时空的调度到具体一个背景的字幕，每一个细节实际上都很用心、都很用工，共同确保这部大型文献纪录电影的品质。
[周亚平] 所以一开始我也讲到看完这部电影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字的电影，围绕人来做文章的电影。影片编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选择的过程，首先是选择人，这个人当中不仅仅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从总书记、总理到老百姓，从志愿者到小学生，从军人到农民，从中国人到外国人等等等等。每一个人后面又有大量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后面又有很多的情节，情节当中又有许多的细节。
[周亚平] 这部影片能够有大家今天看到的比较好的面貌，关键就是它的纪实风格。
[陈真] 刚才周总比较理论化的阐述我完全同意，因为我是一个具体搞创作的人，所以我想这部影片对我未来的创作也有很大的意义。通过影片制作的过程我的思想也有了一些转变。应该说新影这次拍这个片子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因为他跟着我们中央的高层领导人十几次的奔赴灾区，这些影像应该说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这次我们地震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新闻报道的透明度和公开程度是极大的增加了，几乎没有任何盲角、盲点。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道还是灾情的报道都处在媒体的高度关注下是完全透明化的。
[陈真] 新影的同志就是过去所说的中央摄影队就贴身跟着中央领导人做了非常大量珍贵的影像。在我们拥有这么多珍贵影像的时候我们如何构架这部片子，这部片子到底以谁为主，领导人当然很珍贵，他可以为主，我们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反复，刚开始我们也会把领导人的分量增加得很重，几乎就是领导人在灾区行为的一个真实纪录，非常珍贵，看着也很感动。
[陈真] 后来我们慢慢慢慢地改变，我们更多地增加了一些普通群众，当然，我们领导人的东西没有减少多少，但是我们同时增加了很多普通群众、普通战士，他们参与到救灾过程中，甚至于不知名的志愿者、捐款人，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加入其中。我当时就想如果按照原来片子的架构，最早我们设想是以领导人为主的，那么人民至上可能就是人民之上，而现在我们变成至高无上的至，一字之差但是整个创作理念就会有很大的转变。
[陈真] 我们也经历了这个改变，我们既经历了这个改变当中的痛苦，也尝到了改变之后的甜头。从今天来看这部片子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没有受到丝毫损害，而人民群众的事迹也为这部片子提供了非常感人的力量。当然，反过来他们也让我们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显得更加亲切和感人。
[陈真] 我就经常说地震就像是一次洗礼，有的人平时你看着好像也不是很起眼，一个县委书记能高大到哪里去啊，一般的群众一高兴了就给小孩喂个奶，但是就是因为地震，这些很可能在普通场合谁都能做的事情，它成了一个壮举，成了一个感人的瞬间。我们领导人也是这样，平时领导人离我们都比较远，他们说的话我们听起来也比较官方、官事，但这次地震也像一次洗礼，我们一下子发现我们的总书记、总理都显得那么亲切，他们说得话都显得那么入耳。我也经常说，这次看片子能够看到总理、总书记的讲话就像和平常人聊天一样，我也经常说他们就是最好的心理医生，他说什么话都没有用，他就说这些家常性的话，受灾的群众听了以后才能抚慰他们当时伤痛的心理，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他并不是天天振臂高呼在那里叫喊，并不是这样的，而且我们选取的大量的也是这样的东西。
[陈真] 很可能在将来影片中网友和观众都能感受到他们是在重新领悟到了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全新的形象。
[周亚平] 像陈导讲的有很多各案也会成为我们记录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很经典的个案。影片一开场就是总书记和地震灾区的一个孩子叫赵莎莎一开始就说“来，我们握个手”。还有前面一个个案就是总理和老太太的一个交流，老太太并不认识他，但是她就说“你是当官的你一定要努力工作”，总理也说“我一定会听你的话”，这样的场面无论是在合肥还是在成都，在这些地方放映的时候下面的观众都会有些会心，大家都觉得非常亲切、随意、自然。这就让我们能切身地感受到政治家也是在人民中间，政治家也是人民的一个部分。所以说《人民至上》不光是对于政治家来说，实际上对于我们整个人民群众这么一个团体来讲都是至上的。
[主持人] 影片很好地展示了新一代领导人亲民的形象。陈导作为资深纪录片人，曾经执导过《布达拉宫》、《你好！香港》等一批优秀纪录片，和你以前的作品相比，这部《人民至上》在摄制过程中应该是驾轻就熟，创作上会有新的挑战吗？
[陈真] 我确实是很早就从事纪录片的工作，也拍过一些纪录片，也不能说特别成功，只是在探索当中。我自己也有很多年是一直在负责电视台的《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主持那个栏目的工作，我们平常接触的都是小人物。
[陈真] 后来做《人民至上》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大人物组成的历史，挑战很大，很难把控，到底大人物是什么人，怎么能做得让大家觉得大人物可信、真实。这是第一大挑战，当然后来我用的办法很简单，“领袖也是人”，我还是用普通人的情怀、普通人的情感去依附在他的身上，我发现他们和我们平常的人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当然，他有他的特定的性格，有他的领导力，这可能是我这样的人无法评价的。但是我能用一些常人能够理解的，能够感触到的那些细节赋予他们一些可贵的东西。第二大挑战就是5?6?112地震我们胶片拍摄了大量的素材，但是依然不能涵盖地震的全貌，总有缺漏，因为数字化时代来临胶片拍摄的难度越来越大，现在有数码相机，有DV摄像机等等很多东西。最终我们断然地决定只要是影像不管是什么材质我们都用。
[陈真] 现在我们这个片子里面有大概一半以上是胶片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不是的，是文字的，可能是网络的、可能是照片、也可能是有人画的画，也可能就是游客最低档的DV拍的录像，还有一些现场监控录像。当时我们搜寻了很多这样的录像，像银行、机场，监控录像拍摄了大量的非常珍贵的地震当时的珍贵情景。我们看日本地震也就是电视台找一个角落看到桌子晃了，虽然很简单但是真的是很珍贵。
[陈真] 第三个挑战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就是刚才周总说得很对，《人民至上》是两个深：深情、深刻。深情我觉得我还能勉强达到，但是深刻非常之艰难。因为这可能牵扯到对深刻的理解，你不是说大话，不是说我们充分实践了党的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这么几句话就是深刻了。在这么多大灾大难面前，在这么多事实面前，在这么多感人事迹面前你做到深刻是什么办法，只能说我现在还是在努力琢磨中，虽然片子做完了，但是怎么能让它做得更深刻，怎么能让大家看完以后得到弦外之音，能看到什么，这个我也没有把握，因为片子做完了和我就没关系了。
[周亚平] 我觉得陈导太谦虚了，因为这部片子实际上做得从市场反映、观众反映来讲确实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影片。实现从新影这样一个开放性的运作当中也是希望把这样一个纪录电影的题材来做好。因为中央新影的历史很长，前几天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观摩会上也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那天正好是五四青年节，五四青年节整整从五四运动到今天已经90年了，我给90年做了一个简单的阶段性的划分，包括中央新影影像文化的发展都已经经历了一个新文化时期、新中国时期包括后来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现在我们讲是进入了一个新世纪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某种意义上就重新标志着我们的纪录影像在这样一个新起点、新阶段里如何重新起步、重新领航。
[周亚平] 陈导这部作品长处在什么地方呢？他说深情做到了，深刻还难以把握。现在我回答这个问题，深情是通过深刻来传递的，它不是前面我们讲的几个时期里面需要由我们的旁白、我们的解说，我们的语言来表达我们自己的观点，而是要从那些事实当中、从那些情感当中表达更深刻的东西。
[主持人]真正震撼心灵的还是一些真实的画面。地震之后陈导也多次去过灾区了，那陈导去了灾区以后发现灾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陈真] 因为地震发生时我在负责直播的后期所以当时没有去。去年九月底、十月初我去了一趟四川去看了一下。到今年二月份我又去了一次，到前几天我又去了一次，总共去了这么三次。这三次令我很惊讶，灾区的面貌变化也是很快的。十月份去的时候帐篷还很多，现在基本上见不到账篷了，到二月份的时候当时能见到成片成片的板房，但是有些板房已经没有人了，人们已经搬到了新居。二月份我当时去了吉娜羌寨，北川出来叫擂鼓镇，当时有一个猫耳石村解放军大概有700多个战士一直在那里建，各地也提供了很多材料，现在盖了一栋一栋的小楼，据说这个小楼不仅是给他们住的，也要开展农家乐，旁边也开了一个很大的广场，家宝总理过年的时候还去了，大家一块玩，当时我也觉得很惊讶，而且老百姓居然已经住到里面去了。
[陈真] 这次我一去，尤其那天我们去了彭州的小鱼洞，那里有一座大桥，现在还在，经常在电视上还能看到，有一个蓝色的5?6?112，他们立了一个木头做的碑，后面就是一个桥，桥就像一个油条似的就被扭断了，但是就在边上不远一百来米的距离一座新的大桥，那天桥梁正好都架完了，据说今年九、十月份就可以通车了。这个让我很惊讶。因为我们国家要求三年完成重建，现在看来重建可能是提前了。
[陈真]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建一个房子是容易的，这次也有很多政策，农民可以自己拿一点钱，国家拿一点钱，还有捐助的钱，也可以拿一些宅基地出来，这次也完成了土地制度的一些变革。但是因为很多人毕竟失去了亲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人心里的重建过程我觉得还是挺漫长的。
[陈真] 我这次去了以后也见了一些志愿者，上次也见到了一些志愿者，还有一些志愿者还在默默地工作，在做心理抚慰的、帮助他们的工作。因为我自己的这个百姓的栏目也经常拍一些灾后的孤儿或者是受伤残的孩子的生活，他们虽然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但是面临的问题依然很严峻，包括心理上。二月份我还去了北川，当时是宣传部的部长带领我的，有的时候他很淡然地跟你说这个地方埋了多少人，我家里谁就埋在这里，因为北川经历过三次，一次地震，还有最后一次是九月份的一次泥石流，现在北川已经面目全非了，也无法重新挖掘了。这些官员天天陪着我们，他得说我们，我当时一听心里就很难受。
[陈真] 当然，一方面是我们给他们施加的压力，另一方面确实也说明心理重建还是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过去我们有多少对人的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尊严这些东西会有一些忽视，而通过这次我们要把这些都重视起来，人要活下去，但是不能一般的活，你要活得有价值、有尊严，不能苟活。怎么能够让他们的心理恢复过来这还是很漫长的。这也是我这次去灾区之后的感受。
[陈真] 那天在北师大于丹也在，过去于丹和我们也是很熟的，我们做电视的时候她也来帮我们评奖做策划，她现在也是很有名的人了，她也在说，我们看了这个电影，不仅要知道一些什么，还得知道要干一些什么，我们还是要付诸行动。我在这里也要通过新华网呼吁大家：地震过去了，但是我们对灾区的帮助依然没有停止，我们还应该用各种方式，无论是付出金钱或者是付出劳动，哪怕我想念他们，给他们写点信，关心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让灾区人们觉得他们没有被人们遗忘，他依然在被人关爱着，那他们将来生活下来是多么温暖的影响啊。
[主持人]那咱们影片采取的一半以上的胶片素材都是由中央新影提供的吗？
[周亚平] 是的，从去年5月12日下午我们的摄影师、录音师、灯光师紧急启动起来去跟随温总理踏上了抗震救灾的旅程，在此后又跟着总书记、总理以及中央和国家的其他领导同志到四川去过很多次。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从抵达的人次来讲也已经是好几十人次了。这个过程当中就记录了大量的胶片，因为我们用的还是用胶片拍摄的，拍摄的胶片初步统计下来有十万多米。
四川汶川大地震是刻在国家和民族心中的伤痛，而当时全党、全民、全军的抗震行动又是一次豪迈的壮举，实际上在去年5月12日下午，当中央新影听到了大地震的消息，同时又接收到了上级有关组织的指示后，短短的15分钟时间内就调集了我们非常优秀的摄影师、录音师就赶赴机场，跟随温总理就踏上了这样一条抗震救灾的旅途。这一次踏上去以后实际上前前后后一下子就跟踪了一整年
[周亚平] 这里我也不得不说一说我们的摄影师、录音师这样一个团队，我们的这些摄影师在整个这一年的拍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遭遇了各种各样的辛苦和艰难。比如说无法吃饭、不能睡觉，被大雨淋湿了，被一些东西砸伤了，虽然要关心那些受灾的人们，但是无法关心自己，很多摄影师在工作过程当中很多都是带着病来工作的，但是这些摄影师没有一个人谈到这些问题。因为这次拍摄的过程和以前的拍摄还是有区别的，前面我也一直在强调这一条，这是一次感动之旅，感动的人和事实在是太多了，他们也会感觉到，我们的摄影师、我们的工作团队很朴素，他们说人民很感人，领导也很感人，志愿者很感人、那些小朋友也很感人。所以在这么一个很大的灾难面前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更多地来记录这些感人的场面、感人的细节。
[周亚平] 所以说由于通过他们的努力，我们新影在我们原来影像的宝库当中又保留了更多的、珍贵的历史画面。
[主持人]中央新影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老纪录片厂，推出过很多经典纪录片，今年是汶川地震一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新影有没有什么有关的大的策划？
[周亚平] 新影人在国家大事情面前从来不会缺席，在任何重要的时刻都会有我们新影人的身影，也会通过他们留下这个国家的前进的影像。像今年实际上是一个大年，这样一个60年的庆祝活动就不可能没有准备、没有作品。这些创作实际上目前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拍摄、制作当中。
[周亚平] 在这里我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比如中央新影的中央时政部目前最主要做的两部大的影片，一部是《长安街》，通过这样一条国际名胜街的变化来折射我们新中国60年的变化，它也是一部大型的文献纪录电影，同时也要套拍若干集电视系列片；另外一部影片就是迎接澳门回归的大型文献纪录电影叫《你好！澳门》，这部电影是香港回归十年时我们拍摄了一部影片《你好！香港》的姐妹片，这部影片实际上定下来就是由陈导继续把这样一部姐妹片创作完毕。这部影片的拍摄可能在下周就会很快就要起步了。除了大型的独立文献纪录片以外也会有套拍的电视系列片。
[周亚平] 中央新影围绕今年庆祝建国60周年的有关大阅兵的影片的创作，还有就是在庆祝国庆的时候可能有一台大型的舞蹈史诗向观众见面，这也是有新影创作的。
[主持人]当前电影市场有不断扩张的趋势，但是纪录片市场似乎一直不温不火，在当今这个时代，纪录片的市场在哪里？纪录片的价值在哪里？纪录片未来怎么样？
[陈真] 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曾经进来过一部纪录片叫《迁徙的鸟》是一个法国的电影工作者拍的，2004年上半年有两部纪录片当时在商业院线上放过，一部是田壮壮的，一部是我的，是纯商业发行的，还有一个新影厂参与的一个美国的制片人拍摄的纯粹在商业院线上放映的。这之后在商业院线上推出的纪录片基本上是很难寻找到痕迹。我也很纳闷、很困惑这个事情要怎么办，首先应该说这是一个国产电影的瓶颈，我们现在知道大片里面很赚钱的国产影片的数量并不多，当然，我们也能见到有很好的，像以前的《集结号》，以及过去张艺谋的一些片子，但是这些片子毕竟就集中在这么几个导演身上，而一般的国产片的市场并不是太好，如果再要纪录片走向市场这几乎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陈真]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要观众走进电影院看纪录片肯定要给观众一个理由，当然，地震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人家说我在电视上都看了，我为什么非要到电影院去看？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但是今天我们来说我们要告诉大家，你看了不会失望，我们这电影里面有很多电视里你没有看到的东西，但是即便如此人家还要掏那么多钱，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电影票太贵了，尤其看纪录片太贵了，没有必要花五、六十块钱看一部片子。因为毕竟这个票价对普通人来说还是挺贵的。
[陈真] 另一方面市场推广可能有一些问题，因为我只是自己一个制作人、作为创作人的担忧，周总是管理人，他可以高屋建瓴地来探讨这个问题。
[周亚平] 陈导客气了，我自己在从事媒体管理的同时也是很热爱纪录片的，也在从事一些纪录片的创作，包括我自己编导过的一些人文纪录片，什么江南、徽州、徽商、长安等一些纪录片，这些纪录片的市场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局限性的，而我给我自己安慰的方式就是理解纪录片的市场必须分众化、对象化的来理解。今天再怎么样的努力，再怎么样制定标准和拓展市场都不可能获得今天像我们那些巨星片、商业片那么大的市场，纪录片是没有这个机会的，可能一个时代就有具有一个时代产品特征的时代。但是我个人感觉纪录片是最好的传播文化的方式，而相对一些电影的巨星片相对比较娱乐，给人们提供一些轻松，而纪录片更多的是提供给大家一些信息、一些知识，乃至于一些真理。
[陈真]包括文化价值。
[周亚平] 对，它的传播比较恰当的，符合进步方向的价值观。说到今天，我们这些纪录片的创作者，大家共同怀着这样一个理想，就是明知前面道路非常艰难，但是我们还是在跋涉、在前行。我想在中国纪录片的队伍里，这种现象是非常之多的，面广量大。
[周亚平] 要说一个具体的问题的话，我是建议如果大家看到我们的纪录片进入院线的时候希望大家去看，如果看到我们的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或者其他电视媒体上播出的时候大家都去看，这就已经是对中国纪录片的最大的支持了。这里预告一下，大型文献记录电影《人民至上》将于明天晚上八点整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黄金时段播出，明天下午我们通过这次创作还延伸了一个五集的电视系列片《人民至上》，这五集的电视系列片将在明天下午一点十分在安徽卫视进行播出。
[主持人]希望广大网友能够关注我们的这部《人民至上》。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访谈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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