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真：似乎被遗忘了(为《被遗忘的影像》一书所做的序)

陈真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cntv 2012年03月14日 16:26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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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的名字叫《被遗忘的影像》，遗忘是书名和书中内容的关键词。

　　遗忘，似乎是常人难以避免的顽疾，人们使用多种工具来保持自己的记忆，这就是记录。人类爱忘事是天性，一个记不住事的人肯定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一个记忆力超群的人肯定是最痛苦的人。那些记录下痛苦的作品带给人们的是更多的痛苦，甚至记录下的欢乐最后也会演变成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不可思议的是，这种记录的过程，对记录者本人来说也是极为痛苦的。拍摄纪录片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这么一场痛苦。

　　在有关记录的书写种类中，最费事的就是影像记录，也就是纪录片。书中出现的这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都经历过物质和精神的极度匮乏，因此欲望的成长显得有些不那么理性，他们选择了最费事的影像书写――拍摄纪录片。可以这么说，这本书里收录的纪录片的作者都不是天生想做纪录片工作者。从80年代开始，所谓的中国电影“第五代”搅乱了很多本不十分平静的年轻人的心。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遥不可及的电影梦。苦于种种现实障碍，他们不可能成为陈凯歌、张艺谋，因为做电影是需要巨额资金的。而且电影是一门手艺，想要进入这个圈子学会这门手艺实属不易。所以很多人一开始都是进入电视圈拍摄电视纪录片，而且大部分是用磁带而不是胶片。
 
　　在80年代，每个人的工资都不超过百元，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最重要的条件不是钱而是得到一个免费或低价使用的摄像机和后期编辑设备。我们这些体制内的和一些体制外的人都是这场发端于20年前的新纪录片运动的主要推动者。20年前一些纪录片工作者能获得的创作条件，某种程度上并不比今天差。制作一部片子并不需要支付很多的钱，但他们付出的可能是人格的代价。记得吴文光拍《流浪北京》时，设备是当时电视台最好的，后期合成用的是?带脱编，在当时最高级的机房，因此，新纪录片运动并不是小米加步枪。

　　早期中国新纪录片运动有关的纪录片，主要出自中央电视台的两个机房，它们是根据地和大本营。在所有关于早期中国独立制片运动书籍中，从来没有人提起过这些技术员和机房。但我想说，没有这些机房，没有这些善良的人，很难诞生这么高质量的纪录片。

　　本书作者之一的刘晓茜，我见过几面。记得第一次见她是为了给李幸送资料，她从办公室的大楼里下来取，我交给了她东西但没有下车，后来才知道因为有了她，这本书才能够最终完成。后来和她通过几次电话，相互发送过一些邮件，知道她为了学习制作电影去了京郊一家影视设备公司打工。我曾跟汪继芳说要不先来电视台混点钱解决生存问题也不影响她将来拍电影，汪继芳告诉我她不愿意来，怕学坏了学歪了，她想一步进入电影圈，真使我感动不已，不知道她的这种人生选择是不是也受到这本书里面的人和作品的影响。

　　因为李幸的关系，我认识了汪继芳，从汪继芳知道我到我们最终见上面，间隔10年，在她后来的一些文字表述中，我是一个大大咧咧，没有心计且乐于助人的电视人。也许我和她过去采访过的纪录片人不同，不那么严厉较真儿，或者火气很大，说话又比较随意。于是她很快和我成了朋友，这本书是在李幸推动下完成的，但她还是专心地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汪继芳是这样一种人，不经意中做的一些看起来不大的事，事后却证明这些工作极有价值，是常人所不为或不能为的。

　　与李幸的相识纯属偶然，多年以来，和李幸的交往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李幸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朋友之一。据我所知，在李幸的研究领域中，纪录片并不是他的主项，他的研究主要侧重个体案例，以小见大，发微见著。其学术之风极为扎实，可谓领一时风气之先。我们常叹当下中国的学术研究流于宏大叙事，学者们为了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在纵横捭阖下，会有许多误读。而他们常把误读当作解构，而李幸的工作却不这样，这也就是我当时愿意和李幸共同来做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可惜的是，我阴差阳错去了一个电视日播栏目，每天忙于各种琐事，最终没有从头到尾和李幸共同完成这件工作。

      今天，中国的新纪录片运动早已不见踪迹，书中所列的大部分人也不再拍摄纪录片，今天为拍摄纪录片而筹措资金再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一些年轻人只要用不到5万块钱就可以配置一套DV的前后期设备，他们也不用像过去的人那样跑到电视台机房，因为在自家的电脑上，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后期编辑。但人们却在说，中国的纪录片却陷入了困窘之境。事实上，现在在中国，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正在进行或者准备进行纪录片的拍摄，每年都有一些佳作在电影节上获奖。但是像当年一些人聚在一间小屋里观看一部自己拍摄的纪录片，看完后争论不休、通宵达旦，那种兴奋的情景却不再有，似乎被遗忘了。

2005年10月10日于北京

　　（本文选自《被遗忘的影像》序言，李幸、刘晓茜、汪继芳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