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真：我的西藏往事

陈真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cntv 2012年03月14日 15:32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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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从电视上看到西藏发生的“3.14”拉萨骚乱，在悲愤之余，想起了二十年前的一幕……

1988年初，我所在的部门组织摄影队赴西藏拍摄藏历新年与拉萨大祈祷法会，因为原定的几位摄制组成员托故不去，于是我做了替补。这是我第一次去西藏。

藏历新年如同内地的春节，时间上有时候差一两天，有时候差一个月，88年那年，就和农历春节差一天。而这年的藏历新年期间将举办拉萨祈祷大法会。

藏历新年人们知道得比较多，大祈祷法会知道的人不多，这里多说几句。西藏崇佛，有许多宗派，现在影响最大的是格鲁派，俗称“黄教”，班禅、达赖就属此派。格鲁派由宗喀巴创建，他是十四世纪西藏最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为了弘法，也为了扩大格鲁派的影响，宗喀巴于1409年在拉萨举办了大祈祷法会，藏语“莫朗钦默”，汉族称“传大昭”。历史上认为，拉萨祈祷大法会的举办标志着格鲁派地位的正式确立。自此以后，每当藏历新年期间，拉萨三大寺的僧众云集市中心历史最悠久的大昭寺，每天诵经礼佛，并接受信众的进香布施，法会期间还要举行佛教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的考试。由于种种原因，传统的祈祷法会停办多年，1988年是恢复后的第一次。这本是西藏僧俗两界极为欢庆的大事，但由于境外藏独势力的活动的猖獗，这次大祈祷法会一直笼罩在骚乱的阴影之中。我们到达拉萨后不久就听说当时的广播电台记者刘伟因与当地人冲突，被坏分子打成重伤，在医院奄奄一息。因为我们人多，目标比较大，加上领队又是一位女士，安全是个大问题。因此，除了工作，很少自由活动。当时我们住在拉萨饭店，距布达拉宫走路也就十几分钟，吃饭在离布达拉宫不远的北京路上四川人开的小饭馆包伙，还在布达拉宫山脚雪村拍摄一户藏族人家过新年的全过程；每天仰望最著名的布达拉宫却没有进去过。

3月5日，这是法会的最后一天，将举行迎请强巴佛（未来佛）仪式。僧人将强巴佛放置在一辆大卡车上，缓慢绕八廓街一周，接受僧众的顶礼膜拜。当强巴佛行进到松觉热广场时，一些僧人开始围攻当地官员，并形成了游行队伍。当时我带着摄像正在大昭寺正门口支着机器，等待拍摄强巴佛回寺的场面，只听得阵阵尖叫，刚把镜头转向迎面走过来的人群，却迎来了如弹雨般的石块。记得自治区领导曾经说过，一旦发生情况，就进入大昭寺西南角的传昭办公室，那里有中央和自治区的领导，有武警战士保卫，比较安全。当我们收拾机器往传昭办公室跑的时候，我亲眼见到一块巨石从三楼扔下，在地上弹起半人多高。我们跑到三楼的传昭办公室时，发现不大的屋子已聚集了有五、六十人。我和摄像杜信及他的两个助手气喘吁吁，惊魂未定，不过毛发未损，摄像设备也完好。就在我们庆幸之时，号称最安全的传昭办公室，被闹事的僧人包围了，而大昭寺内除了传昭办公室基本上是僧人的天下。闹事的僧人开始砸门，想冲进办公室，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去顶门，我也去了，那门事实上已经开了，所幸门板极厚，众人用大沙发和桌子把门堵了个严严实实。闹事的僧人环绕八廓街游行，经过传昭办公室时就向上狂扔石块，传昭办公室沿街的玻璃几乎都给砸碎了，这样的情形持续了有将近一个小时，电视记者除了我们四个人以外，还有西藏台的6个小伙子，六个人中间有一个长得矮矮墩墩，眼睛细小的小伙子，外号叫“王爷”，但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十几年后他也参加了《布达拉宫》的拍摄。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是大胡子子扬，他是以个人身份来到西藏，只见他猫着腰趴在窗口拍照片，僧人扔石块时，他就像弹簧一样蹦得老高，在石头和玻璃碎片的飞雨中，他安然无恙，令人称奇。后来当我们回到北京受到表扬的时候，他因没有请假去西藏，反过来受到了所在部门的严厉批评，此乃后话。

由于情形危急，武警战士们前来营救，但考虑民族政策，不能使用热兵器。只见他们举着木棍，带着头盔，向我们传昭办公室包围了过来，在屋顶上的僧人，把石块像雨点般地向他们扔去，很多战士当场受伤倒地。最后武警向大昭寺楼顶发射了催泪弹，驱散了扔石块的僧人，来到了传昭办公室的楼下。因为闹事者仍在撞击传昭办公室大门，所有人员只能用战士们扔上来的帆布带，从大昭寺三楼顺索而下。人们让年纪大的和女同志先下，由于我是从北京来的，也让我比较早地下来了。记得当时听到西藏台六位小伙高声叫：“西藏台的人最后下”，听到此言，我眼眶一热。当我们进入安全地带以后，看见武警战士已经攻入了大昭寺，事态渐渐平息。这就是著名的拉萨“3.5”骚乱，
那天也是我第一次闻到了催泪弹的味道，影响了胃口，吃不下饭，心情也极为复杂。作为一个内心向往西藏的我，见到与我常在梦中所萦绕的那种平和、高远的雪域风情大相径庭的场景，心情当然极差，但这血腥的一幕是那么的真实。在随后的十来天里，我们驱车去了泽当、日喀则等地，翻过了唐古拉山口，在一个极其缺氧和寒冷的兵站，度过了难忘的一夜，最后到达中尼边境的樟木口岸。一路上所到之处，发现那里的人们丝毫没有受到拉萨骚乱的影响。美景当前，但我却无心陶醉，那一路看到了什么，我今天几乎记不起来。

那年后来还发生了几次骚乱，为此，中央派了当时最年轻的省委书记胡锦涛赴藏主政，并实施了戒严。

1998年我开始筹备拍摄《布达拉宫》。为布达拉宫拍摄事，当时的台长杨伟光出面宴请来北京出席“两会”的西藏领导陈奎元、热地等，但杨台长最后有事未能出席，由副台长李东生代表。在宴会上，我与热地同志时隔十年又一次重逢。我们俩握手的时候我又一次看了他手掌上的伤疤，十年前，1988年“3.5”骚乱，热地同志和我们一起被围困在大昭寺西南角三楼的房间里，使用武警战士扔上来的帆布带顺索而下，得以脱险。当时绳索只有两根，热地同志为了让后面的人早点脱险，快速下滑，掌心在下滑时被帆布带严重灼伤，留下两道深深的血沟，但现在已长出新肉。

为了拍摄《布达拉宫》，我在五年中八次进藏。经过改革开放和促进经济繁荣的政策，西藏尤其是拉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发达，入藏的人也越来越多，西藏成了一块真正的旅游胜地。但西藏并不平静，藏独分子的骚扰滋事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藏的发展。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当我目睹电视屏幕上暴徒的罪行，回想起二十年前的那一幕，心情极为复杂。
在很多内地人眼里，遥远而神秘的西藏是一块人间净土。但是，谁在玷污这块净土呢？

（原载2008年新闻评论部内刊《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