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真：《布达拉宫》的缘起

陈真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cntv 2012年03月14日 15:23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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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在西藏

我是在1995年从国外回到北京，1996年时正在一家美国电视公司供职，穿西装、打领带，拿着高薪。当时中国电视有一个最红火的栏目，叫《东方时空》，因为这个栏目，央视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叫新闻评论部，其掌门孙玉胜是我初入央视时的单身宿舍邻居，当时《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也是我多年好友。他们告诉我，评论部接下来有一系列制作大片的计划。1997年开始做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聘我为执行总导演，我因此从美国公司辞职。1998年初《周恩来》完成并播出，时间在庆功时告诉我，孙玉胜已有三个大片计划，让我选择，我选了《布达拉宫》。在其后评论部三位主任孙玉胜、袁正明和张海潮召见我时，我不自量力地说，让我拍就要拍成胶片。其实电视台只出品用磁带拍摄的电视节目，而我是想借此圆自己一个电影梦。但孙玉胜的豪气更令我震惊，他说你自己搭班子，我们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每年三月是人大、政协开会的日子，为布达拉宫拍摄事，当时的台长杨伟光出面宴请来京开会的西藏领导陈奎元、热地等，地点在前门全聚德的帝王厅。但杨台最后有事未能出席，由副台长李东生主持。后来出席这次宴会的，除了我都升了官，而没有出席的杨台长一年后退休。

在宴会上，我与热地同志时隔十年又一次重逢。我们俩握手的时候我又一次看了他手掌上的伤疤，十年前，1988年，我第一次去西藏，拍摄拉萨传召大法会（默朗钦莫），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在法会最后一天发生了著名的“3.5”骚乱，热地同志和我等数十人被围困在大昭寺西南角三楼的房间里，后来在武警战士帮助下，我们使用武警战士扔上来的帆布带顺索而下，得以脱险。由于热地同志年事已高，掌心在下滑时受到严重的灼伤，留下两道深深的血沟，但现在已长出新肉。

在我所接触的中国高层官员中，西藏的领导可能是最随和的。我们在西藏时都可以随时到他们家或者办公室，推门而入，不用打招呼。因此1988年在西藏，我们曾多次和热地同志在一起喝酒，也醉过几回。当他和陈奎元同志（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听说我们要拍布达拉宫，立刻表示了支持，并在区党委常委会上进行了讨论，并做了决议，为我们的拍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9年在西藏

1988年的10月，我带着三人去西藏踩点，也第一次去了布达拉宫。1988年我在西藏待了两个月，由于工作忙，再加上发生了骚乱，居然没有去布达拉宫，这次也算圆了我一个梦。此次赴藏和当时负责宣传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书记开了几次会，商讨拍摄细节，丹增书记也是我在1988结识的，也是我的老校友老学长。丹增书记对西藏的文物局长甲央说，布达拉宫对这次拍摄将全面开放。他说这可能是布达拉宫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但是，丹增书记说，记得一年前，杨台长来西藏参观布达拉宫时，当场允诺为布达拉宫维修捐赠人民币30万元。但至今这笔款项未有到位。我当场拍着胸脯说，一切包在我身上。回北京后，我们杨台做了报告，杨台最后从全台职工福利基金中拿出30万，汇款手续由我去办，并商定，择吉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为布达拉宫维修捐赠仪式，也同时举行电影《布达拉宫》开机仪式。1998年年底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捐赠和开拍仪式时，高朋满座，宾客云集，但独缺丹增书记，因为丹增书记在西藏有个外号，叫冬天的书记，意思在冬天缺氧的时候，他基本上不离开西藏，坚守岗位，辛勤工作。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而布达拉宫的拍摄正好相反，一开始显得非常顺当，而后来却波折重重。从开拍到上映，用了6年。

布达拉宫作为建筑，承载了西藏1300多年的历史。这1300年几乎涵盖了历史上西藏最重要的时刻。但今人所见的布达拉宫建成只不过300多年，如何用电影的手段，既反映西藏的历史，又表现布达拉宫的内涵，一直是我们难以解决的难题。我最早写出的《布达拉宫》的脚本，是以两位少女告别乡亲踏上漫长的朝圣之路，一路经历风雨，知晓历史，用磕长头的方式最后到达布达拉宫，我想以此表达文化和历史在藏民族内心中传承的特殊方式。该脚本在征求意见时获得一片叫好，但报送上级领导时，领导却说，那布达拉宫在哪里？为写作《布达拉宫》拍摄脚本，我花了六个多月的时间，翻阅了一百多本有关西藏的书籍，走访了北京和西藏的近百名有关人士。有一天，西藏文物局长甲央介绍我认识了在布达拉宫待过近60年的强巴格桑老人，老人有异人之相，隆准巨大，声如洪钟，身材伟岸，其在布达拉宫的经历也颇为传奇。当时我对同行的人说，到时候我们在拍布达拉宫的同时，套拍一部这位老人的纪录片。《布达拉宫》的拍摄脚本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经历了20多次重大修改，最后我决定以老人在布达拉宫的经历作为结构线索。方案写完后已经升任主任的时间带我去面见当时新任的赵化勇台长。两天后，赵台长秘书通知我们赵台长将在我们新闻中心的年会后约见我们。那次新闻中心年会是在电视台附近的梅地亚宾馆召开的，赵台长发表完讲话后便离席而去，时间给我打了个手势，我们俩匆匆追出门口，后来我们三人在梅地亚一楼的茶室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赵台长对我们以强巴格桑老人为结构线索的新脚本表示了赞赏，当场指示我们立即开拍。记得他当时讲了六点指示，为了抓紧时间，我第二天就飞赴西藏。到西藏后，我部门的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说台里已正式下文，同意布达拉宫重新拍摄。赵台长有重要批示，内容有六点，当她在电话里向我宣读这六点批示时，和那天赵台长在茶室和我们讲的几乎一字不差，令我心中暗自称奇。

2000年 与哲蚌寺制作坛城的僧人合影

因为做《布达拉宫》，我读了许多西藏的书。去了许多西藏的地方，也结识了许许多多的西藏人。这五年让我享受了很多欢乐的时光，也体味到了许多郁闷难解的苦痛，甚至也陷入过极为悲伤的心境。经历了这番西藏之旅，感悟到的并不是人们常说的西藏的文化精神，而是一种人生的境界。所以，后来完成的《布达拉宫》中，西藏的历史和布达拉宫的建筑没有成为此片中最主要的部分，我想探究的是有关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2002年，我最后一次去西藏的时候，去了神圣的纳木措湖。面对着夕阳下闪光的湖水，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和西藏说再见了。我眼前群山连绵，橙黄色的落日渐渐消失，天空布满灿烂晚霞，染红了湖水，真是一个壮烈的告别！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会有这么奇特的想法，如今每想到那个傍晚，心中无比感伤。

（原载2004年新闻评论部内刊《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