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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真:老说纪录片,就把我们自己说窄了

陈真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网易 2012年03月13日 10:09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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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可以在电影院看到陈真的作品了。我认识陈真近20年,一直知道他在拍纪录片,但从未看过他的作品。2000年我在《城市画报》当记者时,想采访中国新纪录片运动中的名导们,就是陈真给我的线索,我知道陈真其实是新纪录片运动最早的参与者之一,80年代初期,他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很早就接触到大量的国外纪录片,积累了丰富的见识,而这些见识,当年在共同的追求中曾深深地影响过他的朋友如吴文光、康健宁、时间、段锦川、蒋樾等等,这批人后来被称为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先驱,吴文光至今仍称陈真为老师。陈真自己也拍过不少纪录片,可惜都没机会面世,这使得一直想采写陈真而不能的我无比遗憾。

  这次能约陈真做专访,总算了却一个夙愿。

  自由表达是初衷

  黄茵(以下简称“黄”):你为什么要拍纪录片?

  陈真(以下简称“陈”):我们6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人家说是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这一拨人里,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喜欢电影。当年物资很匮乏,人的个性又遭到扼杀,电影是个造梦的工厂,当我知道可以通过电影这种武器,就像你说的,用一支笔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个可能就是我从事纪录片的初衷。

  黄: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黄河》到今天的《布达拉宫》,你一直在拍纪录片。你拍过的最好的纪录片是哪部?

  陈: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拍过最好的纪录片。

  黄:《布达拉宫》呢?

  陈:那个不算。我也没有把它当作我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录片,我对纪录片要求比较高,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纪实形式,还应该有深刻思想,有非常个性化的表达,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精神方面的东西,就是看了片子会认为受到了很大的启发的那种。

  黄:那你展望一下纪录片的位置和它的将来吧。

  陈:(笑)小时候,我看到的第一个纪录片,是在电影院里看的。当年看故事片之前总要放一些新闻纪录片,中国还有一个很NB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它就是专拍供电影院播放的纪录片的。后来我们有电视了,人们就不再通过影院播放纪录片了。

  黄:人家打开电视就可以看了。

  陈: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梦想。你在电视里看,总会觉得,一个人读书和看报不一样。看报纸的你,为什么还要看书呢,看电影总比看电视爽吧。

  因为昂贵,你就不敢随便

  黄:用胶片和用录像带拍纪录片,主要的区别是在质量上?

  陈:这个问题很有趣。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是用胶片拍的,后来就用磁带拍了。胶片是有片比的,而磁带没有,你随便拍。电影纪录片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胶片很贵,是一次性用品。我反过来说,用胶片做原始记录有点昂贵,因为昂贵,我们就不敢随便使用。

  黄:使你的选择性更强?

  陈:不,是选择性更差了。

  黄:你肯定要滤掉很多废话不拍。

  陈:不是,拍得少了,选择性就差了。剪接时可以剪掉一些废话,我们这个工作跟写文章不一样。搞电影,如果你拍两万字,出来只有一万字,这扔了的一万字,花钱多了去了。

  电影不像电视,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场合看电视,看电影就得坐在一个黑暗空间里聚精会神地看,它造成一种场合:庄严、有序,每个人在当时都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就是电影投入大的原因,我倒不觉得电影跟电视在记录手段上有什么区别,反过来我觉得现在电影的记录手段还不如电视呢。当它成为文本,作用于受众的时候,电影显得更庄重一些,而电视则是可有可无的感觉。

  首先要跟DV拉开距离

  黄:DV对你这个行当有什么影响?

  陈:DV对整个纪录片行业冲击很大,为什么我们想做胶片?因为首先要跟DV拉开距离,就像现在我从事的《百姓故事》,里面有很多片子都是DV拍的,没有老百姓会问,是DV拍还是大机器拍?DV是小机器,没有关系,小DV拍得可能更好。得奖的往往都是小机器拍的,那岂不是显得大机器很没用吗?但是DV再怎么拍也达不到胶片的效果,所以我爱用胶片。

  黄:希望能够……?

  陈:希望能够在电影院里面,让观众也像欣赏一部电影故事片一样去看一部纪录片。不要把纪录片变得很边缘化,变得它总是你在街头巷尾看,在茶余饭后看。

  黄:你是不是觉得用胶片拍容易取得突破?

  陈:我觉得用胶片或DV拍,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人应该去拍合适他拍的题

  材。DV取材很方便,拍一些题材比较小的、需要偷拍的,挺好。既然用胶片,就该拍合适它投入成本的东西,像美丽的山川,遥远的西藏,甚至外星球……

  还有一点是胶片在视听的表现上可以做到更超一流水准,让观众有一些好的视听享受。

  我不知道市场在哪里

  黄:拍纪录片过程中,最困扰你的是什么?

  陈:这个话题我觉得在报纸上没法说,我没法自由地表达。

  黄:那么比较困扰纪录片的......?

  陈:我倒觉得是市场。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这些人过去都向往做电影,等我们觉得有能力做时,中国电影现在最不景气。你说,是创作不景气吗?现在能够从事电影创作的人比过去多得多了。过去电影学院每年才招十几个学生,现在每年上百人毕业,这些人到了大街上不知从事什么好,人数是多了,素质也提高了。还有,过去我们看电影多难啊,现在什么片子都有影碟,都能看到。

  在这里头,什么东西在萎缩呢?电影市场在萎缩,去年中国只有10亿票房,观众还达不到10亿。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把观众拉回电影院去,靠什么我也不知道。最大的问题,现在我不知道市场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个市场是由谁来掌控,更不知道这个市场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它的需求在哪里,它的出路在哪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们现在搞电影最困难的地方。

  纪录片的娱乐性

  黄:纪录片也要有娱乐性?

  陈:纪录片应该有一定的娱乐性。如果我要拍成胶片的纪录片,就要投资150万、160万,不会拍像《百姓故事》那样的,我会拍一场演出,就像音乐会和歌舞剧,用胶片的形式,包括录音等等,效果很好,再穿插进自己的思想。我们现在把纪录片的题材局限了,一想就是重大历史事件、人物,要不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些是纪录片中的某一部分,不应该排斥娱乐的元素。

  现在中国不是要搞数码影院吗?这种影院除了放映用数码技术拍的电影外,还可以用来直播,很可能以后大家看现场直播就在数码影院里看。它是通过高清电视直播,非常逼真,清晰度比一般电视高好几倍,接近电影胶片。今年全国准备发展1000家数码影院,这就是传播手段,他们可以提供一流享受,我觉得应该重视。我们影院里所谓的纪录片就是非剧情片,我们不做好准备,将来这1000家数码影院又会多半被外国的东西占领。

  黄:从纪录片到非剧情片,你改了它的名字。

  陈:你老说纪录片,这就把我们自己说窄了。过去对社会不满的、个性化表达的等等,我们把它当作纪录片,其实不必绝对。既然已经进影院了,怎么好玩就怎么来呗,进影院肯定有商业因素,电视不好看可以换台,但电影他要买票看呀。

  我们要搞纪录片电影,它还没有去占领电影市场,它对市场的需求很陌生,仅停留在个人表达的空间,当然你是需要表达一些东西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观众凭什么要接受你所谓的表达呢。

  黄:你在《布达拉宫》里做了哪些努力呢?

  陈真:第一,题材是布达拉宫,是西藏的象征,它在一般人经验范畴中是比较陌生、神秘的概念,就是大家非常想了解啊、探秘啊,它又是常人很难企及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去一趟西藏。那么,我们就把题材确定下来了。

  第二,我们在拍摄期间考虑到很多娱乐因素,拍了很多仪式,比如说宗教仪式、民间歌舞和一些奇特东西。片子中有很多东西你可能听过但没见过,甚至都没听过,譬如坛城制作。还有一些仪式未必是产生于布达拉宫的,像牦牛舞,但是它毕竟和布达拉宫的文化、历史有关系,我觉得这就是娱乐化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把声音录成立体声,然后配上非常优美的音乐,音乐下了大工夫去打造、制作,音响效果也非常好,使用了5+1的6声道数码技术,你听到的是环绕声,这都是花了巨资做的。如果用过去那种录音设备,好音乐听上去也老有咔叽咔叽的声音。

  我们也做了牺牲,最早这个片子是两个小时,我整整剪去了30分钟,就是为了适应市场,因为搞市场调研的人说,一般故事片90分钟为好,影院欢迎90分钟的影片,它可以多演一场。还有一个奇怪的例子,现在片子的总长是94分钟,怎么会多出四分钟呢?因为有人说电影院一般都有散场音乐,出字幕时,人要从字幕前面散场,你不能电影完了音乐一停就说,亲爱的观众,请你不要乱扔瓜子皮。因为我们是做电视的,不懂这个,电视最后我们通常只留一分钟,但这是电影,所以我留了四分钟的音乐和字幕,来满足电影的要求,我重新录音,让作曲重新写一个5分钟的大曲,这两项就多花了5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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