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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纪录片情有独钟 陈真:纪录片是一种精神

陈真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 2012年03月13日 10:06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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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央视的《生活空间》到《百姓故事》,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黄河》到今天的《布达拉宫》,陈真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摄像机。他说,我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

  人文类题材的持久诱惑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首先祝贺你导演的《布达拉宫》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的成功。这是一部纪录片电影,这个时候进入电影市场并不容易吧?

  陈真(以下简称“陈”):是啊。进来一看,原来中国电影那么不景气。去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才10亿多。

  记:可能《英雄》还占了票房的一小半。

  陈:对。你想中央电视台去年光广告收入就是70多亿。这是一个电视台啊。要是全国的电视台算下来,数字更惊人。可是票房呢?所谓票房,是电影院卖电影票的钱,还不是利润啊。可见中国电影业的萧条。可是呢,拍电影的手续又特别复杂。再到发行,也是非常困难。发行是要拿走百分之六七十的。比如说,你的片子票房是1000万,发行方就要拿走600万,剩下的你还要付拍摄成本、印制拷贝、人工等等。而且发行好坏和拷贝多少是非常相关的。一个拷贝要挣10万的票房,才能抵得上成本,不可能赚钱的。刚才说的还不包括其他的运营成本,比如说广告。人家田壮壮的《茶马古道.德拉姆》的广告费肯定多过我们。更不要说张艺谋,《十面埋伏》光宣传一下就花了2000万。

  记:其实我觉得你在发行上可以尝试一下其他方法,比如说走学生路线,还有到电影节去参赛。

  陈:对,也有人跟我这样提议。我们这个片子在上海电影节上反响还是很好的,估计总票房我们超不过田壮壮的《茶马古道.德拉姆》,但是单场票房我们超过了他们。我们这个片子吧,应该还可以走国外市场,还有,我的片子可以上电视啊什么的,还有一些边际效益。你想,要是一个纯粹的纪录片电影,成本都收不回来。哎呀,所以刚才你说到这块,让我心情真是很复杂。你说做了一个《布达拉宫》,接着再做一个什么,怎么做啊?一想到这些东西我就毛骨悚然。

  记:但是就我的了解,纪录片的市场还是存在的。某个片子好看,比如《鸟的迁徙》,往往就会有口碑。这个市场还是有的。

  陈:应该说中国这20年里,前10年纪录片发展很迅猛,后10年本身发展并不大,但是纪录片的观众的确是比以前多了。但是这个推动,主要是电视,而不是电影。中国最早的电视纪录片栏目是上海的《纪录片编辑室》,一个礼拜一次。第二个栏目就是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现在叫《百姓故事》,它是一天一次。现在这样的节目全国各地都有了。也就在10年中,观众看电视纪录片的习惯养成了。

  这些片子着重于日常生活和凡人小事的记录,不那么官样文章,所以有人喜欢。还有呢,这些年各个电视台都注意成本,很多节目都是访谈啊对话啊什么的。真正是出去拍摄的,少之又少,成本太高。这就造成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人文历史题材的大型纪录片近年来有点衰退,投入大,耗时长,回报小。但就我本人来说,我更喜欢对人文历史进行探求、思考、表现的纪录片,而且我也一直没有放弃做这样的纪录片。

  记:作为新纪录片运动已经有20年的历程了,这个运动的整体处于一个怎样的状况呢?

  陈:我觉得我们从事新纪录片运动的这一拨领军人物吧,随着年龄的增长,锐气减了不少。还有呢,活儿也少了。不像以前,白天黑夜地干。现在呢觉得可以歇一歇了,还要考虑一些实际的问题了。现在的DV青年多了,一年下来优秀作品也有那么两三部。但是整体上看水平不高。主要是创作方式和手段都比较老套,甚至有的还在模仿电视台的节目。

  记:你觉得纪录片中值得注意的方面有哪些?

  陈:一个是原生态的多,吃喝拉撒,全记录。一个就是长,极其地长,一个镜头好几分钟。这些作为纪录片的一种形态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只会这个,好像纪录片就是这个样子的。要知道记录只是手段,我们要抓的是纪录片的本质。大家往往本末倒置了,关键是镜头的选择。你得组成一个有效的文本。我曾经对人说过,纪录片是一种精神。你的选择代表了你关注的对象,代表了你的态度,你的思考,这个是最重要的。要不然那种猫啊狗的家庭录像也可以算纪录片了。

  《布达拉宫》的独特视角

  记:忙完了《布达拉宫》,你现在手里工作主要有哪些呢?

  陈:一个当然是继续做《东方时空》的《百姓故事》这个栏目的制片人。我这几天一直在忙一个专题,叫做《寻找英雄》。主要是抗日战争期间———不是那种声名卓著的———而是那些鲜为人知的人,比如说救过什么战士啊,帮助谁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啊,那样的英雄。他们也应该是最普通的老百姓。

  记:尽管你很早就从事纪录片这一行,在业内名气不小,很多人都尊你为老师。可是普通人并不一定注意到你,《百姓故事》好看,人家也不会太留意是谁做的。《布达拉宫》让你成了名人,我就想问,为什么要拍布达拉宫?

  陈:这话就长了。大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推出了许多关于西藏题材的影视作品,最有名的有两部电影,一部叫《困顿》,一部叫《西藏七年》,都是大制作。这些东西对西藏题材的处理有些别有用心。所以我们想拍一部片子来表达我们的态度,来还原一个真正的历史。最早的时候我们想过用拍故事片的手法,由人来扮演西藏历史上的人物,拍摄一部艺术化的纪录片。但我们又觉得这样的方式不可能深刻地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主题。我跑了三次,走访了很多人,做了不少的前期准备工作。最后我们选择了布达拉宫来拍。

  记:怎么会选择一名老喇嘛作为纪录片的视角呢?

  陈:也就在前期的策划采访中,一位老喇嘛,叫强巴格桑的,引起了我的注意。他13岁就进了布达拉宫,与布达拉宫有60多年的不解之缘。人长得很有特色,也很有故事。我把他的故事和布达拉宫一联系起来,历史就活了,有人性了。

  记:西藏的自然条件不大好,其他条件也很差,拍摄过程中一定碰到了很多困难。

  陈:的确比较困难。布达拉宫始建于松赞干布时代,后来是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中心。可是关于布达拉宫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不是很系统,很多资料也显得支离破碎,加上我们又不懂藏文,所以难题不少。我记得当时的布达拉宫管理处负责人告诉我,至今没有人明白布达拉宫到底有多少殿堂。刚到布达拉宫的时候,我经常在里面迷路。拍完后,哪个宫殿如何行走,位置在哪儿,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我是了如指掌。但是不要以为我对布达拉宫的了解有多深,远远不够。要想进入一种深层的文化,非常困难。

  西藏的恶劣气候条件对我们也是一大考验。你想,拍电影的摄影和照明器材数量之多,分量之重,在那样的环境下的确是件烦恼的活儿。到过布达拉宫的人都知道,汽车只能到半山腰,我们每天都要来回三四趟,那是和自己的体力和极限做斗争。我们和布达拉宫的管理部门签了协议,拍摄当中绝对不损坏一件文物,不影响游客和香客的正常活动。他们还规定我们每天必须在晚上8点以前收工。我们要抢时间,又要回避参观的人流,还要小心不让我们的器材损伤文物,难度很大。

  纪录片电影的大众化尝试

  记:正如你所谈到的,《布达拉宫》是一部成功的纪录片。可是《布达拉宫》对于你个人而言,它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陈:这还得从我的经历说起。我是搞了好多年的纪录片嘛,20年前我从大学毕业到中央电视台,第一部参加拍摄的是当时中日合拍的大型电视纪录片《黄河》,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电视生涯就与纪录片分不开。学术界友人把中国的纪录片分成两种,一种叫旧纪录片,一种叫新纪录片。旧纪录片我们这拨年龄的人小时候都见识过,就像我们以前看故事片的时候老加映的那种,什么《祖国新貌》啊之类的。新纪录片呢,大概是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那个时候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发展很快。各个电视台成为纪录片创作最主要的推动力。也出现了不少好的片子,国际上拿奖也不少。这些片子和以前的纪录片无论各方面区别都很大,所以被称作新纪录片,把那一段时间开始的那种文化现象叫做“新纪录片运动”。我应该说是新纪录片运动较早的参与者之一。

  记:著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好像就说过,他当时制作纪录片的时候就深受你的影响。

  陈:现在吴文光做的纪录片比较有影响。可是包括吴文光的作品在内,现在的纪录片虽然在业内为大家熟知,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些片子。这些片子也很少在电视台播出,更没有机会进入电影院。总的来说,这些片子比较边缘,我也拍过这样的。其实包括吴文光他们也在为电视台做一些片子。这些片子和他们自己拍的片子区别就很大了,甚至可以说完全不一样,连拍法都不一样。几年前我就有一个想法,与其做一个大家都看不到的,为什么不做一个公开发行公开播放的,大家都看得到的东西呢?往往就是这样的,你自己先选择了边缘,然后才被社会边缘化了。其实,你说谁愿意边缘?所以我想能不能拍一部面对普通观众的,而不是仅仅针对专业人士或者某个特定话题的片子。

  我想《布达拉宫》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一部片子。也许它不是我做得最好的纪录片,也没有很多非常新的创意,或者说完全个性化。但是我觉得我做出了一定的牺牲,是为了更多的人看到它。当时为什么要把它做成胶片,也是这个原因。我要把它“电影院化”。因为在现在的中国,大量的纪录片都是用DV,连我们电视台专业级的摄像机大家都不用了,你要把纪录片做成胶片就非常不容易,特别需要勇气。这种勇气不是说是那种进取的勇气,而是放弃的勇气。由于胶片的限制,有些东西你必须得放弃,你得和你设想的电影院观众有某种妥协。《布达拉宫》就是这样一颗探路的石头。做完《布达拉宫》之后呢,说实话我的心情比较复杂。第一呢,我虽然以前也当过独立制片人。但是我们做完一个片子,后面的事情基本上不用管的。但是现在我成了一个什么都要去过问的角色。以前我和所谓的电影界很少打交道,这次一接触感觉很复杂。我有一次对崔永元说过,我们六十年代这拨人都有一个电影梦。他对我说,我跟你一样,谁考虑挣钱不挣钱?我做《布达拉宫》,他做《电影传奇》,都是为了圆这个梦。其实我也拍了好多纪录片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必须拍一个胶片的。(笑)

  不少从国外回来的朋友也给我讲,国际上的纪录片节上放映的DV和胶片没什么区别。可是没人说我就是不拍胶片,非拍DV。尤其是像我,年纪也大了,告诉人说我在玩DV,那算个什么事?必须得拍胶片的。(笑)

  记:看来你骨子里还是理想主义的东西。

  陈:就是太理想主义了。

  陈真简历

  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著名纪录片导演,新纪录片运动发起人之一,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百姓故事》制片人。曾经参与导演《黄河》、《中国人》、《西藏大祈愿》等大型纪录片。历时5年拍摄的电影《布达拉宫》在2004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极大反响。

  采访手记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电视纪录片有了飞速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电视台成为推动纪录片创作最主要的力量。当时出现了许多好的片子,多次在国际上获奖。学术界有人把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纪录片的这种现象称之为“新纪录片运动”。从那时起,纪录片在题材上有两个显著的分支,一种以人文历史为主要表现题材的纪录片,像最早的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话说长江》、《黄河》、《望长城》,使这些传统一以贯之;另一种纪录片则成为电视纪录片的主流,题材反映的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凡人小事,通过对这些平常生活的记录来展示人文精神。例如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和《百姓故事》,它的口号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纪录片一直执著的题材取向。

  而陈真不仅见证了中国新纪录片的历程,也是这两条路上的实践者与探索者。他参与拍摄了《黄河》、《西藏大祈愿》等一系列人文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历时五年完成的纪录片《布达拉宫》刚刚和田壮壮导演的《茶马古道》一起在全国电影院公映。作为中国新纪录片运动较早的参与者之一,陈真至今仍然是著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很尊敬的人。吴文光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讲过相同意思的话,陈真对他的纪录片之路影响很大。同时,作为制片人,他制作的《生活空间》(后改为“百姓故事”)栏目长期以来都是中央电视台日播节目中的王牌。这么多年来,陈真以每天8分30秒的内容记录了普通中国人的历史。

  然而,每天短短8分30秒的时间也局限了陈真的梦想。这个自称“理想主义者”的人,仍然对长纪录片一往情深。这就是电影纪录片《布达拉宫》诞生的原因。《布达拉宫》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布达拉宫的殿堂和壁画进行详实记录。影片通过一位在布达拉宫生活了60多年的喇嘛的独特视角,用实拍的手法,以自述的方式反映了布达拉宫上千年的风云变幻和西藏的独特人文景观,巧妙地串联起布达拉宫的建筑历史和西藏的社会变迁,全景式地再现了布达拉宫建造的恢宏历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有记者问,究竟是什么吸引你去拍摄一部西藏题材的纪录片?陈真说,是西藏人的生死观,他们是笑对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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