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努力做中国影像年鉴的一部分

陈晓卿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现代传播 2011年10月14日 14:47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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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一：从导演到制片人

张爱玲曾说，最恨一个天才女子忽然结了婚。而陈先生的观点就是其纪录片版；拍片子如恋爱，而做栏目如结婚。最恨一个纪录片导演忽然做了制片人。

记者：你曾经是一个优秀的纪录片导演，怎么想起来要做制片人的?两种角色的转变是否顺利完成?哪一种生活更幸福?

陈晓卿：当时我刚刚完成系列片《百年中国》，主任找到我，说要我做一个纪录片栏目。当时其实就很犹豫，因为我感觉自己更适合创作而不是管理。不过那时候刚刚做了几年文献纪录片，也似乎对历史有些感情了，觉得弄个历史类的纪录片栏目或许挺有意思。这样一来，也就稀里糊涂地被领导的宏大理想给“招安”了。

　　现在我越来越认为，那是一个深刻的转折。从那以后——那是2000年11月27日(注：此为原《纪录片》栏目的诞生日)，我的状态就如同从恋爱进入了婚姻阶段，原来的创作激情很快被日常琐碎的事情所替代，感觉有点勉为其难。

记者：那要怎样?难道一辈子“恋爱”?如果扛不动机器呢?

陈晓卿：好多纪录片人的理想就是拍到不能拍了为止，像小川绅介就是拍到死的。你看康健宁，也一直在拍嘛。他比我老得多。我想自己是可以胜任任何一类片子的，无论是拍土豆还是拍上帝，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准确地说，就是可以做那种职业化导演。

记者：“恋爱的幸福”是什么模样?

陈晓卿：你知道心甘情愿不计成本付出的感觉吧?你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你恰好又可以做得得心应手，那是很幸福的感觉。拍片子的时候，完全是全身心投入的状态，不是了钱，就是因为喜欢。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很沉静地关注着一段故事，与你拍摄的人物共同走完一段历程。那是真的自己。越是快乐状态里的人，越是真实的。我和相对固定的一帮人，为了一个可以预期的目标而共同努力。但是栏目就不一样了。有好多事情不是能够简单决定的。或者说不是按照我的理想来决定的。我们要考虑栏目怎样才能符合观众的兴趣，要考虑节目制作的成本，同时还要考虑栏目与播出频道的统一设计是否有偏差以及栏目的内部气氛、栏目文化等等。不是喜欢与否的标准了。

      话题二：纪录片，作为一个栏目的品格

如今，面对时代的巨变，传媒的浮躁，纪录片甚至也不再是一个品格的标志了。不过，《见证》还是十分固执地珍惜这种“纪录片品格”，陈晓卿有些自嘲地把它比作“贞操”。

记者：《见证》以及此前的《纪录片》为什么要坚持“纪录片品格”?是你个人的坚持吗?

陈晓卿：我不知道除了纪录片还可以做什么。我是干这个出身的，而且别的领域都有人在做。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纪录片是很有力量的，它本身值得我们去坚持。

　　我想，其实这也是我的底线吧。虽然这个栏目不太算是我的“作品”，但还是有所坚持。对于一个人来说，总有些东西是难以割舍的。这就像，就算今天已经十分开放，“贞操”还是有人在乎的吧。

记者：既然是做一个栏目，那你起初的理想如何?

陈晓卿：原来的《纪录片》是定位在历史文化领域，我对历史题材是有兴趣的，而且从栏目操作的角度来讲，它不像现实题材那样不可预知，难以把握。那时是希望做成National Geography或者Discovery的模式，有栏目特色特别鲜明的产品。

　　现在经过主观与客观因素的综合调整，《见证》把目光转向现实，定位是记录中国当代变迁。这当然是增加了栏目的难度，实际上我们是在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就是要用纪录片这样高难度的片种去做栏目化的产品，其实是一个理想化的目标。正在进行时态的东西要做成这样至少30分钟长度的纪录片，需要时间的积累，需要导演的功力，否则是很适应栏目很短的周期要求的。

　　我想，《见证》最理想的就是能够成为中国影像年鉴的一部分，可以入图书馆、档案馆存档收藏。它的目标是通过对具像的现实生活的记录来反映这个时代的脉动，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纪录片汇集。比如像温州人、股票、私企、网络等等题材都可以做。由于纪录片的客观纪实手法，也容易展现生活本身的多义性，不同的人从中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比如我们刚刚播出的《守望三峡》里的《武陵镇》，有人看到的是文化，有人看到的就是三峡移民。这样的片子要我们有独特的视角，超前的思考，眼光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下。

记者：目前《见证》的定位是什么?如何面对收视率的问题?

陈晓卿：收视率是每一个栏目必须面对的问题。现在央视实行末位淘汰制，收视率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见证》开播以后，收视率是稳步上升的。这也表明，我们的总体选择是对的。考虑观众的兴趣，我想，在做片子的时候，我们有两个策略，一个是做好看的纪录片。所谓好看，这是从手法上来说的，它必须像剧情片一样，要有故事、有冲突、有悬念之类的，可能每个人都可以从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即将播出的段锦川、蒋樾做的《生活三部曲》(包括《都市生活》、《乡村生活》、《爱情生活》)就是这类的片子。也有一些是可遇不可求的题材，比如关于“非典”，我们也做了一个系列。这类片子当然是比较高的要求了，所以产量不会太大。

　　另外一个，是要做所谓“责任纪录片”。这个说法的意思是，它背负了一些社会责任和使命，比如我们在做的关于车子、房子、西气东输的片子。当然，我们和其他栏目的关注点是有所区别的，我们的片了附有比较完整的生活段落，手法和视点不一样。这些题材因为和人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也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关注率。这两个方向，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记者：就你所知道的，能够和《见证》共鸣的是哪些人?

陈晓卿：作为栏目，观众的考虑是第一位的。但是，纪录片的理想状态应该是那样，是做给明天看的，是给历史看的。它的价值应该是越来越大的。其实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民族，它在前行中是应该有停一停回头思考的习惯的。我想，有思想的观众就不会排斥这个。从观众来信看，我们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收视群。他们的睡觉时间比较晚，有午夜收视的习惯，也喜欢想一些东西。他们中有些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也有些是纪录片从业者或者是喜欢纪录片的人。同时也有社会责任感比较强的群体。其实我想和《南方周末》或者《三联生活周刊》的读者群是有一些重合的。我们也很愿意为他们服务。

记者：靠少数“知己”分子的体恤，《见证》是否乐观，或者能够乐观下去?

陈晓卿：改版后我们的定位其实是非常“入世”的，我们要符合央视一套的频道标准。像央视这样的主流媒体，它播出的纪录片一定是“大众”的，而不是“小众”的。从我上面谈到的栏目方向可以看出，我们要做的是适合主流媒体的纪录片，我们希望能够取得更多人的关注。有些人是非常乐观的，但是我这个人看问题的方式是偏于悲观，所以我认为，如果想影响更多的人，目前《见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话题三：纪录片的栏目化生存

纪录片如同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它对于意味着“规范化”的栏目化生存是否适应呢?纪录片的栏目化福兮祸兮?目前似乎还没有定论。

记者：关于纪录片的栏目化有过很多讨论，你在栏目化操作中是否遇到一些问题?

陈晓卿：栏目化是一把双刃剑。就像刘景 所说的那样，它像一座围城，没有栏目化的时候想栏目化，有了之后又想出来。栏目的头等大事是要保证播出。像我们栏目这么大的播出量，它始终像张着一张血盆大口，等着你去喂它，这是很可怕的压力。栏目需要你有足够的节目量，定时产出，成本低廉。但是纪录片是一个比较娇贵的片种，因为拍一部好的片子需要时间的积累，周期比较长，很多时候你得等啊。好多导演都是十年磨一剑。

　　如何适应栏目的要求，是一个很令人头痛的问题。像国外，Discovery采取的是流水线的生产模式，也就是把制作过程工业化，策划、拍摄、剪辑，各个环节分开作业，这样能够保证风格统一，同时也可以节省周期。他们的节目其实不是作品，已经是商品。我们栏目当然还达不到这样的操作模式，但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采取了以自制为主，同时寻求一些栏目外合作的方式，也就是扩大创作力量，以缓解周期的压力。

　　但是，栏目化对于中国纪录片的商品化、对于纪录片从“小众”走向“大众”是必经的一步。目前中国的纪录片市场是非常贫弱的，实际上处在一个市场培育的过程。栏目化会拉近观众和纪录片的距离。栏目是一个平台，可以慢慢培养一批纪录片的忠实观众，也可以使得纪录片更贴近人们的需求。纪录片是富到一定程度的人们的精神需要。在西方国家，观众有这个需求，才会有成熟的市场。中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量的积累，达到质的变化。

记者：你从自己的创作经历来看，纪录片最有力量的是哪个部分?在栏目化后这种力量怎样保持?栏目又如何保证纪录片创作的艺术要求?

陈晓卿：纪录片最打动人的当然是真实的力量，它能够十分感性地还原生活本身。这些东西栏目当然还是会保持，否则所谓坚持纪录片品格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栏目化的创作也会牺牲一些纪录片的特性。比如，导演不可能为了拍一个片子一蹲蹲半年，这样的选题即使很好，我们也只能放弃；其次，为了栏目面貌的统一，节目的创作风格也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也就是它更多的是“栏目”的，而不是“个人”的。

　　经典纪录片重访系列《时间的重量》，是《见证》改版后播出的第一批节目，有50集，对中国近20年来的一些经典纪录片进行重访，这批节目的时间跨度都比较大，也是对纪录片本身力量一个很好的体现。而且很讨巧的一点是，栏目的创作周期满足了纪录片对生活的时间流程的要求，所以观众反响比较好。我们也会继续找一些比较能够保持纪录片特性的题材和方式去做栏目。

记者：一个栏目的纪录片“品格”，仅仅是形式问题?具体怎么体现到栏目节目里?

陈晓卿：当然这其实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它涉及到创作理念、创作手法以及看问题的方式等问题。无论是处理什么题材的片子，我们都希望表现人的梦想与悲欢、个体的生命历程，这是我们每个导演的创作追求。也就是说，怎么做，永远和做什么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打个比方，做三峡的题材，新闻中心可能是短平快的做法，更关注事件；而我们做的是关注具体个体的生活，然后再把这些东西，放在目前中国这样一个急剧变革的大背景下。也就是，我们必须能紧贴生活地沉下去，同时也能够不动声色地跳出来。我们希望有一天大家能够认可到一点：《见证》是一个关心今天的栏目，同时也是一个对明天负责的栏目。（转自《现代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