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五集文献纪录片《大鲁艺》总编导  闫  东

    由中央电视台、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陕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5集大型文献纪录片《大鲁艺》，于5月19日开始至26日，短短的一周之内，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综艺频道、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和陕西卫视，八个轮次的联动播出。该片以口述历史的纪录方式，对百位平均年龄90岁的老一辈文学艺术家进行抢救式采访拍摄，全面准确地阐释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和精神内涵，也成为口述体文献纪录片创作新高度的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我对口述体文献纪录片情有独钟，从2004年的伟人文献纪录片《百年小平》中105位亲历者的口述采访，到2007年国家主席文献纪录片《杨尚昆》中多达280人的口述采访，到2008年的中央电视台建台50周年文献纪录片《开创》中50年50人口述央视50年前的初创与发展，再到今天《大鲁艺》百位“鲁艺人”集体回忆70年前的往事，从采访规模到采访年龄的扩大，到穿越年代的扩大，采访拍摄难度一次比一次高，而收获也越来越多。

    口述历史不是从电视里产生的，它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比较有影响的如历史学家唐德刚等。同时，电视片采用口述体的方式也不是我首创，凤凰台和国外电视媒体早就有类似的节目。但是它们一般大都是以一个人物或几个人物的口述，作为结构整部片子的主干。尽管选取人物时也颇费心事，个人的讲述有时也很深入、很动情，但我总觉得它视角比较单一、太个人化。而我们做文献纪录片，是要经受历史、政治和时间的考验的，是写大史，而不是传奇。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2004年我们采访了105人，创作了《百年小平》，开始了口述体文献纪录片的探索。

    口述体文献纪录片是抢救性工程

    历史虽然无法复制，但亲历者可以讲述所闻所见，我觉得，要凸显文献价值，就要加强亲历者的采访，“口述”的特点不仅要保留而且要放大。

    因此，我们尽可能联络认定的采访对象，尽管有的再三拒绝，有的已经住院，但我们尽一切可能去采访，把这一原则贯彻到底。我们所做的文献纪录片历史跨度都很大，基本上都在50年以上，很多亲历者、见证者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不佳。我们以只争朝夕、抢救式的精神状态，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采访，有时我们甚至是从死神手中抢夺历史——有些人物在节目播出前就已去世了。本片第五集涉及20几位东北鲁艺老人的联络，时间紧迫，我亲自上阵，几乎三天没有放下电话，没怎么出屋，饭菜直送我房间，编织采访线索，在我心目当中，这些人的采访至关重要，甚至对于片子的成败是决定性的。

    在《大鲁艺》中，我们抢救性的拍摄、挖掘八十位耄耋老人，这八十位老人，应该说大多是我们国宝级的文化文艺的巨匠。我记得一些场景依然在我的脑海当中闪现，贺敬之老人88岁，采访他的时候，因为柯岩老师去世不久，他还在那种情感当中，但老人还是满足了剧组时间如期到位，在正式采访之前，他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以达到一种情绪状态的稳定。拍摄92岁黎昕老人的时候，采访组已到家中，老人恳切地提出：能不能把这个时间再往后拖个把星期，虽然这些事都是亲历的，有些细节再去考证一下。我还记得，在长春拍摄到了第一代白毛女的扮演者90岁的林白，老人的记忆确实有一些减退，但是采访到的内容确切真实感人，她的女儿王晓莲亲自陪同剧组从北京到长春采访，当知道我们已无法采访到陈强时，她把10年前拍摄到的陈强口述内容无偿提供给了摄制组，让摄制组编导十分感动。我们正是带着这样一种感觉，踏上了将近一百天的采访之路。还有为了抢救式的拍摄和抢救资料，我们找寻到20年前、10年前采访到的影像资料，大多是已经故去的老一辈文艺工作者，他们很多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如艾青、欧阳山尊、光未然、时乐濛、吴印咸、刘白羽、华君武．．．．．．

    口述体文献纪录片是客观性记录

    在口述文献纪录片的创作中，我们始终坚持只讲述自己亲历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具体事实，一般不做评述，历史评价均由具权威的史学研究者去做。
由于口述者是亲历者，记录这种有声有形（更有的口述是在事件发生的实地进行）就很容易把观众引入一种特定的历史时光中，恍如身临其境、历史重现，这较那种由演员“搬演”的“真实再现”创作方法，更具有真实感和历史的质感。

    在创作中，我们体会到口述能够很好地弥补史料的不足，口述史通常来说要比回忆录更靠得住。同时在口述史的过程中，对历史学家有一个要求，你不能把你自己的倾向，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叙述者，而且要从叙述者当中得到你要的东西。用电视这种方法来反映口述历史，会比文字有相当大的优势。

    《杨尚昆》的拍摄是迄今为止，采访嘉宾最多的一部，摄制组采访过280多位与传主有关的人物，这些人物是曾经与杨尚昆共同战斗、工作和生活的亲历者、见证人，他们当中有中共中央和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有老红军战士，有台港澳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当事人，还有杨尚昆的生前好友及其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等，尤其是与杨尚昆接触过的普通民众的口述历史资料，更是以往的领袖传记片所缺乏的。比如，摄制组采访过杨尚昆于1964年至1965年在陕西省长安县（现为西安市长安区）牛角村蹲点时的房东的女儿、儿子和当时村里的干部群众，他们回忆的所见所闻表达了对杨尚昆的深切怀念。

    被采访人口述还原的历史，如果能够让我们相信不仅仅是他的语言，是看他们的表情和眼神，那种真诚的态度，实际上都溢于言表。在《大鲁艺》中，每每说起在延安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状态的时候，他们脸上所呈现的还是他们当年年轻时代的表情和笑声，尽管都是八九十岁，甚至百岁的人。片中9０岁的孟于老师是最鲜活生动的，回忆和唱起他们在延安唱起的歌曲和朗诵的诗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按捺不住的。可以说我们采访的百位老人当中，在回忆起延安的生活和时代，他们都把它作为自己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留存在自己的深深记忆中。我们几乎采访每位老师都是这样的感觉，我想这都是用口述去还原历史。

    口述体文献纪录片是国际化表达

    在开始筹拍口述历史的阶段时，我和中央电视台总编辑、副台长罗明曾对《大鲁艺》口述历史进行过交流，罗总明确希望，在口述历史上要有国际的创作视角，要在拍摄老人的时候，把他们人生当中最细腻感人的那部分内容，去对话和调动起来。很多专家看了片子后认为，印象最深的不见得是口述者讲了什么，而是他们的眼神，他们的眼睛当中在记忆往事的时候那种光和那种兴奋，这反映了拍摄者、采访人在拍摄采访过程中特别地调动了这些被采访者的情绪，并成功地捕捉到那些耄耋老人内心深处随见反映到脸上的神情。

    为了让口述历史更加鲜活、生动，《大鲁艺》在照片等文献资料的运用处理上，使用了大量的动画制作，总计216条，使用178条，占全片总时长的五分之一，具有和老资料相得益彰的效果。尤其是为了展示像周扬、沙可夫、吕骥、冼星海、于敏、孟波、古元、彦涵、贺敬之、于蓝等鲁艺老一辈文学艺术家的人物肖像，长达60秒的动画独立成篇，画面凝重立体且不失朴实。为了表现延安文艺女战士的青春风采，一段命名为《红唇绽放》的动画汇集了多幅当年的老照片，风格鲜明，引人关注。《大鲁艺》的片头特色分明，随着一道木刻线的有力延伸，众多当年的人物和景物以版画的形式一一呈现，那些无不是鲁艺美术家们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经典木刻形象形成了一幅生动的延安风情画卷，随着片头的行进而徐徐展开，八组主要场景，既清楚地交代了延安鲁艺时代背景，也展现了座谈会前后鲁艺在诸多方面的成果，真正诠释并解读了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主题内容。这是我和我的团队去年完成的大型文献纪录片《旗帜》片头用钢水浇铸党徽的又一次创新，红黑的色调之下，当年的鲁艺美术大师们和当今的电视工作者们，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更是一次信念与精神的传递。

    在《大鲁艺》的创作中，为了突破传统的拍摄角度，与国际化的表达接轨，从2011年9月21日起，摄制组就在全国十多省市进行了外拍和采访工作，尤其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宝塔山、枣园、杨家岭、桥儿沟、鲁艺文学院、文化沟、清凉山等地，为了拍好延安地标符号宝塔山，我们用时一周采景，多角度的深入拍摄。朝霞中、夕阳下的宝塔山在影像中呈现着不同的情绪，体现出摄制人员的独立思考。在主题音乐创作一个小时的同时，近２０首延安那个时期的名曲音乐作品配乐全片，突出了主题的表达，更是融进到全片节目内容中，歌唱家李双江演唱的《延安颂》作为片尾曲使用，深情动听，片尾“深切缅怀已故的老一辈文艺工作者，

    深情感谢接受采访的老一辈文艺工作者”两块字幕，完成了创作者对他们深深的崇高致敬。与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同年龄的赵忠祥老师平和内在的旁白，为全片增添了深沉质朴的情绪基调。在拍摄采访中，人物肖像摄影师魏德运全程跟踪拍摄，几十位人物的肖像将作为该片配套发行的音像制品及书籍封面和观众见面。让动态影像和平面影像同时保存。

    虽然文献纪录片有特定的政治表达和传播诉求，但同样需要走向世界，让世界所接受。在全世界电影和电视节目当中，纪录片是最容易被人接受的一种有效的载体，我们在向这个高峰攀登的时候，还要继续探索和努力，用我们的智慧和技艺，让中国的形象和声音更加伟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