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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卿:商业纪录片假戏真做

陈晓卿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北京青年报 2011年10月14日 14:49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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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森林之歌》:中国第一部系统记录森林版图的自然类纪录片,填补了我国生态纪录片领域的空白。共11集,每集50分钟。摄制组从2003年开始,进入西藏、新疆、华北、秦岭、云贵高原、东北、海南、福建等人迹罕至的林区,探访中国仅存的原始森林,拍摄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用优美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个个寂寞或灿烂的生命故事,阐述了森林与人类文明、中华文明的关系,展现了人、动物、森林共生的世界。

  ■陈晓卿

  1965年生于安徽。中央电视台社教节目中心文化·专题部制片人。主要负责栏目:《见证·影像志》。做纪录片的理念:“摆事实,不讲道理。”

  ■采访手记纪录片人浪漫得有些可耻

  对陈晓卿有兴趣很久了。缘起是他2006年5月24日的一篇博客。

  之前一直只把他的博当相声看。本来嘛,一个任何场合总是笑得一脸稀烂的黑不溜秋的半老男人,能把个博取名叫“人黄猪老”,要让人当他是个“正经人”也难。直到那天读到他看了NHK拍的一个纪录片,名字叫《激流中国:富人与农民工》———

  “应该说这个片子很真实,真实到了什么程度呢?我鼻炎犯了,鼻涕眼泪横流,三次。我看到了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如果我现在还是二十多岁,这个片子或许会改变我的人生。”

  “我也是做纪录片的。我觉得菜头(贴视频给他看的朋友)高估了我,他是想让我大声一点,而恰恰我是一个懦夫。说老实话,我只能保证自己最大限度地不说瞎话,仅此而已。尽管自己的栏目更偏重历史题材,但我也一直没做过一部像胡杰的《我虽死去》那样令人致敬的作品。”

  话到此处,我在电脑前坐正身形,决定要对这个人认真对待了。

  那之后我等了一年半,直到《森林之歌》。这时间不算长,陈晓卿和他的团队拍《森林之歌》用了四年。那11集“森林物语”2007年年末终于得以在一个深夜时段播出,我不知道看到的人有多少,但相信看到的人都会记得它:“镜头像眼睛一样,清澈的眼睛有时会让我有挺心疼的感觉。”“音乐太有一种悲凉和孤寂的感觉了,很不像一般的纪录片。”

  “也有坏处,看着看着就看不出人类是万物之灵了,反倒觉得我们饕餮了太多的森林,也吞咽了太多动物的歌声。”这样的观者感言让我忆起当日看《迁徙的鸟》时的感慨———“这世界原是它们的,而我们,只是些讨厌的、来唐突了它的人。”

  当然,伴随而来的质疑也跟《迁徙的鸟》是一样的,比如花了多少钱和花那么多钱的意义,比如人有没有权利,以天地及其间的生灵做演员,来自说自话?

  我们的访谈,从2007年12月19日下午两点半开始,在翠微路上陈晓卿的办公室进行。那刻的冬日天色应该很像他接受《森林之歌》任务的那一刻:“天还是亮的,玻璃上面还挂着些暧昧的余晖。‘你必须做点儿事!’老魏说得很坚决,接着就说了森林的事。”

  “当时,我儿子不到五岁,我年届四张。从‘想一想’到现在,儿子已经从细伢子长成了胖大少年,我也已经能清晰感受到岁月穿过身体的细微颤抖。”

  那日,陈晓卿坐在我面前,他会用很好听的声音大笑,也会跟你说:“纪录片人都浪漫得有些可耻。”

  ■编者按

  您是Discovery频道的爱好者吗?您喜欢那些描述大自然的精美纪录片吗?您相信片中那些感人的故事是自然界中的真实存在吗?

  2007年末,央视推出了《森林之歌》,一部可以媲美国外同类作品的纪录片,为中国寂静的原始森林谱写了一曲曲感人的旋律。而《森林之歌》总导演陈晓卿则为我们解释了这类“商业纪录片”的创作奥秘,使我们对纪录片的“真实性”有了新的理解。

  ■《森林之歌》跟我的纪录片理想冲突太大,肯定不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但是,用国外的商业纪录片模式来操作,比较容易控制

  记者:《森林之歌》作为“中国首部自然类纪录片”,收视如何?

  陈晓卿:收视率是同一时段这四个月以来的最高点。以前在同一时段也播过纪录片,像《同一个世界》。我们比它收视高三倍,花的钱一样。

  记者:投资一千万元人民币对于做这种纪录片来说是个什么状态?

  陈晓卿:懂行的人都知道是不多的。但一般的观众有说:“花国家那么多钱!”(笑)

  记者:那像《迁徙的鸟》投资如何?

  陈晓卿:《迁徙的鸟》,3500万欧元。最初的预算是两千万欧元,雅克·贝汉的一个“发小儿”是巴黎国民银行的行长,银行直接投资,这种情况非常少。但是法国人太懒散,管理上做得也不是十分细致,就严重超支,到了3000万。后来推广又花了500万。我们这片子推广费?一毛钱都没有吧。

  记者:为什么选“商业纪录片”模式来操作?纪录片人不是最不喜欢沾“商业”俩字儿?

  陈晓卿:最吸引观众呀,而且我的钱只够这么做。

  商业纪录片的特点,首先它是针对观众的,不是针对投资方的。它考虑的首先是观众能不能接受。说老实话,现在的纪录片确实变简单了:三分钟一个悬念,五分钟一个高潮,十分钟一个戏剧化的转折……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才能实现纪录片的规模化生产。尤其是商业纪录片,像Discovery和国家地理,他们总结了很多的经验,规定了甚至每一个镜头的长度,何时起始、何时推进、何时高潮、何时回落,尽在编导的掌握之中。如果这种商业纪录片也做得像人文纪录片一样闷,那么投资人再也不会给你一分钱。从我接手《森林之歌》一开始便告诉大家这是个活计,一定要把它做得吸引人,千万不要把它做成自己的作品,否则就会有这样的结局———“当观众已经谢幕,热情而激动的纪录片还久久不愿离去”,这是我一个朋友的话。

  记者:可这么着对么?纪录片难道不应该是“它是什么我就拍什么”?好像大多数人印象里纪录片也都是这样子吧。

  陈晓卿:一开始我也完全不能接受,跟我的纪录片理想冲突太大。到现在它也肯定不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但是,用国外的商业纪录片模式来操作,它比较容易控制。咱们国家以前拍过这种动植物纪录片,像我们台就拍过《丹顶鹤》,新疆台拍过野马,《回家的路有多远》。那种拍法是你先拍到了,然后获得一点台里的资金支持,然后你就拍下去,拍到实在没钱了,回来剪。它的战线拉得非常长。最主要的,我们这次要做一个很多集的片子,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操作规范,如果说我信任你我把钱给你你就去拍,我敢保证,单集可能有的比现在的好。但它可能就出两集,有两集播出了,其他人还在山里边拍呢。

  ■商业纪录片的前期文案已经能看到节目完成形态的60%以上了。我们找的故事肯定是要和人的共同经历相关的

  陈晓卿:商业纪录片的操作方法就是说,它前期的文案已经能看到节目完成形态的60%以上了。万变不离其宗,你瞎跑也跑不到哪儿去。像我在日本培训的时候,学习他们那个《大白鲨》,一个小的大白鲨,从出生地跟着母亲顺着洋流漂流,从开始的懦弱、害怕、胆小、逃避、不愿意面对责任,到面对了海浪、潮汐、岛屿,躲过了人的捕杀,最后变得特别强大,变成了一条真正的鲨鱼。

  记者:一个成长的故事。

  陈晓卿:开始是个胆小鬼,最后变成了一个勇士。其实这是人的成长经历,会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投射下某种映照。

  但它是编的故事,不是这条鲨鱼它本身是这样的。它们拍了好几条鲨鱼,而且它大量的镜头是在鱼缸里拍的。比如鲨鱼加速、攻击,这些拍摄在海里面的的确确几乎是没有可能,尤其是攻击的一刹那。这个片子得了艾美奖的一个技术奖。当时就知道外国人是这么做。到2001年到英国BBC去看他们做《蓝色星球》的时候,就知道实际上大家都这么做。《蓝色星球》更是这样,包括到了配音阶段,还做各方面的调查,法国的配音找谁,谁更有魅力。一切为了观众,怎么能争取更多的观众就怎么来做。

  所以在做前期文案的时候,我们也用了一年磨本子。本子里面有哪些东西,有哪些兴奋点,就按这个方式掰哧。

  记者:我读到一篇评论说:“这部系列纪录片的更高意义在于,从人类角度出发,以非人类的生命,照见了人类的脆弱与尴尬,也照见了人类的激情与虔敬。”那就是说,人对自然的观看、纪录,然后可以被人用来表达。

  陈晓卿:选择很重要。我们也可以把森林拍得很荒凉很凄惨,没有问题。

  记者:那你们选择的原则是什么?

  陈晓卿:我们找的故事肯定是要和人的共同经历相关的。金丝猴它就是一个爱恨情仇,松子它实际上是一个种子传播,胡杨讲的是超级忍耐。蚂蚁讲的就是竞争,适者生存。你看蚂蚁的世界实际上跟我们办公室没有什么区别,一个特别贪婪的人,他如果掠夺的东西太多了,往往会受到一些报应。观众来信里也有说蚂蚁就像不明真相的群众。他总能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映照。只要你能把这意象换算成你的情感外化物,你就能找到定位。

  恰恰有些集压根儿找不到,就拍得太散,他的兴趣点太多,只抓美的东西,而忽视了完整故事的照应。

  ■我能找到研究金丝猴、熊猫、东北虎的专家,但是像研究日常能见到的松鼠啊、野猪啊、招潮蟹啊,没有

  记者:有时候美本身也是挺有力量的吧。我就记得我看《迁徙的鸟》,那些生命、自然的存在就特别有打动我的力量,光看那些鸟执著地飞我就觉得很动人啊。

  陈晓卿:可是你看它那里面给它们设置了多少障碍。有了丑之后才能看见美,有了暴力之后才能看到美,没有特别单纯的安静的美。

  记者:那就是说要拍什么,都是你们之前就想好的?

  陈晓卿:这是建立在大量科学考察基础上的。现在做得不好的那些集,全都是研究的力量没有支撑的那种。

  记者:比如说有研究熊猫的没有研究野猪的?

  陈晓卿:对。其实我特想拍一个野猪,但咱们没有研究野猪动物行为的,我找不到合适的人。我能找到金丝猴的、熊猫的、藏雪鸡的、东北虎的,这些专家我都能找到。但是像日常能见到的松鼠啊、野猪啊、招潮蟹啊,没有。我们是都到后期了才找到一本英文的书,讲招潮蟹讲得太好了,我们恨啊,当时怎么没找到啊!招潮蟹潮水一来的时候它永远是举着一个爪子,我们甚至不知道它这样是干吗,实际上它在感受潮水离它有多远,感受那种震动。这种细部多好啊。可我们拍的时候还不知道。

  记者:就没有研究这方面的人吗?你们是把全国的这些科学家们都翻过了吗?

  陈晓卿:对。我保证没有。特别可惜。他们不会去研究这种基础的东西。我们的金丝猴为什么故事讲得那么完整,正是因为西北大学的李宝国他在那儿,他有一个监测小组,长年在那儿看金丝猴,那些动物行为、社会结构,它的种群繁衍,都有详细的记录,而且他们做了研究。那么找到一些相似的东西,就是每年的什么时候容易发生什么,这就给我们的剧本写作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

  记者:这东西是挺难的,《迁徙的鸟》也被攻击得很厉害,“那都是假的呀,那些鸟都是他们训练出来的。”

  陈晓卿:《迁徙的鸟》它的过程也非常偶然,不是说雅克·贝汉他热爱鸟他就拍这个了,他是一次旅行,偶然地在加拿大认识了养鸟的人。他们训练那些鸟到什么程度,到了他们的发动机只要一开,那些鸟就要飞,因为会得到奖赏。而且永远是在他们三角翼的旁边在飞,特别特别好。雅克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他说他拍完《迁徙的鸟》,都公映过了,第二年他到荷兰去度假,在那湿地上家里人把帐篷都搭好了,然后天边突然飞来了几千只雪雁,他抬头看,那些雪雁都直直地冲他飞过来了,哗,落得满地都是,就是他曾经拍过的。他说:“片子挣

  钱还是不挣钱,这片子有影响、没影响,口碑好坏,都不重要,就在那一刻,这些都不重要。”这个纪录片人都浪漫得有些可耻(笑)。

  记者:那《迁徙的鸟》它开始也是有很完整的剧本吗?

  陈晓卿:有。也说了很多话。但到最后就剩了一句话:“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一个关于回归的承诺。”

  ■并不是每一棵树苗都有见到阳光的一天,就像我,今天能记录下这些,不能说不是一种幸运

  记者:你的编导肖葳说:“国人最缺乏的是对生命的尊重。”杨小肃,航拍原始森林深处峭壁上的银杉王的那个,写过一句话也很美:“当飞机在画弧线的节骨眼上,云缝中投下一束阳光,恰巧照亮老银杉所在的山脊!那画面,由不得你不肃然起敬……”有网友就说:《森林之歌》那些镜头,“绝对是深深被自然感动的人拍出来的。”

  陈晓卿:如果有人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就特别欣慰。这是我们每一集里都想表达的东西。人上了岁数,总是不由自主地关注生死问题。曾经有朋友说我博客中的“故乡地理”部分一度充满了死亡气息。其实,强调见证过的消逝,正是为了让自己平静地看待死,愉悦地享受生。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这一代人的生长很像我正在记录的森林:在茂密的林间,每年要萌发出无数个生命,有的因为先天不足而黯然夭折,有的因为木秀于林遭到风摧……在热带雨林里,每年每公顷土地上有15万棵幼苗生根发芽,其中仅仅有不到1%的幼苗能长成大树。并不是每一棵树苗都有见到阳光的一天,就像我,今天能记录下这些,不能说不是一种幸运。

  当然我们做到的也肯定只是浅表的。就像好莱坞的大片一样,你让它多么深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太商业了。深刻一点还是去看欧洲电影吧。其实现在国外也有其他的制作动植物纪录片的模式。2007年上海国际电视节的自然类纪录片大奖就是法国的一个片子叫《伽克拉瓦》(中文名:《红蚂蚁———昆虫王子》),非常有非洲的人情味儿,充满了人文感。

  记者:那它那种模式是什么样的?

  陈晓卿:它不是按照情节设置那种,不是讲故事,而是带你去看。你就像看一个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一样,特别有韵味。看着太浪漫了,这是一种生活,这是一种内心的平静。其实像《迁徙的鸟》,像《企鹅日记》,它都是带非常浓重的法国味的、欧洲味的自然类纪录片,是足以跟DISCOVERY抗衡的。但是它们的投资都巨大。

  ■喜欢拍纪录片的人,大部分人还比较纯情,有点儿劲儿

  记者:现在《森林之歌》拍出来有没有让央视得到什么鼓舞,以后会不会再拍下去?

  陈晓卿:那只能问领导,起码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重播啊。

  记者:那你团队里的编导呢?

  陈晓卿:他们喜欢,当然很想再拍。因为拍纪录片是一个让人特别上瘾的职业。虽然拍“森林”的过程中间,有两个人的家庭实在受不了了,分手了。它对我们的正常生活可能都会提出新的问题。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们挺喜欢做这个事情的,有点儿百折不挠的那个劲儿。

  记者:是,你说过:“从这些人身上,我能够隐约看到十几年前的自己,那时的我,外表上还有理想、抱负以及职业虚荣心。”

  陈晓卿:喜欢拍纪录片的人,大部分人还比较纯情,有点儿劲儿。其实在台里有很多人有这种理想,他要把能够体现媒体尊严的东西推到公众视线眼前。

  像我们做的《见证》这个栏目,它实际上挺棒的,它的社会意义也好,单纯的制作也好,其实都是非常精良的。就是非常遗憾,养在深闺啊。

  记者:我看你的博客里好几次看你提到“体制里的隐忍”。

  陈晓卿:其实这个也不能叫隐忍。中央电视台它提供的这个平台也是挺重要的。我们用中央电视台的隐性资本用得挺多的、挺狠的,如果不是中央电视台拍,这个片子2000万都拍不完,或者会更多,3000万都拍不完。

  包括像我们《见证》栏目播出在深夜,我们有一些怨言。但是其实我们也懂,这是台里对纪录片的一个保护。如果我们进入晚上12点钟之前,就进入那个“末位淘汰”,就会更多地迁就观众,更多地……它搞不好就牺牲了,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了,的的确确是。

  记者:可没多少人看到这些多可惜。它是人类情感和人文气质的一个营养,我是这么看纪录片的。

  陈晓卿:国外像BBC、ZDF(德国电视二台)、法五、NHK这些国家电视台,在黄金时间肯定都是纪录片,不会播电视剧。咱们的电视台要做一些商业电视台的经营。如果我是领导,我也要想: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个重要?所以做这行的我觉得尽可能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有一个平台就够了。中央台算好的了。看看地方台,哪还能找到纪录片的影子啊?

  我从小到大,生命里面总有一个榜样。我到这个部门来是追随我一个偶像,他自己是做纪录片的,但这些年他自己就不做了,然后给像我、像《发现》、像《人物》这样的节目的编导们,他做一个空间,让更多的人去做。实际上我现在要说的话也不怎么拍。

  记者:其实你现在做的是跟他一样的事。

  陈晓卿:这都和这种影响是有关系的。说“偶像”可能有点儿过,但是我认同这种做人的道理,我可能努力地也往这个方向去做。也有几次,给我50万块钱让我去一个地方,我当时挺兴奋的,就去了,但那种傻节目我接受不了啊。老天爷让你在这儿呆着你就呆着吧,在这儿呆着就尽可能给我的那些徒弟辈儿的,给他们处理好一些事情,让他们有更广阔的创作的空间。

  所以我的想法和他们的想法肯定不一样,比如他们拍完了都特兴奋特开心,播出的当天在北京的几个人就在我们八楼“森林集中营”,做饭,吃,大家喝酒,都说了很多的话,回忆自己这三年或者四年。然后轮到我了,我说:“我只想说一句话,这四年都特别平安,没有缺胳膊断腿儿,这是让我心里边平静的。”我的话永远都是煞风景的,大家那顿饭吃得很压抑(笑)。

  实际上这是我们从拍“森林”里自己悟到的,我觉得我们对自己命运的那种把握太弱了,更多的时候,我们只好信命运。好在我的命还挺好,不是特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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