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商业纪录片假戏真做

陈晓卿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北京青年报 2011年10月14日 14:49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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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森林之歌》：中国第一部系统记录森林版图的自然类纪录片，填补了我国生态纪录片领域的空白。共11集，每集50分钟。摄制组从2003年开始，进入西藏、新疆、华北、秦岭、云贵高原、东北、海南、福建等人迹罕至的林区，探访中国仅存的原始森林，拍摄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用优美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个个寂寞或灿烂的生命故事，阐述了森林与人类文明、中华文明的关系，展现了人、动物、森林共生的世界。

　　■陈晓卿

　　1965年生于安徽。中央电视台社教节目中心文化·专题部制片人。主要负责栏目：《见证·影像志》。做纪录片的理念：“摆事实，不讲道理。”

　　■采访手记纪录片人浪漫得有些可耻

　　对陈晓卿有兴趣很久了。缘起是他2006年5月24日的一篇博客。

　　之前一直只把他的博当相声看。本来嘛，一个任何场合总是笑得一脸稀烂的黑不溜秋的半老男人，能把个博取名叫“人黄猪老”，要让人当他是个“正经人”也难。直到那天读到他看了NHK拍的一个纪录片，名字叫《激流中国：富人与农民工》———

　　“应该说这个片子很真实，真实到了什么程度呢？我鼻炎犯了，鼻涕眼泪横流，三次。我看到了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如果我现在还是二十多岁，这个片子或许会改变我的人生。”

　　“我也是做纪录片的。我觉得菜头（贴视频给他看的朋友）高估了我，他是想让我大声一点，而恰恰我是一个懦夫。说老实话，我只能保证自己最大限度地不说瞎话，仅此而已。尽管自己的栏目更偏重历史题材，但我也一直没做过一部像胡杰的《我虽死去》那样令人致敬的作品。”

　　话到此处，我在电脑前坐正身形，决定要对这个人认真对待了。

　　那之后我等了一年半，直到《森林之歌》。这时间不算长，陈晓卿和他的团队拍《森林之歌》用了四年。那11集“森林物语”2007年年末终于得以在一个深夜时段播出，我不知道看到的人有多少，但相信看到的人都会记得它：“镜头像眼睛一样，清澈的眼睛有时会让我有挺心疼的感觉。”“音乐太有一种悲凉和孤寂的感觉了，很不像一般的纪录片。”

　　“也有坏处，看着看着就看不出人类是万物之灵了，反倒觉得我们饕餮了太多的森林，也吞咽了太多动物的歌声。”这样的观者感言让我忆起当日看《迁徙的鸟》时的感慨———“这世界原是它们的，而我们，只是些讨厌的、来唐突了它的人。”

　　当然，伴随而来的质疑也跟《迁徙的鸟》是一样的，比如花了多少钱和花那么多钱的意义，比如人有没有权利，以天地及其间的生灵做演员，来自说自话？

　　我们的访谈，从2007年12月19日下午两点半开始，在翠微路上陈晓卿的办公室进行。那刻的冬日天色应该很像他接受《森林之歌》任务的那一刻：“天还是亮的，玻璃上面还挂着些暧昧的余晖。‘你必须做点儿事！’老魏说得很坚决，接着就说了森林的事。”

　　“当时，我儿子不到五岁，我年届四张。从‘想一想’到现在，儿子已经从细伢子长成了胖大少年，我也已经能清晰感受到岁月穿过身体的细微颤抖。”

　　那日，陈晓卿坐在我面前，他会用很好听的声音大笑，也会跟你说：“纪录片人都浪漫得有些可耻。”

　　■编者按

　　您是Discovery频道的爱好者吗？您喜欢那些描述大自然的精美纪录片吗？您相信片中那些感人的故事是自然界中的真实存在吗？

　　2007年末，央视推出了《森林之歌》，一部可以媲美国外同类作品的纪录片，为中国寂静的原始森林谱写了一曲曲感人的旋律。而《森林之歌》总导演陈晓卿则为我们解释了这类“商业纪录片”的创作奥秘，使我们对纪录片的“真实性”有了新的理解。

　　■《森林之歌》跟我的纪录片理想冲突太大，肯定不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但是，用国外的商业纪录片模式来操作，比较容易控制

　　记者：《森林之歌》作为“中国首部自然类纪录片”，收视如何？

　　陈晓卿：收视率是同一时段这四个月以来的最高点。以前在同一时段也播过纪录片，像《同一个世界》。我们比它收视高三倍，花的钱一样。

　　记者：投资一千万元人民币对于做这种纪录片来说是个什么状态？

　　陈晓卿：懂行的人都知道是不多的。但一般的观众有说：“花国家那么多钱！”（笑）

　　记者：那像《迁徙的鸟》投资如何？

　　陈晓卿：《迁徙的鸟》，3500万欧元。最初的预算是两千万欧元，雅克·贝汉的一个“发小儿”是巴黎国民银行的行长，银行直接投资，这种情况非常少。但是法国人太懒散，管理上做得也不是十分细致，就严重超支，到了3000万。后来推广又花了500万。我们这片子推广费？一毛钱都没有吧。

　　记者：为什么选“商业纪录片”模式来操作？纪录片人不是最不喜欢沾“商业”俩字儿？

　　陈晓卿：最吸引观众呀，而且我的钱只够这么做。

　　商业纪录片的特点，首先它是针对观众的，不是针对投资方的。它考虑的首先是观众能不能接受。说老实话，现在的纪录片确实变简单了：三分钟一个悬念，五分钟一个高潮，十分钟一个戏剧化的转折……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才能实现纪录片的规模化生产。尤其是商业纪录片，像Discovery和国家地理，他们总结了很多的经验，规定了甚至每一个镜头的长度，何时起始、何时推进、何时高潮、何时回落，尽在编导的掌握之中。如果这种商业纪录片也做得像人文纪录片一样闷，那么投资人再也不会给你一分钱。从我接手《森林之歌》一开始便告诉大家这是个活计，一定要把它做得吸引人，千万不要把它做成自己的作品，否则就会有这样的结局———“当观众已经谢幕，热情而激动的纪录片还久久不愿离去”，这是我一个朋友的话。

　　记者：可这么着对么？纪录片难道不应该是“它是什么我就拍什么”？好像大多数人印象里纪录片也都是这样子吧。

　　陈晓卿：一开始我也完全不能接受，跟我的纪录片理想冲突太大。到现在它也肯定不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但是，用国外的商业纪录片模式来操作，它比较容易控制。咱们国家以前拍过这种动植物纪录片，像我们台就拍过《丹顶鹤》，新疆台拍过野马，《回家的路有多远》。那种拍法是你先拍到了，然后获得一点台里的资金支持，然后你就拍下去，拍到实在没钱了，回来剪。它的战线拉得非常长。最主要的，我们这次要做一个很多集的片子，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操作规范，如果说我信任你我把钱给你你就去拍，我敢保证，单集可能有的比现在的好。但它可能就出两集，有两集播出了，其他人还在山里边拍呢。

　　■商业纪录片的前期文案已经能看到节目完成形态的60%以上了。我们找的故事肯定是要和人的共同经历相关的

　　陈晓卿：商业纪录片的操作方法就是说，它前期的文案已经能看到节目完成形态的60%以上了。万变不离其宗，你瞎跑也跑不到哪儿去。像我在日本培训的时候，学习他们那个《大白鲨》，一个小的大白鲨，从出生地跟着母亲顺着洋流漂流，从开始的懦弱、害怕、胆小、逃避、不愿意面对责任，到面对了海浪、潮汐、岛屿，躲过了人的捕杀，最后变得特别强大，变成了一条真正的鲨鱼。

　　记者：一个成长的故事。

　　陈晓卿：开始是个胆小鬼，最后变成了一个勇士。其实这是人的成长经历，会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投射下某种映照。

　　但它是编的故事，不是这条鲨鱼它本身是这样的。它们拍了好几条鲨鱼，而且它大量的镜头是在鱼缸里拍的。比如鲨鱼加速、攻击，这些拍摄在海里面的的确确几乎是没有可能，尤其是攻击的一刹那。这个片子得了艾美奖的一个技术奖。当时就知道外国人是这么做。到2001年到英国BBC去看他们做《蓝色星球》的时候，就知道实际上大家都这么做。《蓝色星球》更是这样，包括到了配音阶段，还做各方面的调查，法国的配音找谁，谁更有魅力。一切为了观众，怎么能争取更多的观众就怎么来做。

　　所以在做前期文案的时候，我们也用了一年磨本子。本子里面有哪些东西，有哪些兴奋点，就按这个方式掰哧。

　　记者：我读到一篇评论说：“这部系列纪录片的更高意义在于，从人类角度出发，以非人类的生命，照见了人类的脆弱与尴尬，也照见了人类的激情与虔敬。”那就是说，人对自然的观看、纪录，然后可以被人用来表达。

　　陈晓卿：选择很重要。我们也可以把森林拍得很荒凉很凄惨，没有问题。

　　记者：那你们选择的原则是什么？

　　陈晓卿：我们找的故事肯定是要和人的共同经历相关的。金丝猴它就是一个爱恨情仇，松子它实际上是一个种子传播，胡杨讲的是超级忍耐。蚂蚁讲的就是竞争，适者生存。你看蚂蚁的世界实际上跟我们办公室没有什么区别，一个特别贪婪的人，他如果掠夺的东西太多了，往往会受到一些报应。观众来信里也有说蚂蚁就像不明真相的群众。他总能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映照。只要你能把这意象换算成你的情感外化物，你就能找到定位。

　　恰恰有些集压根儿找不到，就拍得太散，他的兴趣点太多，只抓美的东西，而忽视了完整故事的照应。

　　■我能找到研究金丝猴、熊猫、东北虎的专家，但是像研究日常能见到的松鼠啊、野猪啊、招潮蟹啊，没有

　　记者：有时候美本身也是挺有力量的吧。我就记得我看《迁徙的鸟》，那些生命、自然的存在就特别有打动我的力量，光看那些鸟执著地飞我就觉得很动人啊。

　　陈晓卿：可是你看它那里面给它们设置了多少障碍。有了丑之后才能看见美，有了暴力之后才能看到美，没有特别单纯的安静的美。

　　记者：那就是说要拍什么，都是你们之前就想好的？

　　陈晓卿：这是建立在大量科学考察基础上的。现在做得不好的那些集，全都是研究的力量没有支撑的那种。

　　记者：比如说有研究熊猫的没有研究野猪的？

　　陈晓卿：对。其实我特想拍一个野猪，但咱们没有研究野猪动物行为的，我找不到合适的人。我能找到金丝猴的、熊猫的、藏雪鸡的、东北虎的，这些专家我都能找到。但是像日常能见到的松鼠啊、野猪啊、招潮蟹啊，没有。我们是都到后期了才找到一本英文的书，讲招潮蟹讲得太好了，我们恨啊，当时怎么没找到啊！招潮蟹潮水一来的时候它永远是举着一个爪子，我们甚至不知道它这样是干吗，实际上它在感受潮水离它有多远，感受那种震动。这种细部多好啊。可我们拍的时候还不知道。

　　记者：就没有研究这方面的人吗？你们是把全国的这些科学家们都翻过了吗？

　　陈晓卿：对。我保证没有。特别可惜。他们不会去研究这种基础的东西。我们的金丝猴为什么故事讲得那么完整，正是因为西北大学的李宝国他在那儿，他有一个监测小组，长年在那儿看金丝猴，那些动物行为、社会结构，它的种群繁衍，都有详细的记录，而且他们做了研究。那么找到一些相似的东西，就是每年的什么时候容易发生什么，这就给我们的剧本写作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

　　记者：这东西是挺难的，《迁徙的鸟》也被攻击得很厉害，“那都是假的呀，那些鸟都是他们训练出来的。”

　　陈晓卿：《迁徙的鸟》它的过程也非常偶然，不是说雅克·贝汉他热爱鸟他就拍这个了，他是一次旅行，偶然地在加拿大认识了养鸟的人。他们训练那些鸟到什么程度，到了他们的发动机只要一开，那些鸟就要飞，因为会得到奖赏。而且永远是在他们三角翼的旁边在飞，特别特别好。雅克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他说他拍完《迁徙的鸟》，都公映过了，第二年他到荷兰去度假，在那湿地上家里人把帐篷都搭好了，然后天边突然飞来了几千只雪雁，他抬头看，那些雪雁都直直地冲他飞过来了，哗，落得满地都是，就是他曾经拍过的。他说：“片子挣

　　钱还是不挣钱，这片子有影响、没影响，口碑好坏，都不重要，就在那一刻，这些都不重要。”这个纪录片人都浪漫得有些可耻（笑）。

　　记者：那《迁徙的鸟》它开始也是有很完整的剧本吗？

　　陈晓卿：有。也说了很多话。但到最后就剩了一句话：“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一个关于回归的承诺。”

　　■并不是每一棵树苗都有见到阳光的一天，就像我，今天能记录下这些，不能说不是一种幸运

　　记者：你的编导肖葳说：“国人最缺乏的是对生命的尊重。”杨小肃，航拍原始森林深处峭壁上的银杉王的那个，写过一句话也很美：“当飞机在画弧线的节骨眼上，云缝中投下一束阳光，恰巧照亮老银杉所在的山脊！那画面，由不得你不肃然起敬……”有网友就说：《森林之歌》那些镜头，“绝对是深深被自然感动的人拍出来的。”

　　陈晓卿：如果有人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就特别欣慰。这是我们每一集里都想表达的东西。人上了岁数，总是不由自主地关注生死问题。曾经有朋友说我博客中的“故乡地理”部分一度充满了死亡气息。其实，强调见证过的消逝，正是为了让自己平静地看待死，愉悦地享受生。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这一代人的生长很像我正在记录的森林：在茂密的林间，每年要萌发出无数个生命，有的因为先天不足而黯然夭折，有的因为木秀于林遭到风摧……在热带雨林里，每年每公顷土地上有15万棵幼苗生根发芽，其中仅仅有不到1％的幼苗能长成大树。并不是每一棵树苗都有见到阳光的一天，就像我，今天能记录下这些，不能说不是一种幸运。

　　当然我们做到的也肯定只是浅表的。就像好莱坞的大片一样，你让它多么深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太商业了。深刻一点还是去看欧洲电影吧。其实现在国外也有其他的制作动植物纪录片的模式。2007年上海国际电视节的自然类纪录片大奖就是法国的一个片子叫《伽克拉瓦》（中文名：《红蚂蚁———昆虫王子》），非常有非洲的人情味儿，充满了人文感。

　　记者：那它那种模式是什么样的？

　　陈晓卿：它不是按照情节设置那种，不是讲故事，而是带你去看。你就像看一个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一样，特别有韵味。看着太浪漫了，这是一种生活，这是一种内心的平静。其实像《迁徙的鸟》，像《企鹅日记》，它都是带非常浓重的法国味的、欧洲味的自然类纪录片，是足以跟DISCOVERY抗衡的。但是它们的投资都巨大。

　　■喜欢拍纪录片的人，大部分人还比较纯情，有点儿劲儿

　　记者：现在《森林之歌》拍出来有没有让央视得到什么鼓舞，以后会不会再拍下去？

　　陈晓卿：那只能问领导，起码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重播啊。

　　记者：那你团队里的编导呢？

　　陈晓卿：他们喜欢，当然很想再拍。因为拍纪录片是一个让人特别上瘾的职业。虽然拍“森林”的过程中间，有两个人的家庭实在受不了了，分手了。它对我们的正常生活可能都会提出新的问题。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们挺喜欢做这个事情的，有点儿百折不挠的那个劲儿。

　　记者：是，你说过：“从这些人身上，我能够隐约看到十几年前的自己，那时的我，外表上还有理想、抱负以及职业虚荣心。”

　　陈晓卿：喜欢拍纪录片的人，大部分人还比较纯情，有点儿劲儿。其实在台里有很多人有这种理想，他要把能够体现媒体尊严的东西推到公众视线眼前。

　　像我们做的《见证》这个栏目，它实际上挺棒的，它的社会意义也好，单纯的制作也好，其实都是非常精良的。就是非常遗憾，养在深闺啊。

　　记者：我看你的博客里好几次看你提到“体制里的隐忍”。

　　陈晓卿：其实这个也不能叫隐忍。中央电视台它提供的这个平台也是挺重要的。我们用中央电视台的隐性资本用得挺多的、挺狠的，如果不是中央电视台拍，这个片子2000万都拍不完，或者会更多，3000万都拍不完。

　　包括像我们《见证》栏目播出在深夜，我们有一些怨言。但是其实我们也懂，这是台里对纪录片的一个保护。如果我们进入晚上12点钟之前，就进入那个“末位淘汰”，就会更多地迁就观众，更多地……它搞不好就牺牲了，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了，的的确确是。

　　记者：可没多少人看到这些多可惜。它是人类情感和人文气质的一个营养，我是这么看纪录片的。

　　陈晓卿：国外像BBC、ZDF（德国电视二台）、法五、NHK这些国家电视台，在黄金时间肯定都是纪录片，不会播电视剧。咱们的电视台要做一些商业电视台的经营。如果我是领导，我也要想：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个重要？所以做这行的我觉得尽可能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有一个平台就够了。中央台算好的了。看看地方台，哪还能找到纪录片的影子啊？

　　我从小到大，生命里面总有一个榜样。我到这个部门来是追随我一个偶像，他自己是做纪录片的，但这些年他自己就不做了，然后给像我、像《发现》、像《人物》这样的节目的编导们，他做一个空间，让更多的人去做。实际上我现在要说的话也不怎么拍。

　　记者：其实你现在做的是跟他一样的事。

　　陈晓卿：这都和这种影响是有关系的。说“偶像”可能有点儿过，但是我认同这种做人的道理，我可能努力地也往这个方向去做。也有几次，给我50万块钱让我去一个地方，我当时挺兴奋的，就去了，但那种傻节目我接受不了啊。老天爷让你在这儿呆着你就呆着吧，在这儿呆着就尽可能给我的那些徒弟辈儿的，给他们处理好一些事情，让他们有更广阔的创作的空间。

　　所以我的想法和他们的想法肯定不一样，比如他们拍完了都特兴奋特开心，播出的当天在北京的几个人就在我们八楼“森林集中营”，做饭，吃，大家喝酒，都说了很多的话，回忆自己这三年或者四年。然后轮到我了，我说：“我只想说一句话，这四年都特别平安，没有缺胳膊断腿儿，这是让我心里边平静的。”我的话永远都是煞风景的，大家那顿饭吃得很压抑（笑）。

　　实际上这是我们从拍“森林”里自己悟到的，我觉得我们对自己命运的那种把握太弱了，更多的时候，我们只好信命运。好在我的命还挺好，不是特别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