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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大腕陈晓卿:“三分钟必须感动我”

陈晓卿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央视网 2011年10月14日 14:44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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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卿 资料图片

 

陈晓卿当年在野外拍摄纪录片《龙脊》

 

  人物简介:陈晓卿,1965年出生于安徽。1986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主修摄影,1989年进入中央电视台,1996年开始制作文献纪录片,为《朱德》、《刘少奇》、《百年中国》、《森林之歌》(自然篇)总编导。曾担任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文化专题部《见证·影像志》栏目的制片人,现任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项目运营部主任。

  “出去拍片比坐办公室好太多太多了!”陈晓卿时常感叹,他想做的事儿很简单:“能一直拍下去。”

  多年来,他一直铭记导师的谆谆教诲:“不做官、不发财,专心做专业的事。”对于纪录片的未来,他却自信地放言:“50年后,我们将不看新闻联播,想知道身边发生的事,看纪录片就行。”

  陈晓卿,中国纪录片界屈指可数的拿过多项国际大奖的“大腕”之一,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项目运营部主任;中国纪录片协会最年轻理事;中国传媒大学(CUC)兼职硕士导师;也是朋友圈儿里的“美食雷达”和京城老男人饭局的铁杆儿成员。

  近日,记者在中央电视台附近月坛南街南一巷的红蕃茄楚珍舫对他进行了采访,因为下午赶着开会,他迅速点好几道精致小菜,素炸小鱼、清炒苋菜、柴火香干,猪肝汤、拌螺旋藻、锅巴饭……都是特色。

  高个儿、平头、肤色较暗,常被儿子取笑来自非洲,说话有条不紊,一张嘴就是颇有磁性的略带京味儿的男中音。虽有名誉京城的“美食雷达”,却没有吃得身材走形。他为人低调,从不吝啬他那憨厚而充满亲和力的笑容,完全找不到同类人身上的“孤僻”和“桀骜不驯”等气质。

  战士从这里起步

  伊文思的批判让陈晓卿明白了一个道理:纪录片不只是按照编导的意图寻找什么,还要表现被拍摄对象的生活本身

  1991年,陈晓卿开始了他的纪录片生涯,早期代表作《远在北京的家》、《龙脊》等,多次获国际、国内电视节奖项。1996年开始制作文献纪录片,为《朱德》、《刘少奇》、《百年中国》、《森林之歌》、《一个时代的侧影》等脍炙人口作品。

  与纪录片结缘,还是与他的性格有关,1982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因喜欢安静,所以选择了摄影专业。大学四年没什么惊人之举,功课不错,是老师喜欢的乖学生。陈晓卿说受父亲影响颇大,性格有点孤僻,但人缘好,也很自信,对文学很有兴趣。

  大学毕业后,陈晓卿被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投入朱羽君老师门下,专修摄影美学。1989年毕业后顺风顺水进入中央电视台,开始纪录片生涯。

  陈晓卿的处女作是《战士从这里起步》,是他在中央电视台实习时鼓捣出来的。1986年,正读大四的陈晓卿到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实习,带他的老师是纪录片界的两位人物,韩金度和刘效礼。他们经常安排这个闷声不响的小伙子出差。对一个实习生来说,就是“即使拍了七天,拍了很多素材,回来后编了一条新闻”。陈晓卿心疼自己拍摄的东西,就偷偷在机房里编着玩,结果鼓捣出一个15分钟的片子,刘效礼偶然看到,觉得不错,起名叫《战士从这里起步》。

  陈晓卿乐坏了,请来播音员铁成和音乐编辑王文华两位大腕做解说和配乐,《战士从这里起步》作为建军节献礼片播出了。

  1987年,世界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到北京广播学院讲课,陈晓卿作为惟一的学生代表听课,他的作品《战士从这里起步》被推荐给伊文思看了。伊文思盯着一个战士哭的画面问陈晓卿:“你为什么不把他哭泣的镜头拍完再关机呢?”陈晓卿被问愣了,当时他所受的教育里就没有“不关机”的概念,“全景8秒,中景6秒,近景、特写3到4秒”,那个画面是近景,陈晓卿以为拍得已经够长了,可在伊文思看来,还是短了。

  伊文思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为什么不能把你看到的、让你感动的东西原原本本地交给观众呢?”伊文思的批判让陈晓卿明白了一个道理:纪录片不只是按照编导的意图寻找什么,还要表现被拍摄对象的生活本身。

  2003年,陈晓卿在巴黎参加人类学电影节期间,特地前往伊文思的墓地,放了一束鲜花。十几年前,伊文思对他说过的那几句话,真正影响了他对纪录片的认识,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影像的理解,每个人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分钟,必须感动我”

  “我们一开始就想像国外一样拍纪录片,像国外一样强调剧本。”陈晓卿说

  2007年,当《森林之歌》走上荧屏后,国内一片哗然,每个镜头、画面,甚至解说,都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出自BBC之手。《森林之歌》是由陈晓卿导演的一部大型生态纪录片,从编剧到拍摄整整花了4年。

  2003年,陈晓卿接手《森林之歌》,“我们一开始就想像国外一样拍纪录片,像国外一样强调剧本。”陈晓卿说,因此他把大量时间放在剧本上,差不多前两年一直在改剧本。

  “三分钟,必须感动我”是陈晓卿对编剧的要求,因为好莱坞的编剧要卖一个100分钟电影剧本,必须在3分钟内说服投资人和导演。“我们也是这么干的——3分钟内必须感动我,然后再告诉我你要怎么拍摄。”

  结果,每个编剧至少被打回去了四五次。陈晓卿有他苛刻的道理,“一定要把它做得吸引人,否则可能观众已经谢幕,热情而激动的纪录片还久久不愿离去。”

  《森林之歌》真正的拍摄是在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上半年。拍片前,陈晓卿请了国外的资深制作人、导演以及摄影师来给摄制组做培训,教大家如何和凶猛动物打交道。但拍摄中,他们发现中国的大型野生动物深居简出,相当低调。

  “长时间不刷牙、不洗澡,一身动物的味道。”对摄影过程的艰苦,陈晓卿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只是2007年春天,摄制组的人回到央视《见证·影像志》的办公室时,因个个蓬头垢面、形如乞丐,险些被门卫拒之门外。

  虽然《森林之歌》在国内反响颇高,但在陈晓卿心里还留有些许遗憾,“我们最终还是没能像外国人那样拍摄。”一方面,播报时间不够,另外,钱也不够。BBC的《地球脉动》的制作经费是1700万英镑,约合两亿人民币,而《森林之歌》的经费只有970万。

  如果把《森林之歌》和《地球脉动》放在一块比较,陈晓卿自嘲,“没法比,差得不是一丝半点。一个是农业社会的产品,一个是工业社会的作品。”

  差在哪儿呢?“技术上的、经济上的差距都有,但这都不是主要因素。”最大的差别还是理念上的差距。陈晓卿说,“简单地说,外国的纪录片就是给观众看的,所有的制作、拍摄都以观众为主,而中国的纪录片往往是给领导看的。”

  今年4月的一天,陈晓卿与一个纪录片作者通电话,“你那个片子不行,都是宣传类的场面,这样的东西我们用不了……”他的拒绝很直接,没什么余地。原来,央视纪录片频道正为“5·12”三周年选一组与“汶川地震”有关的纪录片。虽然,身在央视,有时也会做一些任务性质的纪录片,但他还是希望展现给观众的是那种“可以发出自己声音的纪录片”,并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去推动这种理念。

  那么,中国纪录片的制片人、摄像师与国外的同行在敬业精神上有差距吗?

  “在我看来,差距不大。中国的一些同行在敬业精神上并不比老外差,只是他们的付出在幕后,鲜为人知。”陈晓卿笑着说。

  在陈晓卿看来,纪录片更像一种生活方式,国内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年轻的纪录片人,他们也有其他的职业,他们也不完全靠着纪录片养家糊口,但是他们关注一个题材往往能够关注非常长的时间,一直用自己的摄影机、摄像机为这个时代做着档案整理工作,就像一个智利的作家说,“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一样。”

  喜欢真正用心思去拍的东西

  当年拍完《龙脊》,全村1000多人都出来送他们,一直送到山口,村里人哭了,有泪不轻弹的陈晓卿也哭了

  陈晓卿拍了很多纪录片,最满意的是哪部?陈晓卿谦虚地摇头,“没有特别满意的。觉得还过得去的应该是早期拍的东西,那是真正花心思去拍的东西,比如《远在北京的家》和《龙脊》。”

  《远在北京的家》是反映保姆生活的。灵感来自学生时代,坐火车回家时与在北京做保姆的女孩一趟车,从她们故意卷着舌尖说北京话中看到一种变化。1992年,陈晓卿与摄制组一同回到安徽无为县,在县妇联的帮助下找到了22个第一次去北京当保姆的女孩,从她们离家的那一刻起开始跟拍,一直拍到进入北京到某个家庭做起保姆。

  那时,就是一门心思拍片,片子会不会红,会不会得奖,这些都没想。摄制组是临时组建的“草台班子”,拍摄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他把设备科的人灌醉了偷出摄像机去拍。经费只有6万,出差只能坐火车,还常常自己往里贴钱。

  片子拍出来好评如潮,1993年《远在北京的家》送去参加四川国际电视节,获得纪录片大奖。市场也很好,卖出去几万美元。获奖后的陈晓卿在纪录片界名声大震,片约不断。

  1993年底,他接手了一部反映希望工程的片子《龙脊》,拍摄地点定在广西山区,苦、累,山区教育的落后都超出了陈晓卿的预料,多年来一直忘不了那种感受:早晨开始爬山,到了下午两点才走到一个寨子。他累极了,躺在板凳上,头耷拉在地上就睡着了。

  《龙脊》问世不只是获得了国际大奖,还改变了广西龙胜县小寨村的命运。因为这部纪录片,小寨村小学成为社会捐助的热点,这座隐匿于大山深处的村子也被外界关注,还带活了当地的旅游业。

  拍片是个苦差事,但在陈晓卿眼里,那是他人生最大的乐事,不只是享受拍摄的过程,不只是为了获奖荣耀,还有一些来自内心的感动。当年《龙脊》几个月的拍摄,陈晓卿对寨子感情很深,几乎变成了寨子里的人,拍摄完成,摄制组走的时候,全村1000多人都出来送他们,一直送到山口,村里人哭了,有泪不轻弹的陈晓卿也哭了。

  拍摄《龙脊》时,陈晓卿与一个叫潘纪恩的学生结了对子,每年提供学费,直至供他念完大学。潘纪恩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娶妻生子,他的父母每次到北京看儿子,总是下了火车第一个跑到中央电视台看看陈晓卿,之后才能安心地回儿子家。快20年了,陈晓卿一直和潘家保持来往,就像亲戚。

  2003年,陈晓卿带着儿子乐乐去小寨,受到村民们空前热情的欢迎。家家都以能请到乐乐吃饭为荣,“乐乐快把全村的土鸡吃光了!呵呵。”陈晓卿笑了,他说,儿子一天能吃上四五个鸡腿,小家伙在电话里告诉妈妈,“这儿的鸡是甜的,比肯德基好吃多了!”

  “美食雷达”陈晓卿

  朋友们都知道陈晓卿有句经典名言:美食的最高境界不在吃菜,而在吃人

  除了纪录片,陈晓卿还有个重要标签——京城“美食雷达”。陈晓卿爱美食,爱搜索美食,爱把美食分享给朋友们,不觉地混进饮食圈儿,写美食专栏,还被称为美食家。

  陈美食被朋友们称作北京四环内最会吃的老男人。“我爱吃,从小就那样。”他常开玩笑说,一直在寻找自己不吃的食物,到现在还没找到。陈晓卿选馆子的第一标准就是味道,只要味道好,他宁可去路边大排档,他和朋友们很少“吃空调,吃地毯,吃转盘桌子”,更多的是去小饭馆,为此,他也常常笑称自己的美食品位一直上不去。

  听朋友说,给陈晓卿打电话的无非两种人:一种是为工作,一种问吃喝。他在回答问吃喝问题的电话时,极富耐性,把开车的行进路线、餐馆可以点的菜说得明明白白,他就是个美食活地图。

  陈晓卿常常带着儿子流连于小胡同,进行地毯式搜索令人心动的馆子。每每发现个新馆子,爷俩就点上几道不太贵的当家菜,但凡觉得好的,记下电话、地址,存在手机里,下次约朋友再去。久而久之,在他的手机里存满了各种美味餐厅的信息。

  这些年被陈晓卿“捧”红的馆子也不少,哪怕是最不起眼儿的小馆子,一旦被他写出来,都会迅速蹿红,一来二去,他不得不留点私心,把自己认为最好吃的馆子藏起来,一旦写出去,下次再去就要饱受排队之苦。

  他时常开玩笑说,“我敢说,在北京我到任何一家饭馆吃饭,都可以不用买单。”尽管老板们心甘情愿地巴望着能被陈晓卿白吃,但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当然,想借陈美食的笔虚假蹿红的想法,也是想都别想。如果把吃搞得唯利是图,那吃还有什么意义?

  陈晓卿搜美食大概要追溯到大学时代,读了梁实秋的《雅舍谈吃》。他因为喜欢烤肉季而抱怨“离开北平休想吃到像样的羊肉”。记忆最深刻的,是梁先生写到1926年他赴美留学四年归来,“乃把行李寄存于车站,步行到煤市街致美斋独自小酌,一口气叫了三个爆肚儿,三个品种一个不落,吃得我牙根清酸……这顿饭,乃生平快意之餐,隔五十余年犹不能忘!”

  梁实秋的文字让陈晓卿对北京的本地饮食产生兴趣。他在微薄的生活费里省下结余,按图索骥找到几处梁文中记述的小吃,这种寻找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在儿子乐乐长大后,成就了现在的父子搜食队。

  常年搜美食,陈晓卿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很少,夸张点说,“一年也就十次八次的。”

  与美食家相携而生的还有饭局。陈美食最热衷的是老男人局,五到十个老男人,隔三差五就坐在一起,好不热闹。

  若干年前,北京文化圈著名的“交际花”老六(《读库》主编张立宪)一手缔造了“老男人局”,常客就那么十来位,比如王晓峰(三联杂志主笔),网站主编王小山,教育工作者老罗……他们臭味相投,相互之间熟得已经不能再熟,吃饭、喝酒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聚在北京胡同深处的鸡毛小店,就着可口却不惊艳的小菜,喝着啤酒,相互用话语取暖。

  老男人们多是啤酒主义者,酒量都不大,往往热菜还没上就醺醺然了。兴致高了,大伙就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直到子夜时分由酒倌儿依次扶着出门,各自散去,但那是快乐的醉。

  细读陈晓卿的美食专栏,美食只是由头,揉进了更多人与人之间、人与食物之间的关系。朋友们都知道陈晓卿有句经典名言:美食的最高境界不在吃菜,而在吃人。道理很简单,美味固然重要,但和谁吃饭总体上决定了饭局的趣味性。甚至,在哪里吃,或者吃不吃,都已经是次要的了。

  还是喜欢

  拍片的感觉

  2010年11月,《见证·影像志》10周岁生日的时候,陈晓卿被调到新单位——即将开播的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在11月27日的“生日派对”上,陈晓卿挥泪道别后投入了更繁忙的工作中。

  多年来,陈晓卿一直做纪录片,好容易有这么个专业频道,自然希望能做些事情。工作的忙碌完全超出想象,几乎天天夜班,他的饭局生涯戛然而止,原来一起喝酒的那些老男人,每次在网上遇见,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那段时间,通情达理的新领导安慰陈晓卿,“开播状态,开播状态,非常规运行嘛……元旦开播一切正常了,你照样可以扮演美食家。”闻言,他激动得赶紧给老六打电话:“别着急啊,还有一个月,到时候咱们天天喝酒。”

  可元旦那天,弄完启播仪式回到办公室,善解人意的领导说是要开个小会。“尽管播出了,咱们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看来,咱们超负荷的非常规状态还要再延续一段时间……”

  “完了、完了,作为一个信用卡用户,我在老男人那里一点儿信用都没了,想到他们鄙视我的眼神,这心碎的,捧出来跟饺子馅儿似的。”陈晓卿暗自伤感。

  话说到了2011年4月,陈晓卿还是那么“忙”。上午一个会,下午两个会,让“一开会就犯困”的陈晓卿很受“折磨”。身负行政职务,管的事也更多了,忙碌也让生活变得无趣。陈晓卿似乎更向往那些扛着机器四处拍片的日子,“出去拍片比坐办公室好太多、太多了!”他时常发出这样的感慨。

  所幸,忙碌过后,美食继续,饭局继续,理想也将继续。“活在当下的中国,能做纪录片人是幸事,周遭正经历千年未有的变局,值得记录的太多。”作为一个纪录时代的人,陈晓卿总是笑得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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