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脊》：改变的和不变的命运

陈晓卿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央视网 2011年10月09日 11:48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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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脊》是我1994年拍的一部纪录片，说的是桂西北山里的孩子艰辛求学的故事。这部纪录片在电视台播放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定的影响，第二年它又在四川电视节获得了一个奖项。当时的四川电视节奖项设置还不是很多，因此，我也觉得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

　　没想到的是，又过了十二年，这个节目被上海的“真实影院计划”选中，在电影院里和观众见面。我挺尴尬的，一来我怕见人，二来片子是十几年前拍的，可以说到现在我再没什么可以拿出手的节目，这些年我都干嘛去了呢？都在写博客？

　　放映的地点在上海新天地国际影院，这一带是上海小资扎堆儿的地方。影院里人很多，更奇怪的是，所有的服务员都戴着画着骷髅的黑色大帽子，我有点紧张。上海真实频道的金阳曾经和我同事三年，非常了解我，见我眉头紧锁，过来和我耳语。小金说，这些人不是看我的，他们看的是大片儿《妈勒比海盗3》－－服务员的行头就是那部电影的造型。酱紫哈，难怪他们贼眉鼠眼的，我心这才放下。

　　片子在影院里放着，我一直没好意思进去，在门口的茶座东张西望。我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应该还算个年轻人吧，对社会，对生命的理解今天看来都是那么浅薄和幼稚。我在深山里前后呆了半年，每天把镜头对准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当时，对我触动最大的就是他们没钱上学这一件事儿，我天真地认为通过我的片子唤起人们的爱心，从而能够解决他们读书难的问题，这一点，是和我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

　　我出生在皖东北的一个小县城，如果没有高考的恢复，我至今肯定还在那座小城里过着悠闲而平淡的生活。毕业分配之后，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理所当然地相信每个人通过读书，通过考试就能够改变自己的未来。我拍片子的时候是这样想，回到北京几年后，便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些天真，曾经获得过希望工程资助的那些孩子，小学或初中毕业后资助便自行终止。好在由于我的促动，一些好心人继续为他们提供学费，使他们得以完成了学业，其中一些成绩特别出色的还考上了大学，永远离开了那个山村。

　　从这个角度说，他们的命运的确被改变了，最典型的是一个叫潘纪恩的孩子，考上了洛阳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他和我当年拍片时的想法一样，认为只要读书就可以掌握自己的未来，他成了那个龙脊山村里愿意读书的孩子的榜样，并且通过他，我周围的同事和朋友的捐助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大山里的那些学校。他们中间有平时就乐善好施的，诸如邓建永、陆全胜、樊庆元、祖晨、陈晓楠……也有平时抠抠嗖嗖斤斤计较的，像李洁、李慷、王小丫……不过所有这些人，都很少对别人提及自己做过的这些事，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很多人的命运的确因为他们而改变了。

　　影片放映结束，我被请到了台上回答问题，观众席上稀稀落落地坐着一些热爱纪录片的年轻人，问题中不时地蹦出用光、录音、结构、拍摄片比等专业术语。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我看到了第一排坐着一位戴眼镜的老人，非常眼熟，很快，我想起了他是谁－－这是我高中时代的英语教师阮钦安。于是，我离开了话题，也离开了座位，向大家介绍我自己的老师，主持人也有些激动，一时间，台上已经有了些艺术人生的意思。

　　阮老师不是导演安排来的，他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次见面会的消息，特地从家里赶来。应该说，二十五年前，我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他甚至因为我没有报考外语专业还不高兴过。后来的大学时代，外语成了我的负担，那时候我特别怀念我中学的阮老师－－我到今天见过的最好的英语老师（罗永浩也挺好的）－－我一点儿都不夸张，阮先生让我感到学英语是一种乐趣。所以，我一直和阮老师保持着通信联系。阮老师喜欢集邮，每年春晚的首日封我都会在第一时间给他寄去。去年去肯尼亚，遇到他另外一个得意门生，我们一起给他寄了四张明信片，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音。

　　可以说，阮老师在我当年的中学是一个怪人，他没有什么朋友，甚至和在当地的上海人来往也不多。每天，他厚厚的眼镜片里都透着笑容，但谁又能想到，文革中他是学校里的主要批判对象。在阮老师受尽屈辱的时候，他的一个姓寿的女学生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对他保护有加，并走进了他的生活，这是阮老师人生中最甜蜜的时刻。

　　生活就那么细碎：一个是上海的大学生，一个是本地的乡下女子，情感的和谐也掺杂着文化巨大的裂隙，有些差异大到了我小小的年纪都看得出来。比如，他们夫妻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小名分别叫大憨、玲玲、毛捣子－－显然只有二女儿的名字是阮老师起的。但阮老师对这一切安之若素，照样和妻子在校园的操场上亲昵地散步，当时十分扎眼，他甚至还在课堂上用英语讲一些怕老婆的小故事自嘲。阮先生生活能力很差，家里全靠寿老师一个人打理，他们夫妻就这样一直相伴着。三年前，已经在上海生活的阮老师突然中风，多亏师母和女儿们悉心照顾，也加上阮老师天性乐观，他居然奇迹般地恢复了，这次到新天地，他竟然是从闸北骑自行车过来的。

　　由于晚上要参加闭幕式，我不得已和阮老师匆匆告别。刚刚分手，就觉得有很多话没来得及和老师说，毕竟十几年没见，只能等到下一次再去上海，或者他们来北京再聚了。回酒店的路上，我在想阮老师的一生，一个上海人，读了安徽大学，因为不合时宜的言论又被分配到了皖北的乡下，在那里组织了家庭，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给了那片贫瘠的土地，而这一切并非出自他本人的意愿。从这一点说，知识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