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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卿:我们没有完全失忆

陈晓卿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央视网 2011年10月09日 11:40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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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前,在信箱里看到王安先生发给我的《公民纪事五十年(1 9 7 8 – 2 0 2 8)》。彻夜抚读,不禁被它内容之翔实,涉猎之广泛,角度之客观所深深震撼。阅读这些从民间角度记录的文字让我立刻置身于当年的空气之中。王先生是一位学人,他的专栏文章曾经让我折服于“中国大陆财经评论第一健笔”的风采,而《公民纪事》更让我由衷地敬仰他“双馨的德艺”(老六语)。

  此次王先生赐读的是第十四编2003年部分,这一年几乎可以用SARS取代它的名称。让我印象深刻异常的原因之一便是在这年SARS最猖獗的时候,我们开始了系列片《甲子》的策划和制作。当时由于外出拍片受到了限制而栏目又必须正常运转的缘故,我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过去被我们称作“资料”的老纪录片上。因为2004年是农历的甲申年,我们的第一个系列就叫《申年记忆》,选择从1944年开始的5个猴年(分别是1944、1956、1968、1980、1992)进行回述,开始了“甲子盘点”的序幕。

  起初的想法很简单,即在尽可能多占有素材的前提下,对旧影像进行重新整合,用中国人的传统纪年方式梳理中国六十年以近的影像遗存。然而在制作的时候,旧影片中开始散发出一种让我们莫名兴奋的味道,这种味道是许多文字记录格式的东西所无法企及的——真实感、现场感。于是我们又给《甲子》取了一个副标题叫《六十年中国社会生活图景》,想尽可能从民间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角度来展现中国的世俗变迁。我们尝试采用当年的平面媒体,包括报刊、杂志、画册和书籍的内容,使节目的叙事能力大大增强。为了使原本单一的事件有了立体的关照,我们努力找到当事人的回忆文字,私人记录被大量使用。这样一来,原本宏大的、嘈杂的、易逝的影像便有了细微的、个人化的视角。

  这个想法和王安先生不谋而合。与王先生不同的是,一方面我们做得要浅显平白得多,另一方面我们的制作难度也大一些。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来自于影像资料的匮乏。

  有人说过,中国人缺乏用影像记录自己的习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之前,中国的电影业已经起步,但当时的社会景象的记录更多是出自于外国人之手,如西方记者、传教士、国外的摄影队等。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黄埔军校、五四运动、四一二政变、等影像大都是他们留下的。中国当时的影业公司也拍摄了一些纪实影像,但现在的命运大多是“存目”,这给我们在叙事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另一方面,国人有为尊者讳的传统,摄影机焦距在一些敏感的事件面前往往变得模糊异常,以至于我们在端详这些事件的时候出现了诸多的“马赛克” :历史链条在影像中断裂了。比如说1994年。这一年有两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是被载入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的:一个是千岛湖事件,另一个是克拉玛依大火。在搜集素材的时候,关于这两个事件我们几乎找不到一分钟的活动影像,最后只得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口播搪塞了之。当年拍摄到的那些录像在哪里呢?或许在公安局?天知道!

  如果你做过文献片,一定对我的痛苦感同身受。每次说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都只能用苏联人1950年组织拍摄的艺术片;每次说到“文革”的经济困难我们还得把被自己批判过的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搬出来;每次说到“三年自然灾害”,我们都无从寻找画面支持,只好用荒芜的田园+龟裂的土地+三十年代的难民镜头来替代……

  比重大事件发生时“摄影机缺位”更恐怖的,是对记录成品的人为毁坏。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

  1997年,因为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我频繁出没于中央电视台胶片库(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大部分是用胶片制作的)搜集文革初期素材。胶片库位于广播剧场旁边,一进门摆放着十几个麻袋。一次闲来无事和资料工人聊天,便问起那些麻袋里装的是什么。师傅说:“那是咱们台六五年到六八年的新闻素材。想看看是什么吗?”我便跟着他随意地打开了其中的一个口袋,翻出一条胶片:“看看,这是批斗相声演员□□□,看见没有,他旁边的□□□脖子上挂的都是破鞋……”,他又扯出了一条,是批斗央视老台长孟启予的群众大会。从那些连续的画格上,能够看到孟被一个人一掌掴到了台下,“知道打人的是谁吗?”师傅问我,然后他得意地说出了一个我很敬重的老摄影师的名字……

  胶片散乱地缠绕在一起,显然已经被处理过,无法挽救。我忍不住问:“为什么要把这些胶片毁掉呢?”师傅说:“这是好几年前处理的。再说,保存它有什么意义啊?现在稳定是重中之重嘛,干嘛还要翻这些陈年旧账!”显然,这是得到了上面的指示,否则谁敢把这些胶片连同负片一起销毁?而发出这个指示的又是谁呢?那天从资料库出来,我后脊梁一阵发冷,不知怎么就想起来电影里国民党撤退时烧文件的情形。

  这是在摧毁我们的记忆啊!

  从那以后,我对影像资料的认识和情感都进一步地加深了。所以在《甲子》中,我要求导演在不影响片子整体节奏(毕竟这是个媒体产品)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旧影片内容的最大化,突出原来影片的配音、字幕、音乐、特技等带有浓重时代征貌的元素。毕竟画面负载的信息太丰富了,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有个MM读了《兄弟》,她问我“文革”是像余华写的那样吗?我说是并语重心长解释半天,MM还是不敢全信。我想如果他看过1970年工人体育场批斗遇罗克的纪录片的话,她就不会再有疑问了。在片中,在一个弱小的、瘫软在地的青年面前,70000人高举着拳头怒吼!直到现在我每看到这个画面仍然抽搐不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当年那个纪录片是成功的。

  我和同事们是一群影像至上主义信徒,好的资料即使自己不能保存,也都尽可能地作好记录,知道到哪里能够找到它们。历史可以读解为一次记忆选择的过程,记住什么,遗忘什么,这背后悄然站立着我们的立场。为了完成这个片子,我们成了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个影像资料单位的常客,大家皓首穷经地搜寻每一格画面,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了证明,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我们没有完全失忆。

  王安先生为时代留存档案记录,善莫大焉。尽管我们也有用影像为中国志史的愿望,但客观的说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甲子》在外观上更接近社会生活史,重大历史事件在其中只是叙述背景,由众多记忆碎片组成的百姓生活才是它的主体。我曾经打比方说《甲子》就是一本像册,跟咱们家里的像册一样,有些照片我们很做作,有些照片美化了我们……像片不能展示我们生活的全部,但不管怎样,捋着这些照片我们能看到自己成长的印记。

  2004年初,《申年记忆》播出后反响出乎意料地良好,接着我们又完成了《酉年记忆》和《戌年记忆》。按照当时的想法,《甲子》共计12部,每年年初推出,最后完成应该是2015年。在电视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个工程能否最终完成呢?如果你喜欢今年的《戌年记忆》的话,请为它祈祷。

  陈晓卿

  2006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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