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我们没有完全失忆

陈晓卿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央视网 2011年10月09日 11:40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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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前，在信箱里看到王安先生发给我的《公民纪事五十年（1 9 7 8 – 2 0 2 8）》。彻夜抚读，不禁被它内容之翔实，涉猎之广泛，角度之客观所深深震撼。阅读这些从民间角度记录的文字让我立刻置身于当年的空气之中。王先生是一位学人，他的专栏文章曾经让我折服于“中国大陆财经评论第一健笔”的风采，而《公民纪事》更让我由衷地敬仰他“双馨的德艺”（老六语）。

　　此次王先生赐读的是第十四编2003年部分，这一年几乎可以用SARS取代它的名称。让我印象深刻异常的原因之一便是在这年SARS最猖獗的时候，我们开始了系列片《甲子》的策划和制作。当时由于外出拍片受到了限制而栏目又必须正常运转的缘故，我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过去被我们称作“资料”的老纪录片上。因为2004年是农历的甲申年，我们的第一个系列就叫《申年记忆》，选择从1944年开始的5个猴年（分别是1944、1956、1968、1980、1992）进行回述，开始了“甲子盘点”的序幕。

　　起初的想法很简单，即在尽可能多占有素材的前提下，对旧影像进行重新整合，用中国人的传统纪年方式梳理中国六十年以近的影像遗存。然而在制作的时候，旧影片中开始散发出一种让我们莫名兴奋的味道，这种味道是许多文字记录格式的东西所无法企及的——真实感、现场感。于是我们又给《甲子》取了一个副标题叫《六十年中国社会生活图景》，想尽可能从民间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角度来展现中国的世俗变迁。我们尝试采用当年的平面媒体，包括报刊、杂志、画册和书籍的内容，使节目的叙事能力大大增强。为了使原本单一的事件有了立体的关照，我们努力找到当事人的回忆文字，私人记录被大量使用。这样一来，原本宏大的、嘈杂的、易逝的影像便有了细微的、个人化的视角。

　　这个想法和王安先生不谋而合。与王先生不同的是，一方面我们做得要浅显平白得多，另一方面我们的制作难度也大一些。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来自于影像资料的匮乏。

　　有人说过，中国人缺乏用影像记录自己的习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之前，中国的电影业已经起步，但当时的社会景象的记录更多是出自于外国人之手，如西方记者、传教士、国外的摄影队等。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黄埔军校、五四运动、四一二政变、等影像大都是他们留下的。中国当时的影业公司也拍摄了一些纪实影像，但现在的命运大多是“存目”，这给我们在叙事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另一方面，国人有为尊者讳的传统，摄影机焦距在一些敏感的事件面前往往变得模糊异常，以至于我们在端详这些事件的时候出现了诸多的“马赛克” ：历史链条在影像中断裂了。比如说1994年。这一年有两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是被载入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的：一个是千岛湖事件，另一个是克拉玛依大火。在搜集素材的时候，关于这两个事件我们几乎找不到一分钟的活动影像，最后只得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口播搪塞了之。当年拍摄到的那些录像在哪里呢？或许在公安局？天知道！

　　如果你做过文献片，一定对我的痛苦感同身受。每次说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都只能用苏联人1950年组织拍摄的艺术片；每次说到“文革”的经济困难我们还得把被自己批判过的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搬出来；每次说到“三年自然灾害”，我们都无从寻找画面支持，只好用荒芜的田园+龟裂的土地+三十年代的难民镜头来替代……

　　比重大事件发生时“摄影机缺位”更恐怖的，是对记录成品的人为毁坏。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

　　1997年，因为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我频繁出没于中央电视台胶片库（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大部分是用胶片制作的）搜集文革初期素材。胶片库位于广播剧场旁边，一进门摆放着十几个麻袋。一次闲来无事和资料工人聊天，便问起那些麻袋里装的是什么。师傅说：“那是咱们台六五年到六八年的新闻素材。想看看是什么吗？”我便跟着他随意地打开了其中的一个口袋，翻出一条胶片：“看看，这是批斗相声演员□□□，看见没有，他旁边的□□□脖子上挂的都是破鞋……”，他又扯出了一条，是批斗央视老台长孟启予的群众大会。从那些连续的画格上，能够看到孟被一个人一掌掴到了台下，“知道打人的是谁吗？”师傅问我，然后他得意地说出了一个我很敬重的老摄影师的名字……

　　胶片散乱地缠绕在一起，显然已经被处理过，无法挽救。我忍不住问：“为什么要把这些胶片毁掉呢？”师傅说：“这是好几年前处理的。再说，保存它有什么意义啊？现在稳定是重中之重嘛，干嘛还要翻这些陈年旧账！”显然，这是得到了上面的指示，否则谁敢把这些胶片连同负片一起销毁？而发出这个指示的又是谁呢？那天从资料库出来，我后脊梁一阵发冷，不知怎么就想起来电影里国民党撤退时烧文件的情形。

　　这是在摧毁我们的记忆啊！

　　从那以后，我对影像资料的认识和情感都进一步地加深了。所以在《甲子》中，我要求导演在不影响片子整体节奏（毕竟这是个媒体产品）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旧影片内容的最大化，突出原来影片的配音、字幕、音乐、特技等带有浓重时代征貌的元素。毕竟画面负载的信息太丰富了，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有个MM读了《兄弟》，她问我“文革”是像余华写的那样吗？我说是并语重心长解释半天，MM还是不敢全信。我想如果他看过1970年工人体育场批斗遇罗克的纪录片的话，她就不会再有疑问了。在片中，在一个弱小的、瘫软在地的青年面前，70000人高举着拳头怒吼！直到现在我每看到这个画面仍然抽搐不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当年那个纪录片是成功的。

　　我和同事们是一群影像至上主义信徒，好的资料即使自己不能保存，也都尽可能地作好记录，知道到哪里能够找到它们。历史可以读解为一次记忆选择的过程，记住什么，遗忘什么，这背后悄然站立着我们的立场。为了完成这个片子，我们成了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个影像资料单位的常客，大家皓首穷经地搜寻每一格画面，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了证明，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我们没有完全失忆。

　　王安先生为时代留存档案记录，善莫大焉。尽管我们也有用影像为中国志史的愿望，但客观的说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甲子》在外观上更接近社会生活史，重大历史事件在其中只是叙述背景，由众多记忆碎片组成的百姓生活才是它的主体。我曾经打比方说《甲子》就是一本像册，跟咱们家里的像册一样，有些照片我们很做作，有些照片美化了我们……像片不能展示我们生活的全部，但不管怎样，捋着这些照片我们能看到自己成长的印记。

　　2004年初，《申年记忆》播出后反响出乎意料地良好，接着我们又完成了《酉年记忆》和《戌年记忆》。按照当时的想法，《甲子》共计12部，每年年初推出，最后完成应该是2015年。在电视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个工程能否最终完成呢？如果你喜欢今年的《戌年记忆》的话，请为它祈祷。

　　陈晓卿

　　2006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