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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的成立,使得“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从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开始,数年间,同盟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虽都遭遇失败,但却在不断动摇帝制,革命力量也在失败中不断扩大。
多次起义失败,同盟会在诸多教训之后,有了新的指导思想,不再主要依靠会党,而是策反新军。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即体现了新的指导思想。但这次起义仍然失败。紧接着广州新军起义的黄花岗起义是辛亥革命前的最后一次起义,尽管败得很惨,但悲壮的举动足以感天动地,长久激励后人。不过,在不断加重的险恶中不计后果、贸然发动,则也永远都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以“擒贼先擒王”的行刺行动来配合武装起义,在百多年前的革命中频频出现。从陆浩东、史坚如直到吴樾、汪精卫,十多年间行动不绝,尤以徐锡麟行刺恩铭最为震动。
试图配合徐锡麟,在绍兴发动武装起义的秋瑾,则以她“鉴湖女侠”的忠肝义胆,影响了无数后来的革命者。
四川的保路运动引爆了辛亥革命。以“拒借洋款,破约保路”为宗旨的保路运动,因为同盟会早已决定要“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最终成为四川各地不断爆发的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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