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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中国的故事》总导演 梁仁红
文/梁仁红
算起来有五个年头了。五个春夏秋冬,足以发生很多事情,也足以改变很多事情。
一开始接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的内心其实是拒绝的。长城,这个题材太老太大了。想当年的《望长城》,那是中国纪录片的开山之作啊!我1996年上大学开始学电视新闻专业,就看过这个作品,高山仰止!后来,英国的BBC,美国的discovery也都拍过这个选题。要怎么破这个题?这是我当初想得最多的问题。
于是开始做剧本,剧本策划断断续续做了一年半,将近两年,正式开始写剧本又写了一年。刚开始请了朋友写,写了半年,朋友耗不起,离开了。然后是三位分集导演写,写出第一稿完整的剧本大概在2013年春天。我始终不满意。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做一个“说明文”,介绍长城建筑本体,或者介绍长城建造的历史。因为如果光说这些,我觉得观众可以买本《长城百科全书》,配上市面上很多的长城图册,慢慢看。反正我自己觉得不激动,不兴奋。
我从业的13年里,断断续续一直在做历史纪录片。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位师长曾经推荐我看了一本书——《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是斯蒂芬·茨威格的传记名作,写了 14个决定世界历史的瞬间:千年帝国拜占庭的陷落、滑铁卢的一分钟,马赛曲神佑般的创作等等。这本书给我之后的历史纪录片写作起到的作用可以用醍醐灌顶来形容。“当强烈的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碰撞之际,火花闪烁,那样的时刻从此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天空。”是的,历史纪录片叙事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此。
也是在我们剧本创作的过程中,我看到了《美国:我们的故事》这部纪录片。我当时非常兴奋。这不就是个体命运与大历史结合的纪录片典范吗?我也想做一部这样的纪录片。而长城,是联结中国文明史的最佳物质载体。我们决定把片名定为《长城:中国的故事》。后来,就有了现在这一版剧本。
我们讲长城史,不仅仅在讲长城在各个年代建造和利用的历史,我们更多的时候在讲长城内外农耕与游牧的关系史,所以我们尽量寻找与这两条线上一个个个体的命运。我们希望找到足够多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必须在长城史,在中国历史宿命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一点很难。因为中国古代的历史是朝廷中那些史官在书写,帝王将相是他们记载的主角。不过,总有一些方式,可以让那些生命在历史中留下这样那样的蛛丝马迹。比如传说,建造秦长城的万喜良和他的妻子孟姜女就是这样一对传说人物。剧本定稿以后,有朋友建议我把这一段拿掉,我坚持把它留下来了。这段故事在成片中是我最喜欢的片段之一。我觉得传说也是一种记载历史的方式。古代老百姓不识字,买不起竹简、丝帛或纸张,他们只能用唱戏、用口头相传的方式来表达想留存的民间记忆。于是才有了传说。传说未必是假,史书中的记载也未必全是真。历史的生动恰恰在于这里。当然,比起传说,考古发现中记载的文字如果能有一个鲜活的小人物的故事,那是最理想的。在居延海发现的一片竹简上就记载了一个叫周褒的汉代烽燧守卫者的故事,很有意思。我们穷尽一切办法在找这样的故事。
剧本写完的时候,是2013年秋天刚开始的时候。几个组开始同时进入拍摄期。调整方向之后的剧本历史的比重变得很大,从战国到清代,几乎每一个年代都涉及,而且有很多战争戏份,大场面的古代冷兵器战争。我们搭了个电影创作的班子来做历史再现部分,包括导演、摄影、服化、美术、还有武行。这个时候就发现钱紧,非常紧。但是我要求必须得有电影感,还要做到每一个年代的历史真实感。对再现组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就完全是考验每一个组老大的技术,还有人品的时候。为什么说考验的是人品呢?就是你要是就想赚钱,把它当成一个活儿来干,真的不行!给你这个组的材料费道具置景费一切费用加起来可能只够你哥儿几个自己装兜儿里。我承认,这很有可能是事实。因为我只有这么多预算。我这里要感谢我们这个组的化妆造型杨树栋老师。杨老师是很多古装电视剧电影的化妆造型,《三国》《秦始皇》《荆轲刺秦》等等。当时杨老师正在张艺谋的电影《归来》剧组,听说我们这个纪录片需要造型,答应过来帮忙,帮了很大的忙。我至今还记得筹备的时候,在化妆那个屋子见到杨老师,他一头白发、扎个很帅气的小辫子,满墙都贴着胡子,每一付胡子下面都有一个角色的名字。那天演员试妆,我们这个剧组有名有姓的演员100多个,比电视剧《三国》还要多。
再现剧组拍摄的过程有太多困难,我不想提太多。反正难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在横店拍摄,有一天为了一个场景,我们的再现导演,一个四十多岁的大男人,就那么往石头台阶上一坐,抹上了眼泪。我站在旁边,我觉得我对不起他。对不起也得逼他,没办法。这个时候,我不是总导演,是制片人,我想的是不能再超支了。
再现摄影的风格我当时定的就是以肩扛摄影为主,对两位摄影师来说,是一个体力上的考验。这种拍摄风格,使得我们纪录片的历史再现表现出真实感。真实感,很多时候比真实本身更重要。
史诗感是我对再现摄影风格的另外一个要求。因此我们大量运用逆光,大量运用升格镜头,这种影像风格让我们从现实中得以抽离。
纪实拍摄组遇到的困难跟再现组不一样,他们的苦更多在体力上,他们披星戴月、跋山涉水,为了拍一个好看的镜头,可能早上四点就得上山,到长城上,等日出,等光线,但是,可能恰好这一天雾霾严重,等不到想要的那个镜头,只好明天再来。雾霾是我们的天敌。我统计了一下,纪实组的实际拍摄天数各个组加起来,有300多天。加上航拍、延时摄影组和再现组。我们这部片子每集实际拍摄天数高达60天以上。这似乎很没有效率。一般国外纪录片摄制组一集纪录片也就拍个10多天。但是没办法,长城实在太长。
雾霾对航拍摄影组的破坏性作用更严重。第一次直升机航拍拍了一个多月,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天气,最后发现效果很一般。除了雾霾,稳定性差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协拍公司为此特意从国外进口了一台最新款的陀螺仪,叫shotover。从阴山山脉到东海之滨,我们又飞了一次。这次效果非常好。
后期创作的纠结与反复一直存在。剪辑师,换了三拨;音乐,第一次出来之后被我推翻了,重新来;还有调色,一遍遍被我否定后,不得已换了调色公司,重新来过。直到播出前两周,小的修改一直在进行。
也许因为我是天秤座的,上升又是狮子座,所以完美主义,加上操控欲,让团队的每一个人都痛苦不堪。但是纪录片创作当中,我们每一个创作者都是执着的理想主义的匠人。著名的纪录片大师陈晓卿说过:挑剔、个性、一丁点沙子都不能揉,这就是匠人。我以前经常对团队里的年轻人说:如果你只想赚钱养家,或者想发财致富,你趁早不要做纪录片,选择纪录片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你爱它。职业理想是个虚无的字眼,但如果没有职业理想,我们将一无所有。
现在,这部纪录片终于要跟观众见面了,作为创作者,我还是有很多遗憾。但是,我很感谢这部片子,以及为这部片子痛苦纠结的过去五个春夏秋冬。这部片子的创作,不,也许每一部片子的创作,都是一场生命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