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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棉花的人 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遗憾

纪录动态 南方周末 2014年12月05日 09:58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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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获奖感言是不是显得有点怪?”2014年11月22日,第51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导演周浩凭《棉花》得到最佳纪录片奖。颁奖过后,他还是有点在意。

他的获奖感言说得极简短:“这半年经历了很多事。有朋友答应要跟我来的,但是来不了。”台下星光熠熠,坐着巩俐、陈冲、桂纶镁、陈建斌……可没多少人懂这话的意思。

八年间,周浩拍完和正在拍摄的纪录片作品,超过十部,大部分都有这位朋友的帮助,其中包括《棉花》和2005年香港金像奖最佳人道主义纪录片《高三》。

 和大部分独立纪录片一样,《棉花》只在国内做过几场小型放映,看过的人不多。金马奖颁布,有网站迅速来谈《棉花》的独播,价格不算太高,但对一个独立纪录片导演来说,已有吸引力。也有朋友跟周浩商量,把《棉花》带去香港发行。2013年的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看见台湾》,曾在台湾卖到1.4亿台币票房,在香港上映时也场场爆满。《棉花》不做这样的奢想,但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见”。

也让你老公看看你有多辛苦

2005年,周浩已经拍完了成名作《厚街》和金像奖作品《高三》。新闻里频繁出现的“摘棉大迁徙”攫取了他的注意:每年中秋过后,上百万的“拾花工”,从河南、甘肃、四川、陕西等地,被一列列拥挤的绿皮火车运往新疆,投进广袤无垠的棉花地。他们每天重复采棉动作两三万次,用几十天的机械劳作换回家中一年的生计,2005年,这大概是三四千元。

河南滑县的小媳妇儿延威是上百万摘棉工之一。喂饱了三个孩子,坐了56个小时的火车,她来到新疆,开始三个月的采棉工作;新疆的棉农冶文骏抱怨棉花价低,坐在地里感慨“农民不过就是为企业卖命的”;国企改制后的河南某棉纺厂效益不佳,女工们不堪酷暑劳累,轮流辞职,女领班焦头烂额;广东牛仔裤厂的工人加班到半夜,也只能伸个懒腰、恨恨地骂:“妈的老子快累阉了”;广交会,老外一要货就是一千件,很急,“for American”,中国厂方犯难,这意味着工厂必须紧急赶工。中国经济的细微面相,被一团团棉花串起来,成了《棉花》。

滑县曾是拾花工输送的典型,号称“每年向新疆劳务输出最多”。周浩拜访了滑县劳动局局长,跟他下乡,拍摄他们动员潜在的“拾花工”,再后来跟局长挤上绿皮车,开赴新疆。

搞定局长对周浩并不难。他擅长和拍摄对象打交道。在纪录片《龙哥》里,周浩直接把自己和拍摄对象的沟通剪进了片子。那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真实又纠结。每次和毒贩龙哥见面,他都会带上200元“救助费”。龙哥和妻子曾恳求周浩借给他们500块钱,周浩还是掏出身上仅有的200块:“我不会多带。我为什么要多带呢?我又不是笨蛋。”他不断劝诫龙哥戒毒,但故事总是在借钱、信誓旦旦戒毒、复吸中周而复始。

“我的长项就是跟人打交道,能够让他们说一点平时说不出来的话,仅此而已。”周浩自我评价。

在开往新疆的绿皮车上,周浩也顺利与延威打上了交道。延威身材瘦小,样貌俊俏。那时她29岁,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周浩相中的是延威的性格:干净利索,对生活有憧憬。愿意说话,也好相处。 

第二年,周浩把摄像机带到了她家里。这个家并不宽裕,孩子们从碗里扒拉出一块肉来,都会惊喜地向母亲汇报。延威一边洗碗,一边抱怨:自己不到三十,看起来已经像四十;丈夫不愿外出打工,“穷家难弃”;而她出去这一趟,就能赚回务农一年才能得的钱。

周浩带着摄像助手谭佳英,再次上了滑县拾花工的绿皮火车专列。在滑县火车站,谭佳英被拥挤的人群冲散,跟丢了延威,这让周浩着实生气。重新找到延威的时候,她正在把钱塞进袜子,笑盈盈向姐妹们展示:“这样不会丢。”

列车里拥挤且空气污浊,硬座底下也躺满了人。延威轻巧,爬上了行李架。周浩把镜头对准她,或许觉得姿势不雅,延威连连闪避。“也让你老公看看你有多辛苦啊。”周浩劝道,延威便不再坚持。

火车票来回二百多元,要从拾花工的收入中扣。到了新疆的采棉基地,女工们住进上下两层的大通铺。每天天不亮,就坐上比绿皮火车更挤的卡车,到二十里地外摘棉,晚上十点结束。其间吃两次饭,谭佳英偶尔同吃,从未在伙食里见过肉。

拾花工里,昏黄的灯光彻夜不息。谭佳英和她们住在一起,一边拍摄,一边听她们聊天:聊丈夫孩子,也聊谁原来离了婚。固定的一个话题是“摘了多少”,延威摘棉的速度是中上游,一次摘了140多公斤棉花,她信心满满向姐妹们宣布:“明天不摘到150公斤就不回家。”

“她在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她为十年后立下了一个普通又现实的目标。她知道奋斗,不会好高骛远,不会轻易否定现在的生活。”周浩感兴趣的,也正是这种“中国制造”链条中的普通中国人。

 没来得及记录的

 周浩在滑县拍摄延威时,接到了摄像师袁哲从新疆打来的电话:机器被掉包了。那是一个美国朋友借给周浩的,价值四万多人民币。周浩到现在都没能还得起。 

袁哲注意到,周浩会给要拜访的所有农户带上小礼物。在棉农冶文骏家吃饭,很长时间见不着肉。周浩便总会割几斤牛肉给冶家改善伙食——因为常年拍片,周浩总是缺钱,在朋友圈里,他著名的抠门。

冶文骏是甘肃人,早年随父辈移居新疆,至今却还一口甘肃方言。周浩原本以为冶文骏会是个有故事的人,拍到一半发现他太不善言辞。好在冶文骏有个女儿,懂事,开朗,喜欢弹一台破旧的小琴。她缠绕在父亲背上,看着还不会说话的弟弟乱敲琴键,棉花地里,父亲教他们翻苗、拨土。棉花在这里,便牵涉到了期望和未来。他们也成了《棉花》的主角之一。

寻找配合拍摄的工厂最难。靠着朋友的朋友,周浩在河南找到了一家接纳他的棉纺厂,拍了两个月。在广州增城,他通过广州纺织品进出口公司联络到一家牛仔裤厂,相当满意——厂老板是个富二代,到英国受过教育,理解什么是独立纪录片,对拍摄全面开放。这家牛仔裤厂最大的好处是,上班时间可以自由聊天、开玩笑——若是换家纪律森严的工厂,画面就只能死气沉沉。

按周浩的设想,棉花经济这条产业链,至少还需要跟拍一位老板、一个商人,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最终没能实现。“做纪录片,别人怎么能让你拍,也许比你怎么拍更重要。”周浩总结。

金马奖评论《棉花》:“银幕上呈现今日中国棉花史,也是一页农工生活史。”周浩自己却对《棉花》不甚满意。“八年时间,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周浩说,他觉得应该更用功一点:至少去回访,观察这些人的变化。

但回访的念头,却总被各种“非干不可”的事情打断。这期间,他创作了几部纪录片:《龙哥》、《差馆》、《急诊》、《书记》、《大同》……还攒了一大批不知何时能收尾的素材。

前些年,周浩还与片中人物保持联系,知道延威又去摘了几年棉花;河南那家棉纺厂终于倒闭,工人们纷纷散入私企。这两年,联系方式也都遗失了。周浩惦记,当年冶文骏读五年级的女儿,如今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冶文骏曾一心想让她做医生,也不知她是否真的学了医。

新疆的棉花地里,事情也大不一样了。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拾花工越来越少。一些地方招用拾花工的数量是八年前的三分之一。这些变故,《棉花》也还没来得及去记录。 

“如果按设想实现,拍摄的也许是另一个故事。”周浩知道,遗憾也是纪录片的一部分:“‘中国制造’下的普通中国人到底什么样,至少在这个故事里,我用我能记录下来的素材,完成我的解读,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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