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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范立欣还在武汉电视台编辑室，过着“倒带子”做剪辑的日子；4年前，他已为自己的纪录片《归途列车》筹集到了100万美元的资金，随后拿龙标进院线；去年，纪录片《我就是我》拿到了600万元人民币的制作资金、总计近2000万元的投资；今年，《我就是我》上映。这部被称为“被各种关系牵扯的复杂电影”，更是一头扎进有《后会无期》和《小时代3》高调存在着的暑期档，电影上映前，范立欣称“电影好，不怕看，更不怕比”，但现实很残酷，首日票房150万元，几乎是别人家的一个零头。虽然“陪跑”，但纪录片能站着走进影院，范立欣成了“堂吉诃德”。看过的人两边倒，喜欢的有笑有泪，不喜欢的则“吃过饭就忘了”，这倒让“这么多年很不容易积累了许多名誉”的范立欣多少感到“有点失落”。
3年前的一个小茶馆里，这个被业界称为“纪录片界最帅的导演”对早报记者说，“会以谦卑的心，力图做影响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事情”；此后3年，他成为了艾美奖的得主，入选纽约时报2013年全球“20位最值得一看的导演”，同“快男”一样，身上已贴满标签。了解的人都知道，一位纪录片导演可能要付出更多，才能获得所谓的标签。在更多人评价其影片的好坏之时，记者更感兴趣3年间范立欣内心的成长，临近不惑，他仍“野心”不改，称愿意赌一把，“如果这次输了，还有下一次。”
输得显而易见 “和档期有很大关系”
“善于和人打交道”、“喜欢卖萌”、“腿长”是范立欣给很多人的印象，“能够每次都说服投资人给他这么一大笔钱，这绝对是个本事。”一位纪录片同行用充满羡慕的口气对早报记者说，“虽然这部纪录片不太好看，但再次证明了他的确是一个在前期投资方面比较成功的纪录片导演。”
从2013年4月海选时介入，6个月前期、4个月后期，当记者问及项目最早开始时他和天娱制片人龙丹妮是谁先说服了谁，范立欣称这也是外界误会最多的一件事儿，“是她想找我拍。一开始想做一个电视系列片，我拒绝了，因为我从来没做过，而且我觉得系列片就是把老资料翻出来剪辑一下。”范立欣想要全程介入、跟拍，做一个观察式的纪录片。对于这个说法，制片人龙丹妮也认可，“《我就是我》更多的是跳开选秀的范畴，看十年选秀的思考，这也是找范立欣的原因。”
有人说范立欣这次是打着“快男”的旗号圈钱，“我没有分成，拿的是死工资，给了我40万元，花了一半买了设备。”范立欣小声嘟囔，“我不爱解释，人家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就一心想把事情做了，那个终极愿望就是我的纪录片能够在电影院里有一个漂亮的票房。”
为什么有了天娱投资、光线传媒的发行，加上一个这么商业的题材，还是没有拿到“漂亮的票房”？
据片方透露，早在上映时间还没有确定时，就已通过众筹网站取得了500万元的预售，这笔钱给了天娱。目前影片票房是550万元，此前范立欣对票房还是“很期待的”，“最壮观的预估2亿”，当时范立欣心里暗想，“能有1亿就成了，报纸上标题会是 纪录片走进亿万票房时代 ”，然而首映前两天，他意识到自己这次还是“赌输了”。
“我们的排片率在格瓦拉上只有3.9％，但是《后会无期》有50％。”至于为什么要选择和韩寒、郭敬明正面交锋，范立欣觉得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选择，“本来《我就是我》定在2014春节档，之前那个剪辑师手慢，没赶上，浪费了两个月，后来换了一个剪辑师。成片完成在4月份，片子的受众群体肯定是年轻人，那个时候年轻人都在上学，所以我们没办法，只好等到暑期。”虽然排期排到了暑期，但一方面暑期都是青春片，竞争激烈，另一方面，一年过去了，“快男”的粉丝热情已经降低，范立欣还认为，宣传的角度可能也有待考量。
早报记者了解到，很多外地场只能看白天的场次，有网友在网上购买了广州喜洋时代影城（洛溪店）18时45分的《我就是我》的票，赶到电影院时被通知，电影取消了，改成《后会无期》，那位网友表示“争辩无效”。而范立欣自己也在微博上发现过类似“偷票房”情况，他也很无奈，因为选择的发行方是光线传媒，“按理说光线传媒还是很强势，我说不清，对此只有被落井下石之感，没有很惨，只有更惨。”
“趟浑水”是“各取所需”
记者又问他，“接手时担心过吗，选秀本身就毁誉参半，不怕这是个烫手的山芋？”而范立欣的好友也劝他，“何必趟这浑水，毁了自己的名声。”
“我很担心，而且前面担心的问题现在都出现了。大众永远是没有理性的，他们不会细分地看问题，好多的偏见都是致命的，很多人说我以前拍农民工现在不拍了，叫作 拍穷人发的家，现在有了一个华丽的转身 ，我很厌恶这种说法，觉得很幼稚。我关注90后，其实很多90后的孩子也是农民工的孩子，这些来唱歌的孩子有些家庭也很困难，你不能说他后来成了明星，身上就有了原罪。”
范立欣觉得还好最大的担心没有发生，“就是片子拍得很烂”。而对于“趟浑水”他直截了当地说，“各取所需”，“纪录片只要能上院线，上一个是一个”。
但格瓦拉上9.1的评分让人不免联想，有多少是由不是粉丝的观众打出来的。事实上，除了粉丝，很多人正因为“快男纪录片”的宣传而放弃了观看，但又因为范立欣的一篇自述，把他们拽回到影院。在文章中，范立欣强调了《我就是我》不仅仅是一部粉丝电影，而是一个关于“青春”、“实现梦想”的故事。而他认为片子的核心价值就是“年轻人不断去挑战比赛甚至生活的规则”，“当这些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遇到不同的苦难和挑战的时候，能看到在这种压力下所折射出来的价值体系。”
对于范立欣谈到的这些价值体系，他认为是有隐喻在片子里的，只有“上了年纪的人能够看到”，选秀舞台则暗喻社会舞台，“今天的中国非常残酷，会让你碰到很多两难的境地，就像小白面临的抉择，这种压力让我们每个人在做决定的时候采取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是反抗还是妥协？” 他认为还有很多不必要的残酷，“华晨宇的父亲从来没有表扬过华晨宇，我就在想，怎么会有这样爱孩子的父亲，这种爱特别的扭曲。”
早报记者采访了看过此片的一位姓陆的70后纪录片爱好者，据他称，大光明影院上午场的百人小厅里坐了有20多个人，以“快男”粉丝为主，零星有妈妈带孩子来看的。“我给一颗星，因为千万投资难道拍的就是这些？”陆先生说，“台湾以前有一个选秀节目叫《超级星光大道》，他们当时也拍了关于那届选手的纪录片。我也知道这种纪录片很难拍，因为素材量比较大。但那么些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当时片子里的主人公背景、生活状态、参赛想法。”陆先生认为，所有纪录片主人公的想法应该都是和主人公的背景有关。“但《我就是我》没有更多地体现人物，而只围绕着选秀事件在说，对于没看过 快男 选秀的我们来说，吃过晚饭就已经忘了。”
早报记者把陆先生的反应回馈给了范立欣，范立欣想了一会，说，“前面是有些散，人物有点多，抓不到重点。人物完成度不够高。因为 小十三 里主要讲3个，但其他的人还得有，这3个人都要有对手戏，这个过程本身没有矛盾冲突，其实也是最大的硬伤。”范立欣不否认这样的一种“都照顾到的安排”是“对于市场的妥协”，他进而说出了他认为的受众人群，“因为我们讲的是选秀的回忆，市场会为这个事情而埋单，而所有看过选秀的观众都是潜在的观众”。
过了一会儿，他又纠正道，“这不是一个选秀的回顾节目，而是一个纪录片。我承认这是我对市场的妥协，或者叫 示好 ，也是希望换取一个票房成绩，之后打开一扇门，让更多的纪录电影走进影院。”
一位业内人士在看过《我就是我》之后对记者说，“存在即合理，不管拍的是吃的，还是唱的，至少他面对的是一部分观众，而那部分观众需要这样的电影，范立欣至少还在拍纪录片，为纪录片进院线四处奔走，这个就值得支持和称赞。”
向商业“示好” 并非长久之计
多年前，范立欣和纪录片导演周浩从阿姆斯特丹回国，飞机上，他对周浩说，他不愿意回国，因为不想被裹挟在里边，早报记者问范立欣，为什么还是选择回来了？“纪录片应该记录当下，这些故事应该被记录并传播出去，虽然我做事说话都很西化，但改变不了的血液里的本质，虽然现在中国社会泛娱乐化，我并不喜欢这里的氛围，但不管好的坏的，都该被记录。”
3年间，范立欣说“自己老了许多”、“也越来越不健康”，说“自己每天都会有持续的恐惧”，“我生活得太密了，我没有时间思考。” 他说，“这3年你应该看得到我的一步一步，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我觉得我简单的初心没有丢。”范立欣的声音有些疲倦，他说，“其实不是我的运气有多好，而是简单的愿望力量会很大。”
“快男”选手耿琦被淘汰之后，范立欣跟他去湘江玩儿，湘江边每个周六的晚上都会免费放30分钟的烟花，耿琦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不是那花，我是那声音，你可能都看不见它的五光十色，它的美丽，你听到的只是一个声音，但那个也是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耿琦的话让范立欣很感动，那更像是范立欣的一段内心写照。
在比赛现场，华晨宇唱了张国荣的《我》，范立欣把歌词中的一句做了片名。和很多纪录片导演不一样，范立欣知道该如何向商业“示好”，虽然这种“示好”的目的性遭到怀疑，这一次，他也了解了市场，但他更明白了“纪录片的底线和市场的底线并不能扯到一起”。如果想走得更远，“示好”也许不是长久之计，电影本身好才更有说服力。
就在记者采访快结束时，范立欣得知《我就是我》入围第39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成功获得最高奖“人民选择奖”和“人民选择纪录片奖”两项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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