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贴近生活的纪录片才有观众-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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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被看作国家的名片、国家形象的代言，在文化引领和主流价值观传达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带来的轰动效应和积极正面的社会影响，至今成为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的佳话。然而，一段时期以来，受市场的牵制和创作风气的影响，中国的纪录片过于集中在自然风光、历史考古、人文遗产、动植物等内容上，致使作品停留在“物化”层面，缺少“人情”，难以形成自己的话语方式。前不久《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不仅使中国的纪录片着实火了一把，为其聚集了不少人气，而且也引发了人们对纪录片创作理念、美学原则、表达方式的重新思考。纪录片的美学原则是什么，如何看待纪录片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中西纪录片的差距在哪里，中国纪录片怎样才能实现国际化等，带着这些热点问题，本报记者对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高峰进行了专访。

　　真实是纪录片的美学原则和基础

　　记者：多年来，你一直专注于纪录片的策划、制作、推广，对纪录片充满感情，对其表现形式、叙述话语等也有自己的思考。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片子才称得上真正的纪录片？

　　高峰：拿纪录片和故事片比较来谈。虽然两者之间存在虚构与非虚构的差别，但是真正的纪录片和故事片之间是有相似地方的，它们都是以刻画形象、性格为前提的。这个“形象”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物体、动物，纪录片不能从理念出发进行创作。纪录片和专题片不同，前者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前提的，而后者是以表达一种理论、思想为前提的。很多纪录片总是以文化专题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在我看来，欣赏纪录片，还是应该更多地了解人物故事，通过人物故事表现人物性格，从而发现生活背后的本质。

　　记者：现在纪录片的创作理念和形式也是多元呈现，那么，你认为纪录片遵循的美学原则或者基础应该是什么？

　　高峰：真实是纪录片的美学原则和基础。这里所指的“真实”，主要是指能概括事物的本质特征，能够透过生活的表象去发现、窥探隐藏其后的本质。创作者的介入如果能对本质特征加以概括，而且使其更为全面，当然会更有利于真实的实现。此外，纪录片还需要使用包括解说在内的不同途径去完善这种美学基础。比如，我们在马路、路口随处可见各种交通探头，它们记录下的交通是最真实的，但是这不能叫“纪录片”；然而，通过创作者剪辑、添加音乐、解说后，它就具备了纪录片的要求。真实或不真实不是纪录片与故事片的根本区别，不能从表象上加以界定。一部好的故事片、艺术片如果能揭示生活的本质，也是真实的。

　　纪录片的首要功能是社会认知

　　记者：近些年，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成就显著，尤其是随着央视纪录频道及各地纪录频道的相继开播，纪录片制作、播出的数量逐渐增多，但纪录片创作质量、艺术水准、制作理念却参差不齐。你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纪录片的现状？你认为存在哪些问题？

　　高峰：目前纪录片的播出环境较之以往得到了改善，纪录片市场更大了。但是，纪录片好坏的标准在于作品和创作。虽然现在从事纪录片的人很多，但是纪录片的创作意识、作品感觉越来越少，能撞击人的心灵、让人思考的作品不多。相反，文化专题类节目充斥荧屏，偏重于对理念、观念的表达，缺乏好的故事和人物形象。这一定程度上跟社会发展、生活态度的变化有关。大家更多的是希望能占据市场，而这个市场需要更多的概念，不一定需要有多深刻的形象、思想。如“这棵树很挺拔”就是一个概念，创作者只要围绕这个概念去完成“作文”即可，不需要去关注概念之外的东西。

　　记者：在当前各大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中，我们发现大多集中在人文地理、历史考古、自然风光等题材上，惟独缺少对日常生活、普通百姓生活的关注和记录，对此你是如何看的？

　　高峰：这可能是创作者对生活的逃避。纪录片有各种功能，首要功能是社会认知，即通过观看纪录片认识社会，此外，还有艺术欣赏和文化传承功能。现在的纪录片大都将视角放在了艺术欣赏和文化传承上，而恰恰忽视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认知功能。我认为，各个功能并行发展是纪录片的常态。当然，我也在思考，是不是现在过于市场化、娱乐化的倾向使电视不需要让人们去关注某一个个体的生活状态，所以，大家自然放弃了对这一领域题材、故事的关注。所以，我认为，在纪录片的美学欣赏价值上，需要加强引导，不能让创作者和观众变得冷漠，不能在现实与内心世界之间隔起一道墙。

　　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十年、二十年之前，当时关注个体生存状态的纪录片特别多，比如上世纪90年代，北京和上海就有两批拍摄这种作品的人。上海纪录片编辑室推出的《半个世纪的乡恋》《德兴坊》《大动迁》《毛毛告状》等，央视推出的《最后的山神》《神鹿啊，我们的神鹿》等，尤其是当时央视知名栏目《生活空间》，社会影响都比较大。但是现在这样的作品很少了。纪录片的发展既需要各种功能的平衡，更需要注入思想的动力。

　　记者：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否与一些纪录片从业者的创作态度有关系，比如过于急功近利、围着市场转？

　　高峰：确实是这样的，一些创作者比较浮躁，为了生存过于依赖市场的需求。这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是否需要给这类节目以一定的市场，我们的电视频道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空间，为纪录片创作提供了一个与观众对话的平台。其实，近段时间央视新闻频道的改革就在新闻播出的样式上吸收了纪录片的养分，如《新闻联播》“走基层·蹲点日记”中《杨立学讨薪记》《邵全杰买票回家记》《北京儿童医院蹲点日记》等，都是通过人物形象、故事演绎来展示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很多都是纪录片形态的记录，社会反响很大。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老百姓是需要这样的作品的，而我们的电视新闻正好提供了这样的阵地。相反，如果缺少阵地，缺少引导，失去播出平台，就会将事情推向反面，一些创作者或许会通过地下纪录片或海外基金扶植的方式拍摄纪录片，这是比较麻烦和盲目的。

　　贴近生活的纪录片才有观众

　　记者：《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以及带来的后续效应，使纪录片一时成为大众讨论、关注的话题，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纪录片在创作观念、影像表达、观众接受上实现了新的突破？它为我们留下哪些思考？

　　高峰：《舌尖上的中国》在纪录片拍摄上填补了一个空白。以往我们拍的仅仅是餐饮介绍的专题片，做得没有这样精良，该片将人物、故事、地方特色和文化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极见导演功力的，其成功离不开导演陈晓卿的努力。陈晓卿的《龙脊》《孤岛纪事》《远在北京的家》等都富有生活气息，为了拍摄《龙脊》，他们在广西的农村住了好长时间，而且为了让老百姓不陌生，他们与老百姓同吃同住，还拿着没有磁带的设备满村乱转，目的就是让村里老百姓都适应这种生活，见到摄像机就像看到自己手上的镰刀一样不再畏惧。陈晓卿把对生活的理解和体验同样带到了《舌尖上的中国》里。他本身就是美食家，熟悉饮食文化，纪录片的成功是其生活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是生活拉近了纪录片与观众的距离。同时，《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也说明大家对纪录片还是很适应并喜欢看的，关键是我们是否能贴近生活、贴近老百姓。

　　记者：2011年共有来自世界各地超过300部纪录电影在纽约的院线上映，票房前三名的是《非洲大猫》《生来狂野》《哈勃望远镜3D》，票房均超过1000万美元。而在同一年，纪录电影的票房在中国130亿电影总票房里仅占3000万元，其中超过2700万还是由法国纪录片《海洋》获得。如何看待中国纪录片在市场面前遭遇的困境？建设纪录片电影院线是否能改变这一现状。

　　高峰：纪录片、纪录电影是有人看的。中央新影在1998年推出的文献纪录电影《周恩来外交风云》票房3700万，与当时的电影《甲方乙方》票房相同。这说明，在电影院放纪录片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不仅是纪录片，就是艺术片都难以进入电影院线。电视台提供了纪录频道，而且事实证明，这一频道已经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广告的收入已经远远大于对这个频道的投入，在经济效益上是赢利的。反观电影市场，如果像纪录频道那样有自己播放的专门影院，记录电影市场一定是存在的。

　　我认为，纪录片、纪录电影应该有专门的放映场所。纪录片成本低，票价就可以低，这是很多影院不愿放纪录片的原因。如此一来，纪录片就不能放在一个高档的环境中进行放映。所以，纪录片一定要有自己专门的影院，而且一定是低成本且有品位的影院。我现在正在关注二三线城市的一些老厂房，想建设几个纪录片电影院线。这个电影院线一定是另类的、独辟蹊径的，与当下追求商业大片效应的电影院线不同。至于观众，我不担心，如果大家把走进纪录片影院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受众群自然会形成。

　　为纪录片注入思想和内涵

　　记者：同样是2011年，中国自制纪录片总时长近8000个小时，但能够在海外产生影响力、顺利“走出去”的纪录片屈指可数，而目前，海外销售最成功的中国纪录片仍然是历史人文类。你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在纪录片的拍摄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哪些差距？

　　高峰：中国的语言方式和西方的语言方式，特别是英语的语言方式，存在语境的差异。汉语是一个高语境的语言方式，它擅长于概括某一件事情，让人借助语言联想很多事情；英语是一种低语境的语言方式，它的词汇量很大，对每一个细节的处理以及每一个单词对应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求准确。这样便形成了两种不同纪录片的创作思维。国外偏于具体，我们偏于概念性的表达。但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纪录片在不断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

　　电影、纪录片本身就是舶来品，我们的纪录片也有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记得1983年我刚进入中央电视台时，我们观摩了一部中英合拍的、反映当时中国人生活状态的纪录片《龙之心》，给我的冲击很大。其中一集叫《调解员》，讲述南京婚姻调解员怎么为一对要离婚的夫妻进行调解的故事。拍摄者提前把机器支在不同的角度，全程地记录下整个调解过程，片子出来没有任何概念化的东西，非常鲜活、生动。之后，我们同日本合作《望长城》的时候，发现他们从不刻意去摆拍，纪实风格特别明显，这又对我们的观念带来了冲击，一下子影响了那时纪录片的拍摄理念。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从英国购买了《失落的文明》，里面竟然出现了情景再现的镜头，演员无声表演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生活，这又颠覆了我们对纪录片的认识。其实，纪录片的拍摄方式应该是多样的，这又回到了我刚才提的纪录片的美学原则——真实。只要有利于真实，都可以去尝试。我不赞成过多使用摆拍的方式，应该给观众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记者：你曾提出中国纪录片需要国际化，那么，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怎么才能使中国纪录片更好地成为“国家名片”、“国家形象的代言”？

　　高峰：对于一个国家文化的表达，纪录片无疑是最好的方式。由于纪录片的美学原则是真实的，它所反映的事物就必然应当是真实的、准确的，这很容易为不同国家的观众接受。比如，很多时候国外对中国的认识，往往是通过某个电影里我们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这个形象不一定代表现代社会的状态，也可能是古代的。但是纪录片不会这样，它能明确告诉你纪录内容的时间、地点。这样的纪录片推广到国外就是国家形象的代言。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想让中国纪录片更加国际化，就需要我们在创作态度、表达方式上有所改变，如减少浮躁，创作态度更踏实一些，不要惟收视率；摆脱传统纪录片用大量数据、摆拍或者专家解说填充内容的方式，应真诚地面对生活讲故事；不要过多纠结于外在形式的东西，而是要增加心灵的呵护和关怀，努力为纪录片注入思想和内涵。(徐健)

责任编辑：袁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