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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有的到海南去挣钱,有的当了官,我这方面比较落后,还固守着对文化的想象。”

  思想的启蒙

  《热道》:您是1982年上的大学,那时候的大学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张同道:80年代初上大学的人还很少。那个时代好像经过了漫长的雨季,清新的阳光照在林间的小路上,走在上面,人的心都是雀跃的。第一次走进大学的校园,第一次看到有那么多书的图书馆,难以形容当时如饥似渴想要读书的心情。我记得李泽厚的书刚出来的时候,我凌晨三点就到书店去买书,前面已经排了好多人,我们在早春的寒风里等了五个小时,等到八点书店开门我们才买到书。

  这种现象是由80年代整体的氛围所决定的。渴望知识,尊重人的价值,思想自由,当时大家讨论的问题比现在要深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文化退化的时代。

  《热道》: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浪漫理想的年代,大学期间,哪些阅读对您以后的人生历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同道:上大学的时候,有两次阅读经验从思想上给了我极大的震撼。第一次是读到北岛的诗,八十年代否定了我们的童年社会,过去我们的文化一片荒芜,现在大家都以挑战者的姿态怀疑过去,仿佛成为北岛笔下的文化英雄,因为过去我们实在被灌输了太多的谎言。第二次是在一个黄昏,我在教学楼里读到了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我几乎战栗地一口气读到了天亮。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人把人类的事情讲得如此明白,它像一道闪电打开了我思想的缺口。

  在文学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泰戈尔。第一次接触泰戈尔是我的朋友从北京给我带的一本小册子《吉檀迦利》,我过去从未接触过那么美的文字和感情。我们小的时候接受的教育是粗暴的,甚至是野蛮的,带有仇恨性的。我们学习到的文字也是急风暴雨般的文字。而泰戈尔则是用温柔的语言、深沉的感情在讲述一个人,一个故事。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朗读他的作品。那个时候很穷,但市面上出的每一个版本的泰戈尔的书我都买,到现在还能背诵他许多优美的诗句。

  川大岁月

  《热道》:1986年您来到四川大学攻读研究生,这期间的学习兴趣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张同道:选择到成都读书,是因为想要寻找一种苏东坡式的文化,一种闲散的,超越的文化。80年代初,大家主要是受到西方各种理论的熏陶,到了80年代中期,我们又开始重新读中国的古书。

  我那时喜欢读《世说新语》,仰慕魏晋文人的洒脱和飘逸。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大将军钟惠打仗很厉害,但是没文化,被世人所不齿,于是他潜心研究,写了一本书出来。光写出来还不行,还要得到文人集团的认可,他想找嵇康看看,但是又不敢贸然将书给嵇康,只能半夜把书扔到嵇康的院子里,希望嵇康能捡起来看到。当然最后嵇康也没有看。一个大元帅级的人物因为没有文化而自卑,这正好切合了八十年代的时代主题——文化至胜。所以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川大的日子是特别让我怀念的,我跟着我的导师学习诗歌,兴趣也由浪漫主义的雪莱、拜伦转向到现代派诗歌的波德莱尔、艾伦坡等人。当时成都有许多诗人,我和我的同学一起拜访过流沙河、欧阳江河等诗人。

  《热道》:在成都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中,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张同道:川大旁边有一个望江楼公园,沿河而建,非常美。这个公园我至少去过两百次。我的很多诗歌和文章都是在那里写的。那时我很喜欢美术,自己也画素描,望江楼里面还有一个小花园,有一天我和朋友看到花园里的菊花开得实在太漂亮,但是花园的门没开,我们就翻墙进去,对着菊花画素描。后来管理员来了,一开门看见,居然有两个人在里面,知道我们是画素描的,不仅没有责备我们,还送了我们每人一盆菊花。80年代就是这样,人与人之间没有猜忌。

  成都留给我太多美好的回忆,现在我还常常到成都住一小段,对于我来说,每一次不是“去”成都,而是“回”成都。成都是住不够的地方。

  从文学到纪录片

  《热道》:大学毕业后,您的关注点似乎发生了变化,那时候人人下海,很多文艺青年都变成了商人,您却开始关注民间艺术,为什么?

  张同道:大学毕业后,我的人生轨迹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移,依旧在文艺的圈子里打转。我喜欢美术,就常跟着中央美院的采风团下去采风,后来认识了画家靳之林先生。靳先生是一位朴实的大师,他在延安生活了十三年,他的作品描绘的都是最普通的陕北农民。这个老爷子做学问是用两条腿。他在延安工作的时候,走村串乡,发掘了很多农民老太太,这些老太太会剪纸,他就带着她们去了法国、美国。其中有两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美术大师。他把民间艺术挖掘了出来,带给我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有一年春节我是在陕北的窑洞里度过的,我看着那些老太太几乎一个字都不认识,但是剪刀剪出来的,是黄帝、蚩尤、抓髻娃娃。这些文化比我们在书本上学到的《论语》,《诗经》还要古老的多。我们接受了西方的智慧,中国的智慧,都是通过纸制媒介来完成的。可还有一个世界是你根本不了解的,它没有文字,完全是通过民间的一些简单形式来表达深厚的文化内涵。这个对我震动非常大。

  《热道》:是什么原因让您后来又涉足到电影和纪录片创作的领域?

  张同道:最初有拍电影的想法是为了把这些老太太记录下来。这个时候我发现了文字的苍白,你纵然有鲁迅的才华,也很难把这些人完整地记录下来,可是电影就不一样了,电影拍的东西有你最关注的,还有背景中你压根就没看见的,它也会在镜头里呈现。尤其从声音、图像这样一个双重的角度去记录人,非电影莫属。

  最早我没想过一辈子做电影,这个事情完成了,继续去做我的文学,可是这一走就再也回不了头,就一直走了下来。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我一直在做现代派的文学艺术,从先锋到民间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为什么转过来,是因为我后来发现,中国号称一个诗歌的国度,可是中国有几个人在读新诗?从当时来看,十几亿人,首先八亿农民基本不看,剩下的城市人口中,老人、小孩基本不看,占多数的工人不看,小商小贩也不看。

  当一种艺术形式和这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关系的时候,这种艺术是很危险的。它就是在一个小圈子里,几个人之间相互取暖的方式而已。我渐渐地对现代诗的前途非常的悲观。不希望再把一生的精力放在上面。

  加宽生命的河床

  《热道》:80年代的文化启蒙对您拍摄记录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同道:经历过80年代的浪漫理想,到了90年代,很多人都放弃了怀抱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的朋友有的到海南去挣钱,有的当了官,我这方面比较落后,还固守着对文化的想象。每个人有自己的路,我喜欢拍记录片,它能让我沉下来,教会我阅读泥土,尊重每一个人。那种泥土中来的学问比纸上的学问要大得多,厚得多。于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人生的目标:花十年的时间阅读泥土。我已经花了十几年去读书,现在我要花等量的时间去阅读泥土。

  《热道》:拍摄纪录片,似乎是在实现您早年求学经历中萌生的某种理想的变体?

  张同道:读一座山,一个村庄,一条道路,最好的方式就是拍记录片。拍记录片不仅仅是我的职业,而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通过拍记录片把遥远的一片地方、一些人化成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和我的生命发生了交集,我拍过的人都成为了我的亲人。所以汶川一地震,我非常着急地往那里打电话,因为我拍过那个地方的一个寨子,那里面有四姐妹,直到后来打通电话我才放下心来。

  通过这样的工作,自己的生命会和一个遥远的生命发生联络。而你拍过的地方就会成为你生命河床的一部分,我拍过少数民族,拍过老人,拍过孩子,这些拍摄都是阅读泥土的一种方式,你把自己生命的河床不断的加宽加厚,不再是根据读了一本书或者会写点字,依据某一个自以为是的标准去衡量他人。

来源:热道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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