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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有的到海南去挣钱，有的当了官，我这方面比较落后，还固守着对文化的想象。”
思想的启蒙
《热道》：您是1982年上的大学，那时候的大学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张同道：80年代初上大学的人还很少。那个时代好像经过了漫长的雨季，清新的阳光照在林间的小路上，走在上面，人的心都是雀跃的。第一次走进大学的校园，第一次看到有那么多书的图书馆，难以形容当时如饥似渴想要读书的心情。我记得李泽厚的书刚出来的时候，我凌晨三点就到书店去买书，前面已经排了好多人，我们在早春的寒风里等了五个小时，等到八点书店开门我们才买到书。
这种现象是由80年代整体的氛围所决定的。渴望知识，尊重人的价值，思想自由，当时大家讨论的问题比现在要深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文化退化的时代。
《热道》：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浪漫理想的年代，大学期间，哪些阅读对您以后的人生历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同道：上大学的时候，有两次阅读经验从思想上给了我极大的震撼。第一次是读到北岛的诗，八十年代否定了我们的童年社会，过去我们的文化一片荒芜，现在大家都以挑战者的姿态怀疑过去，仿佛成为北岛笔下的文化英雄，因为过去我们实在被灌输了太多的谎言。第二次是在一个黄昏，我在教学楼里读到了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我几乎战栗地一口气读到了天亮。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人把人类的事情讲得如此明白，它像一道闪电打开了我思想的缺口。
在文学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泰戈尔。第一次接触泰戈尔是我的朋友从北京给我带的一本小册子《吉檀迦利》，我过去从未接触过那么美的文字和感情。我们小的时候接受的教育是粗暴的，甚至是野蛮的，带有仇恨性的。我们学习到的文字也是急风暴雨般的文字。而泰戈尔则是用温柔的语言、深沉的感情在讲述一个人，一个故事。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朗读他的作品。那个时候很穷，但市面上出的每一个版本的泰戈尔的书我都买，到现在还能背诵他许多优美的诗句。
川大岁月
《热道》：1986年您来到四川大学攻读研究生，这期间的学习兴趣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张同道：选择到成都读书，是因为想要寻找一种苏东坡式的文化，一种闲散的，超越的文化。80年代初，大家主要是受到西方各种理论的熏陶，到了80年代中期，我们又开始重新读中国的古书。
我那时喜欢读《世说新语》，仰慕魏晋文人的洒脱和飘逸。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大将军钟惠打仗很厉害，但是没文化，被世人所不齿，于是他潜心研究，写了一本书出来。光写出来还不行，还要得到文人集团的认可，他想找嵇康看看，但是又不敢贸然将书给嵇康，只能半夜把书扔到嵇康的院子里，希望嵇康能捡起来看到。当然最后嵇康也没有看。一个大元帅级的人物因为没有文化而自卑，这正好切合了八十年代的时代主题——文化至胜。所以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川大的日子是特别让我怀念的，我跟着我的导师学习诗歌，兴趣也由浪漫主义的雪莱、拜伦转向到现代派诗歌的波德莱尔、艾伦坡等人。当时成都有许多诗人，我和我的同学一起拜访过流沙河、欧阳江河等诗人。
《热道》：在成都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中，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张同道：川大旁边有一个望江楼公园，沿河而建，非常美。这个公园我至少去过两百次。我的很多诗歌和文章都是在那里写的。那时我很喜欢美术，自己也画素描，望江楼里面还有一个小花园，有一天我和朋友看到花园里的菊花开得实在太漂亮，但是花园的门没开，我们就翻墙进去，对着菊花画素描。后来管理员来了，一开门看见，居然有两个人在里面，知道我们是画素描的，不仅没有责备我们，还送了我们每人一盆菊花。80年代就是这样，人与人之间没有猜忌。
成都留给我太多美好的回忆，现在我还常常到成都住一小段，对于我来说，每一次不是“去”成都，而是“回”成都。成都是住不够的地方。
从文学到纪录片
《热道》：大学毕业后，您的关注点似乎发生了变化，那时候人人下海，很多文艺青年都变成了商人，您却开始关注民间艺术，为什么？
张同道：大学毕业后，我的人生轨迹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移，依旧在文艺的圈子里打转。我喜欢美术，就常跟着中央美院的采风团下去采风，后来认识了画家靳之林先生。靳先生是一位朴实的大师，他在延安生活了十三年，他的作品描绘的都是最普通的陕北农民。这个老爷子做学问是用两条腿。他在延安工作的时候，走村串乡，发掘了很多农民老太太，这些老太太会剪纸，他就带着她们去了法国、美国。其中有两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美术大师。他把民间艺术挖掘了出来，带给我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有一年春节我是在陕北的窑洞里度过的，我看着那些老太太几乎一个字都不认识，但是剪刀剪出来的，是黄帝、蚩尤、抓髻娃娃。这些文化比我们在书本上学到的《论语》，《诗经》还要古老的多。我们接受了西方的智慧，中国的智慧，都是通过纸制媒介来完成的。可还有一个世界是你根本不了解的，它没有文字，完全是通过民间的一些简单形式来表达深厚的文化内涵。这个对我震动非常大。
《热道》：是什么原因让您后来又涉足到电影和纪录片创作的领域？
张同道：最初有拍电影的想法是为了把这些老太太记录下来。这个时候我发现了文字的苍白，你纵然有鲁迅的才华，也很难把这些人完整地记录下来，可是电影就不一样了，电影拍的东西有你最关注的，还有背景中你压根就没看见的，它也会在镜头里呈现。尤其从声音、图像这样一个双重的角度去记录人，非电影莫属。
最早我没想过一辈子做电影，这个事情完成了，继续去做我的文学，可是这一走就再也回不了头，就一直走了下来。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我一直在做现代派的文学艺术，从先锋到民间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为什么转过来，是因为我后来发现，中国号称一个诗歌的国度，可是中国有几个人在读新诗？从当时来看，十几亿人，首先八亿农民基本不看，剩下的城市人口中，老人、小孩基本不看，占多数的工人不看，小商小贩也不看。
当一种艺术形式和这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关系的时候，这种艺术是很危险的。它就是在一个小圈子里，几个人之间相互取暖的方式而已。我渐渐地对现代诗的前途非常的悲观。不希望再把一生的精力放在上面。
加宽生命的河床
《热道》：80年代的文化启蒙对您拍摄记录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同道：经历过80年代的浪漫理想，到了90年代，很多人都放弃了怀抱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的朋友有的到海南去挣钱，有的当了官，我这方面比较落后，还固守着对文化的想象。每个人有自己的路，我喜欢拍记录片，它能让我沉下来，教会我阅读泥土，尊重每一个人。那种泥土中来的学问比纸上的学问要大得多，厚得多。于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人生的目标：花十年的时间阅读泥土。我已经花了十几年去读书，现在我要花等量的时间去阅读泥土。
《热道》：拍摄纪录片，似乎是在实现您早年求学经历中萌生的某种理想的变体？
张同道：读一座山，一个村庄，一条道路，最好的方式就是拍记录片。拍记录片不仅仅是我的职业，而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通过拍记录片把遥远的一片地方、一些人化成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和我的生命发生了交集，我拍过的人都成为了我的亲人。所以汶川一地震，我非常着急地往那里打电话，因为我拍过那个地方的一个寨子，那里面有四姐妹，直到后来打通电话我才放下心来。
通过这样的工作，自己的生命会和一个遥远的生命发生联络。而你拍过的地方就会成为你生命河床的一部分，我拍过少数民族，拍过老人，拍过孩子，这些拍摄都是阅读泥土的一种方式，你把自己生命的河床不断的加宽加厚，不再是根据读了一本书或者会写点字，依据某一个自以为是的标准去衡量他人。
来源：热道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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