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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意外,就是非常规状态,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发生了。《我们的留学生活》热透北京、成为公众谈论话题多少有些意外,因为这是一部纪录片,而纪录片在当今大众文化语境里并不热闹,它常常静卧于文化边缘地带。因此,这部纪录片所导引的社会效应与收视现象比作品本身更值得探讨。

  其实,纪录片火暴并不意外。把目光推到上一个世纪,每逢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际,也正是纪录片发展之时,纪录片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文化。从苏联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派、英国格里尔逊的“我视电影为讲坛”理论、美国劳伦茨的社会问题片到荷兰飞人伊文思“参与当前的重大事件”的系列作品,纪录片介入社会,深入矛盾,成为时代见证。60年代以后,电影纪录片的新闻功能被电视取代,电视纪录片趋于发达,小人物进入公众视野。90年代,《生活空间》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为创作策略,辟出中国纪录片新路——这在当时也曾是社会关注的话题。

  然而,近年来中国纪录片渐渐失去观众。纪录片编导以风雅自命,指责大众没有文化品位,大众的审美意识追随泰坦尼克号沉没大海,剩余的只有小燕子的吵吵闹闹、装疯卖傻,大众早已腐败的胃口仅仅适宜于吞噬文化垃圾。观众则埋怨当今纪录片晦涩、枯燥、沉闷,故作高深。

  《我们的留学生活》为纪录片和观众提供一次化干戈为玉帛的机会,热烈拥抱。这意外中的不意外给纪录片制作者留下一些启示:不要感叹观众抛弃纪录片,是纪录片背弃观众。纪录片应该直面生活。

  摄象机眼睛聚焦哪里?这是纪录片制作者最关心的问题。老少边穷题材一度泛滥荧屏,似乎这才是文化品位。其实,很多作品难以排除猎奇与投机的嫌疑。城市题材少,社会矛盾题材少,关注个体心灵情感的更少。转型期的中国有太多问题值得关注:人口迁徙、制度变革、上岗下岗、情感困惑、观念更替以及这些问题背后的心态等等,记录这些问题的作品都可能为社会所关注。总之,纪录片制作者应直面生活,介入矛盾与冲突,介入情感与心灵。

  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生命与品格,敏感、耐心、观察与对人的尊重是纪录片制作者的基本素质,非虚构、非剧情是纪录片与故事片的区别。但是,危机来自根部,纪录片的真实性受到质疑:人们看到影视语言造假的技术节节递增,纪录片能坚守忠贞吗?在国际纪录片界,真实性的困惑令学者和制作者同样兴奋,90年代德国作品《大象的陷落》与其说是纪录片,不如说是对纪录片的反思。中国纪录片所面临的真实性困惑却不是本性问题,而是传统读解中的真实性问题:它真实吗?判断的标准是生活常态。目前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依然是宣传色彩馥郁,人性价值贫弱,尤其好人好事模式的作品泛滥,假话连篇,矫揉造作,不少记录英雄或模范的纪录片不仅损坏纪录片的信誉,也毁坏人物本身——假如这英雄或模范是真的。

  纪录片故事化似乎也是一种趋势。纪录片是沟通人与人的情感与思想的,如果过于专业化、学术化,普通观众被拒之门外,很难达到交流的目的。因此,纪录片也要倡导观赏性,要好看。北京有线电视台的《费杰日记》是一部制作略嫌粗糙却颇具观赏性的作品,编导把人物放在一个故事中讲述,人物就易于展示性格特征,观赏性也比较强。当然,纪录片的故事不能是编导出来,而是记录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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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Id 1 1 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生命与品格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