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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争引发了纪录片美学的变革。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的纪录片工作者拿起摄影机走上战场，用镜头见证了一场不公平的战争，纪录电影也在这场战争中获得新的美学品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风起云涌，反主流文化、个性解放成为这一时期最响亮的词汇。新好莱坞以《邦尼和克莱德》等影片塑造了反英雄的英雄形象，对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传统道德提出挑战。而发源于1960年的直接电影逐渐形成一股强劲的潮流，晃动的镜头，同步录音、无解说、无观点的美学特征引导新的时尚。
然而，越南战争的爆发对直接电影隐瞒观点的方式提出挑战。一些具有左翼倾向的纪录片工作者决定以电影为武器，抗议这场侵略战争。他们放弃30年代纪录电影画面加解说的传统模式，采用真理电影方法，通过采访与历史资料的并置探寻真相，用摄影机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干预，这些电影被电影史家称为行动电影。
《远离越南》的第二个段落，叫“哭泣的约翰逊”，导演别出心裁地通过越南地方戏表达对战争的态度。两个演员画着京剧丑角似的脸谱，扮演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这个段落让越南人在媒体上正面表达自己对战争的看法，突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控制舆论、丑化越南共产党的新闻封锁，为越南人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窗口。
1966年，68岁的荷兰纪录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秘密前往越南拍摄，回到巴黎之后他将在越南的经历告诉了纪录片导演克里斯•马尔凯。马尔凯当年就倡议新浪潮导演阿涅斯•瓦尔达、让-吕克•戈达尔和阿仑•雷乃等共同来拍摄一部抗议越战的电影，于是就有了《远离越南》。它在政治上明确反对美国侵略，艺术上汇聚了画面加解说的传统模式、真理电影方法与新浪潮的美学特征，具有明显的杂糅风格。
荷兰导演伊文思采用真理电影的方法拍摄，以同期声和移动摄影记录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画面，警报声响，大家准备随时进入地道，有人和乘机看报，越南百姓对美国飞机的轰炸习以为常。而一段带有轰炸声的黑场之后，画面失去声音，两个小女孩无辜地打量着这个她们无法理解的世界。
《远离越南》的结尾“走向人群”的表演段落阐述了深刻的哲学寓意：人类似乎永远存在于对立斗争的激荡中。影片告诉观众：“战争就在我们周围，越南是为了我们而战”！1967年《远离越南》公映，伊文斯与新浪潮导演用电影表达对越南战争的看法，勇敢地通过摄影机干预正在进行的历史事件。
此时，越战还在升级，美国国内支持战争的势力依然强大，身在越南的美国大兵还在按照英雄的形象看待自己。但清醒的美国导演埃米尔•安东尼奥1968年拍摄了电影《猪年》，大胆预言美国必败。影片以一组照片开始，把美国内战时牺牲的士兵与头盔上写着“做战而不是做爱” 的越战士兵进行对位处理，表达了导演安东尼奥的观点：在越战中，美国处于不道德的立场。谈到片名《猪年》的用意，安东尼奥说：谁要殖民越南谁就是猪，过去是法国人，而现在是美国大兵。
这就是《猪年》的导演安东尼奥，他放弃解说，用历史资料与人物访谈编织影片，这一美学特征源于安东尼奥早年组织的“新美国电影小组”，他们倡导通过影片内在结构和对资料的巧妙剪辑表达主题。在安东尼奥第一部作品《议事程序问题》中，这种特征已经显现出来。虽然只是编辑麦卡锡的听证会影像，但安东尼奥对麦卡锡集团的态度通过其他人的发言表达得十分明显：我已经观察了特纳•伯瑞德利的脸，一点点，看上去是愉快的，你认为呢？我想说特纳……我知道特纳在自己的住所里休息了一会，精神恢复过来，依我判断，我不知道特纳伯瑞德利看着我还是他，他也有可能在看着士兵。
安东尼奥在《猪年》中选择保罗•马斯教授作为代言人。
保罗•马斯：如果你想理解胡志明所说的有关将拇指放在土地上的意思，你必须要知道一句简单的中国谚语：拇指大小的粮食比拇指大小的金子更宝贵。
胡志明是安东尼奥的英雄，《猪年》里胡志明关于土地、粮食、人心向背与战争关系的观点都是通过保罗教授之口传达给观众的。谈到越南的未来时他说：
但是他们还有着一线希望，这就是在越南历史中，他们有过灾难。这种灾难除了带给越南人无尽的伤痛之外，还将坚强一词深深地植入到他们的民族性格中。画外音仍然是保罗教授的采访，画面却是美国大兵在丛林中的伤痛和死亡。它暗示土地和丛林是越南人的根，任何侵略都是徒劳的。
保罗教授的话表达了电影的主题：这个国家是通过双手辛勤劳动创造的。每一平方英尺的土地，我的意思是每一块拇指大小的土地，都被过去的农民耕种过，并且保存下来了。即使它被毁坏，在一百年后一个村庄仍然会重现，这个村庄的子孙后代会回到这个村庄，他们会发现一个个村庄又开始繁衍生息了！
安东尼奥曾经说：能够做的解释都在资料里。他把历史资料与人物采访并置，让观众自己进行判断。《猪年》巧妙地采用历史资料讲述越南近100年的殖民历史，从法国、日本到美国扶植的南越傀儡政权，而当时的南越政权被北越总理概括为“向下的螺旋”。
法国记者：我还记得当伯纳德•福尔于1962年采访北越总理范文同，并谈到有关美国援助的事情，范文同当时说到：可怜的吴庭艳，他不受欢迎。因为他不得人心，美国人必须要给他提供援助；因为美国人给他提供援助，他就更加不受欢迎。因为他们给他提供更多的援助，他就更加不受欢迎。伯纳德•福尔打断了他并说到：这听起来好像恶性循环。范文同停下来说到：不，不是恶性循环，这是向下的螺旋。
安东尼奥采用声画对位的方法，为发动攻击的飞机画面配上直升机螺旋桨即将停止旋转的声音，由此暗示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侵略终将徒劳。
《猪年》没有采用传统纪录片画面加解说的模式，但放弃解说并不等于放弃观点，而是吸收真理电影的方法，用历史资料与人物采访的并置表达自己的观点。在美国主流人群还在为越战欢呼之际，安东尼奥质疑这场战争的合法性，并预言美国将会失败。《猪年》恢复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干预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表现出担当社会责任的艺术良知。
在《猪年》里，安东尼奥把两个美国将军的讲话剪辑在一起，突出这些战争决策者的民族沙文主义与侵略野心：
将军A：我们使用一种商品在那里作战，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珍贵，但是对敌人来说非常廉价，那就是士兵的生命。
将军B：我认为不必要入侵北越，这将会是我们的敌人想要做的事情。他会希望我们在战场上投入十万兵力，他们也会投入十万兵力。他们乐意去牺牲一半的兵力，而我们士兵的生命更加珍贵。我不想用一条美国人的性命去交换他们的50条性命。
将军A：这些为战争设备添加燃料的动力系统，运输系统，铁轨，车辆，桥梁，修车厂，都应该消灭掉。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工业基地，首先打击最大和最好的工厂和基地，决不间断，只要还有两块砖头仍然粘在一起！
1968年《猪年》在美国上映，在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安东尼奥就大胆预测美国必败的结局，为被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介围困的观众提供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观点，显示出思想的智慧和力量。
同一时期，好莱坞仍然迷恋于战争鼓噪，拍摄于1970年的电影《巴顿》表面上讲述二战往事，实则鼓动年轻人参加越战。待好莱坞大梦醒来，反思越战，如《猎鹿人》、《生于七月四日》等影片，距《猪年》放映已经10年过去了。纪录电影带着社会的良知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如果说《猪年》是对于越南战争的思考与质问，那么《心灵与智慧》则是一部关于越战的心灵史诗，它通过实地拍摄、历史影像与人物采访展示了美国大兵从主动参战到心灵觉醒的过程，也表达了越南人民遭受的心灵与肉体的苦难。
37岁的德国籍导演彼得•戴维斯凭借此片获得了1974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片名来自于约翰逊总统的就职演说：“最后的胜利依靠那里实际生活的人的灵与肉。”
约翰逊说的那些人指的是南越政府，戴维斯以自己的方式挑战了约翰逊。《心灵与智慧》是一部独立纪录片。戴维斯坚持独立制片，是为了独立地在影片中思考三个问题：为什么去越南？在越南做了什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三个问题也成为结构影片的重要元素。
对于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去越南，一位陆战兵给了它答案：“我想去杀越南人。我真不知道，我想我是被洗脑了。因为我记得当时人们常叫我“地毯或厨师”，我在兵营时的名字是伊纳•海斯，叫什么要看首长的心情，但我在这儿说我想杀些越南人。”
第二个问题是在越南做了什么？当年的空军战士给了回答：
士兵A：几乎每个人都受了战争的洗礼，得到的兴奋就像小孩看到奇异的东西。你放点东西在罐子里，然后看罐子从空中掉下，兴奋极了，特别是你开火时真是难以置信，你有个真的导弹，命中了你的目标。
士兵B：你到了那里，完成了任务，命中了目标，然后发现目标被完全摧毁了。没有失误，或几乎没有失误，你打中了。返回后在航母上降落，那真是太奇妙了。说它是刺激，是的，非常满足。
雨声，死鸡，碎片，镜头慢慢地抚摸这片布满伤痕的土地。第三个问题：对越南所作的一切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越南人用自己最悲伤的痛楚给了回答。
越南农民：我八岁的女儿死了，还有我三岁的儿子。一个儿子，三岁，死了。尼克松是杀害平民的人。我对尼克松作了什么？他来轰炸我的祖国。我女儿死了，她再也不会穿这衬衣了，把这衬衣扔到尼克松的脸上，告诉他们她是个小姑娘。
而在美国白宫，尼克松正发表祝酒词：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为那些驾驶B-52完成他们使命的人，鼓掌！
总统宴会上热烈的掌声与越南上空炸弹的呼啸，形成强烈的蒙太奇效果，表现了干预电影的突出特征，用电影抗议社会。
越南战争被称为一场电视的战争。20世纪70年代，电视广为普及，千万个美国家庭每天在餐桌旁观看关于越战的新闻。然而媒介也在改变。美国著名摄影师爱迪•亚当斯拍摄了这张《枪毙越共》的照片，摄影机也拍下了这个血腥的场面。《纽约时报》刊登的这张《火从天降》令世界震惊。这些残酷的画面最终唤醒了大众的良知，点燃了反战的火焰。
约翰•列侬的《给和平一个机会》唱出了所有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人们的心声，一些名人开始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对和平的期待。
拳王阿里为反战舍弃了重量级拳王的称号。好莱坞电影明星简•芳达冒着政治危险前往越南，为越南士兵唱反战歌曲。
导演戴维斯通过大量实地采访，展示战争给美国和越南带来的双重伤害，以此对正在进行的战争提出抗议。
反战集会上的歌曲唱道：这次我们确信，这次是最后一次，这次我们将不遮遮掩掩，直到我们带它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为了这次，我们去完成那时我们开始的工作；为了以后，这次我们清除所有障碍。
《心灵与智慧》以美国大兵由狂热到反思的心路历程，表明了美国制造战争的荒谬性。
士兵A：现在说有点像陈词滥调，我的祖国是对的。1967年我回来时，我说我有义务去服役，生活等各方面都正常，我为什么被豁免？因此我去登记报名，不通过是没有理由的。
士兵B：我喜欢听到飞机来了，每个人都在喊：对，去炸他们。当时真讨厌这些可恶的家伙，他们在我们后面挖洞。还有战斗机来了，对，去炸他们。看到他们突然攻击，对，去炸他们。他从那边过来又走了，说：噢！
士兵A：我喊到：上帝，我被打中了！我无法相信，我真的被打中了！后来我什么都不担心了，因为我快死了。都过去了，我最后的想法是，我正无法相信我快死了，死在这片肮脏的土地上。我真不敢相信。
士兵C：我们在越南的亲身经历证明，那是谎言和诋毁。美国人民被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愚弄，正是他们培训我们没有目的的盲目杀人，还仇恨我们的敌人---越南人。他们炮制这样一些的口号：按比例杀人，寻找和破坏，自由放火，确保地区安全等，把他们在越南真正的政治斗争掩盖。
当时，还有一些头脑清醒的青年从一开始就反对战争，焚烧征兵卡或逃往加拿大，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就是其中的代表，历史不仅没有惩罚他，还给了他意外的惊喜。
《心灵与智慧》赢得广泛好评，美国纪录电影导演迈克尔•摩尔说：“如果要让我挑选一部影片激励我拿起摄影机的话，它就是《心灵与智慧》。”迈克尔•摩尔2004年制作的《华氏911》继承干预电影的批判精神，但在美学形态上走得更远，自我反射的拍摄方法，侵入式采访与强烈的个人色彩展示了一种新的电影美学，他以个人直接挑战权力。
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门口，迈克尔•摩尔直面国会议员：
迈克尔•摩尔：议员先生？卡斯特先生，卡斯特先生。多利特议员，我是迈克尔•摩尔，我在想……
国会议员：有没有别的办法……
迈克尔•摩尔：我，明白吧，没有几个众议员的孩子被派往前线，事实上只有一个，知道吧？所以我们觉得他们……你们应该首先送孩子上前线，对极了。你有什么看法呢？
国会议员：我不反对，
迈克尔•摩尔：你不反对？噢，太好了，对了，我会拿些小册子，至少拿些陆战队的小册子，传阅一下，好的，对了，如果你同事赞成战争，请鼓励他们送子参军，送他们的子女上战场。
国会议员：谢谢你，非常感谢。
华盛顿国会广场的另一端，一位母亲哭着要自己的儿子。
迈克尔•摩尔：他在哪儿被杀的呢？
母亲：我儿子不是侵略者，不光他战死了，还有很多人牺牲了。
迈克尔•摩尔不仅以个人的身份直接挑战政府，还通过特定环境的人物采访制造情感高潮。这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的哭诉与质问不仅具有情感力量，而且富有思想深度，矛头直接指向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
以迈克尔•摩尔为代表的电影思潮被理论家称作新纪录电影，它不仅以更开放的姿态和更自由的表达创造了新的美学，而且让纪录电影重新切入社会焦点，重新回归大众。
电影档案
行动电影形成于1960年末期，主要代表人物为尤里斯•伊文思、埃米尔•安东尼奥和彼得•戴维斯等。它以电影为工具，直接干预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表现出纪录电影担当社会责任的艺术良知。主要代表作品：
《远离越南》 法国 尤里斯•伊文思等 1967年
《猪年》 美国 埃米尔•安东尼奥 1968年
《心灵与智慧》 美国 彼得•戴维斯 1974年
《三里冢》 日本 小川绅介 1972年
《黄皮肤哀歌》 加拿大 麦克•鲁布 1970年
《17度线》 法国 尤里斯•伊文思 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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