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电影人和一个国家的传奇——伊文思与中国50年-张同道工作坊-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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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国的交往远非简单的政治交往。这个国家教会我的东西太多了：一种处世方法，一种对生活所持的态度。近年来我感受到两种交往差别的份量。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关系。我既非汉学家，又非专家，也非来华三、四十年的的外籍人。我与埃德加•斯诺不同，又与共产党人不同，我深信无任何一西方人有像我这样同中国的关系。它在双重意义上说来都是确实的，因为对中国人说来同样是破常规的事情。他们收养了我，在他们眼里，我是永远不会背叛他们的人。
——尤里斯•伊文思

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79年11月17日晚上，北京饭店宴会厅，各色美味菜肴安然停泊在餐桌上，宾客静静围坐一旁，一场盛大宴会正在等待主宾。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陪同81岁的尤里斯•伊文思与夫人玛斯琳•罗丽丹走进来时，一阵强烈的掌声从人群里陡然爆发。伊文思回忆说，“一时间，我觉得出了错，可是还未及发问，我们便置身其中了，一张张熟悉的面容，都是中国的朋友。这是一个使我感到突如其来的激动人心的时刻：中国人把四十多年来和我工作过的男男女女都聚集来，济济一堂。自1938年以来的往事历历浮现在眼前，我无比激动。”

这是中国政府为伊文思举办的81岁生日宴会，主持人邓颖超既是中国政府代表——她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又是私人代表——她的丈夫周恩来是伊文思最好的中国朋友。周恩来在世时，伊文思每一次来访他都亲自接待，刘少奇、朱德、陈毅、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国政府领导人先后十几次会见伊文思——中国政府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38年第一次来中国时，蒋介石、宋美龄、宋庆龄也都曾经接待伊文思——恰恰就在那一次，伊文思结识了同龄人、当时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开始了两人长达一生的友谊。

从1938年40岁的伊文思第一次访华，拍摄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到1988年90岁的伊文思在中国完成生平最后一部作品《风的故事》，伊文思与中国的交往长达50多年，中国和关于中国的电影成为伊文思人生和艺术里极为重要的事件。

伊文思的电影人生开始于1911年，那年他13岁，与家人一起完成第一部家庭电影《小茅屋》，1988年90岁时他完成最后一部电影《风的故事》，总共制作电影超过70部，其中最长电影《愚公移山》为12小时，最短电影《沙盒子》为2分钟。从1928年拍摄《桥》开始，到1988年《风的故事》，伊文思职业电影生涯长达60年。他拍摄的地点分布在五大洲20个国家：荷兰、比利时、苏联、法国、美国、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南斯拉夫、意大利、马里、古巴、智利、越南、老挝、中国。除祖国荷兰之外，中国是伊文思拍摄电影跨度最长、拍摄作品最多的国家。伊文思曾经四次到中国拍摄电影，1938年的《四万万人民》，1958年的《早春》，1972-1975年的《愚公移山》，1985-1988年的《风的故事》。

伊文思与中国的关系还不止于电影本身，他的摄影机甚至比他的电影在中国更广为人知：1938年，他把一台埃姆牌独眼龙摄影机和2000尺胶片赠给正在筹建的延安电影团。这台摄影机把中国革命与国际左翼思潮联结起来，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中共七大、七届二中全会、延安生活等重大历史影像资料。当时，伊文思选择了还处于弱势的共产党，他没料到11年后共产党赢得了中国政权，而他的朋友周恩来成为中国政府总理。西方人说，也许伊文思当时正好有两台摄影机，赠送是一种随机行为。但伊文思自己却说，“延安的中国人与世隔绝，孤助无援，需要用电影画面来表现他们。尽管我知道北京和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在山区与毛泽东汇合，但他们什么事也做不了，他们一无所有，既无胶片又无摄影机。于是我向周恩来建议把我的一架手提式摄影机留给他。” 从漫长的一生看来，伊文思的自述更可信，他从来不是一个投机分子。

这就是一位电影人与一个国家的传奇！

世界上没有哪一位电影人像伊文思一样与一个国家发生如此漫长、如此丰富、如此曲折、如此深入的联系，而中国也没有像对待伊文思一样对待其他任何一位电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