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怪圈与公共空间——《水问》的启示-张同道工作坊-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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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媒体上演了一部宏大而豪华的百老汇连续剧：南方雪灾、拉萨动乱、汶川地震、圣火传递、奥运盛会、金融危机……而在焦点不断转移、热点精彩纷呈的媒体狂舞中，一部平实内敛的纪录片《水问》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这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件奇迹，尤其在文明怪圈日益扩展的今日世界。

人类文明发展史进入20世纪突然加快了脚步：飞机、汽车、原子弹、电影、电视、避孕套、克隆羊、计算机、航天、登月……这些古人神话里的怪物、梦幻或魔术都已成为现实，这些发明家或科学家成为英雄——或者富翁英雄，人类似乎越来越聪明了。然而，不可忽视的另外一重事实是：20世纪人类死于战争的人数创下了历史之最，人口爆炸达到空前状态，空气、土地和水的状况也频频提示种种令人不安的危机。与此同时，人类的价值观似乎也越来越倾斜，原子弹是灭绝生命的，而粮食是维持生命的。可是，发明和制造原子弹的人是英雄，而种植粮食的人是卑微的。空气和水是生命维持的基本元素，而人们肆无忌惮地往河流、江湖和天空排放臭气和污水，聪明的人类到底怎么了？

民主与科学带给20世纪崭新的思想和奇迹，而没有节制的经济目标和贪婪的消费主义常常挑战人类的理性精神，空调的发明是一个典型：一方面，人们在室内享受了清凉；另一方面，公共空间的温度更高了，足以把北极冰山融化。这是典型的以邻为壑！岂止空调，汽车飞快驶过，尾气留在后面；机床快速旋转，污水排进河流；飞机飘过云层，臭气散在太空……地球变暖，空气污染，这是一个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球。人类陷入一个文明怪圈：人们往往只关心以自我为中心、以利益为半径的圆圈，却对圆圈以外的公共空间漠不关心。

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媒体，电影和电视似乎也陷入文明的怪圈。娱乐成风，消费至上，以至于美国媒介学者波斯特曼提出“娱乐致死”的警诫，而操纵这一切现象的幕后黑手是商业利益。中国电视也在纸包子、假唱、超女和“第一次心动”中呈现出一种商业利益至上的沉醉，而艳照门事件更是突破了媒体道德底线。一种失去道德自律和行业规范的媒体也构成文明怪圈的一部分。

媒体既是传播媒介、意识形态、资本运营，也是人类的精神公共空间，它所承担的责任是双重的。因此，放弃社会责任，一味追求商业利润是媒体的堕落。不过，媒体也在自省。2006年奥斯卡纪录片奖颁给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记录了美国副总统戈尔风尘仆仆在全球演讲地球变暖的事实，告诉世界危险已经迫近。这是媒体的觉醒，这是觉醒是双重的：既是电影所关注的环保问题，也是媒体公共意识的反思。

200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水问》与《一个无法忽视的真相》在媒体精神上一脉相承，显示了媒体作为公共话语平台的良知和担当。它以八集的篇幅展示了与每一位地球人都密切相连的问题：水的危机、水的安全、水的污染、水的出路。水是生命的基本元素，水的危机便是生命的危机，而最大的危机在于危机已经迫近而我们却浑然不知。《水问》披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在世界水资源排名的153个国家里，中国排第121名。然而，中国人使用水的数量却数倍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奇迹，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每年都超过两位数，但中国每万美元GDP的耗水量299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欧美的8倍，日本的25倍。世界平均水4750立方米，欧美有8450立方米，日本有3300立方米，中国只有2300立方米。在联合国公布的标准里，人均低于1000公升的属于贫水国家，而北京只有750升。近年来，中国地下水位连续下降，从10米降到200多米，并且污染严重，上海自来水厂的取水口从黄浦江10公里处推移到100公里处，太湖爆发蓝藻，滇池变成污水池，江河干涸，湖泊污染，中国为经济高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当西部山区把一顿清水泡的茶作为婚宴的豪华礼遇，当一些偏僻地区喝了不卫生的水患上地方病，另一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中国人却把“节约用水”当作一行的贴在墙上的多余汉字，北京、天津的大学生把节水智能卡当作一个碍事的麻烦卡。简言之，水的危机对于多数人是一种事不关己的、遥远的提示。

在2008年的中国，《水问》关注的显然并不是媒介热点、焦点，这一声电视呼唤自然也没有引起多么巨大的公众反响。然而，它却比任何焦点更迫切、更沉重，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安危与人类的生存这样重大的公共主题。在这里，文明怪圈再次发生效力：只要危机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便安然处之，漠不关心。也正是如此，在这个资源匮乏、人口众多的国家，豪华奢侈越来越成为富人的生活时尚，仅仅因为他们拥有足够多的钞票。可是，水、空气和土地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其价值也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它属于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而不仅仅属于少数人。

城市化是文明的硕果，水泥和沥青阻断了大地的呼吸，汽车与空调向空中排放污气，人类的智慧太多耗费于权力争斗、金钱博取与物欲饕餮，太少关注生命本体的意义和价值，太少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极端消费主义是一种慢性自杀，但人类却义无返顾地踏上这一路途。目前弥漫全球的金融危机正是文明怪圈的花朵。假如人类不就此惊醒，《渔夫和小金鱼》的故事未必就仅仅停留于文字，比老太婆更悲惨的命运也许就在不远的路口等待我们：失去一切的老太婆还可以回到小木屋，而我们可能一无所有。

公元前279年，面对命运的玩弄，屈原发出“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慨叹，挥毫写下《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公元2008年，面对水的危机，一群怀抱良知的中国电视人发出《水问》。屈原的呼唤穿越千载抵达我的耳朵依旧带着焦灼的生命体温，《水问》也在媒体一派莺歌燕舞中散发着忧患的气息。然而，我还不满足于这一声低沉的呼唤，电视作为主流大众媒介所承担的公共责任还不止于此，纪录片完全有可能作为一种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行动力量，而危及我们生活的也不仅仅是水，还有空气、土地，还有公共精神的无限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