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影生涯纪事-马克·哈里斯工作坊-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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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马克·哈里斯

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制作纪录片，那时的美国社会动荡，政局波云诡谲，而且正在越南进行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一场引起我们国家分化的战争。而身处国内的我们，也打响了一场志在消灭贫穷的战役，同时还忍受着社会中各种不公平和非正义的待遇。黑人同胞们奋力争取公民权和投票权，农民们罢工为的是设立工会维权，女性同胞们要求男女同工同酬，大学生们则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高等教育改制。避孕药的问世更是在美国掀起一场性革命。性、毒品、摇滚乐以及越南战争改变着我们的社会。

我早期拍摄的影片，对这场社会革命进行了一些记录。我第一部重要的纪录片，《大罢工》（Huelga）记录了凯撒•查维斯 (编者注：一位墨西哥裔美国劳工运动者，也是联合农场工人联盟的领袖) 所领导的德拉诺葡萄大罢工的第一年的情形，这次罢工成功地将加利福尼亚州境内以墨西哥裔为主的美国农场工人组织了起来。我的第二部片子是《红木林》（The Redwoods），这部短小的纪录片是为塞拉俱乐部（编者注：又称作山岳协会，山峦俱乐部或山脉社等，美国的一个环境组织）所拍摄的，旨在促成建立起一个红木林国家公园。该影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同时也是关于新环境运动最早的影片之一。我的下一部影片《外国人》（The Foreigners），聚焦于在和平部队工作的学生积极分子。他们努力去改善拉丁美洲贫困人民的生活，并发现美国的对外政策是让社会产生深远、有益变化的最大障碍。

70年代，我来到洛杉矶，想拍摄一些同类题材的剧情片。但是美国的环境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好莱坞对我所希望拍摄的影片类型表现出冷淡，甚至是讨厌的态度。于是我做回过记者，也开始创作儿童读物并且当起老师。后来的二十几年里，我又拍过几部片子，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国土防线》（The Homefront），影片关注了二战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变化。但直到90年代我才重新成为全职的电影人。那时或者说一直以来，我对历史事件都有极浓厚的兴趣。所以我拍摄了一个三部曲系列的专题片，聚焦大屠杀对欧洲犹太人的影响。前两部片子《漫漫回家路》（The Long Way Home）和《陌生人的怀抱》（ Into the Arms of Strangers: Stories of the Kindertransport ）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第三部《再无一梦》（A Dream No More）没能发行。《漫漫回家路》审视了从集中营被解放到以色列国建立这三年间的种种。《陌生人的怀抱》则揭示了难童营救运动的影响，这场由英国展开的营救行动在二战打响的九个月之前，从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救出了上万名犹太儿童。《再无一梦》关注的是建国50年后的以色列，影片试图评定其取得的成就和仍面临的挑战。遗憾的是，这部片子的资金方认为影片内容对以色列过度批判，所以至今无缘与观众见面。

我始终拍摄令我有强烈兴趣和满怀激情的纪录片。或是写剧本，或是执导，或是制片，抑或是监制，我都做过。我曾给HBO (编者注：Home Box Office，是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有线电视网络媒体公司)写过一个剧本—《脱去枷锁的回忆：奴隶实录》（Unchained Memories: Readings From the Slave Narratives）获得了艾美奖纪实类电视的最佳编剧提名。

拍摄过关于大屠杀的纪录片经验，促使我接下了《今日达尔富尔》（Darfur Now）的制片工作，影片的主要内容是当代苏丹以种族灭绝为盛的人道主义危机。工作时与大屠杀的受害者们接触，让我对我国军事监狱中那些犯人所受到的骇人听闻的处置非常敏感。于是，我写下了最近的一部纪录片《黑暗里的医生》（Doctors of the Dark Side）。影片讲述的是美国军事监狱里的医生和心理学家，在对犯人实施虐待时所扮演的是怎么样一种角色。而在南美拍摄《外国人》（The Foreigner）时的经历，是我签约担任《紧急救护：无国界医生的故事》（Living in Emergency: Stories of Doctors Without Borders）监制一职的原因之一。这部震撼的影片由马克•霍普金斯执导，两年前入围过奥斯卡奖提名候选名单。我还监制过《马拉松精神》（Spirit of the Marathon），一部关于长跑的影片。续集正在制作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