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农夫和野鸭》悟“道”-梁碧波工作坊-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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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中国纪录片上演大片年。《故宫》《圆明园》《新丝绸之路》《再说长江》《大国崛起》……，巨大投资，宏大叙事，纵横气势，震撼电视，威风一时。

此时，一支纪录片的小分队正在静静地蛰伏着。那边厢，以国家队的气魄，做着历史的大片。这边厢，一个城市电视台纪录片创作室的几丁人马，在做着“小片”。同样是跨年度的活计，同样也是有人物、历史，有追问、反思，有表现和纪实。但一个是高射炮，一个是轻机枪，装备不在一个档次上。

然而，艺术不以辎重论输赢。小而细，工而精，不一定就输给大而煌，纵而宏。苏州园林与皇家故宫，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带着这样的体认，我们来品赏这样一个“小作”。

大连台国际部，李汝建领军的纪录片小分队，这些年来，以内容上的深实和形式上的闯径，标新立异，屡出力作，名响国内，声誉海外。《海路十八里》《老宅2003》《工地》……语不惊人死不休，片不出新不露头。“蛰伏”一年，又拿出了《农夫和野鸭》。

乍听片名，脑子里就浮现种种幻觉：《夜与雾》《沙与海》般的蒙太奇？日本纪录片《小鸭子的故事》般的和谐图？苏联经典话剧《打野鸭》般的象征义？文革前影片《千万不要忘记》里“打野鸭”寓不上进？寓言《农夫与蛇》的怜悯教训？《刘雁宝的故事》以鹅为子般的趣味？《伴》里以猪为伴、《人与熊》里护熊般的呵爱？……

看过片子，感觉全异。既在形式上，也在内容里。

人文纪录片是要纪人、化人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文化”二字的汉语源出。纪实也好，表现也罢，给出的是真实的感性的材料，引发的是悟觉的理性的思考。看《沙与海》，悟活着的不易；看《幼儿园》，思成长的课题；看《老头》，映照生命的余夕；看《工地》，感受情怀的依依……如今看《农夫和野鸭》，感悟着天、地、人的浑然一体，以及现实中的尴尬境地、生存中的二难课题，当然还有，创作者的艺术功力。

“天人合一”的“道”理

我们先理会一下片子梗概：东北大连某村，原来百万亩的湿地，30年光阴中，逐渐变成农田。作为省级保护动物的候鸟斑嘴鸭，世代栖息地所剩无几。雇主老张，承包了千亩稻田，雇农夫耕作。野鸭们以稻田果腹。捕鸭人也来分一杯羹。斑嘴鸭阿兰，求偶、交配、育子，终被擒获，伤病致死。湿地还在减少。稻谷挂穗。野鸭争食。高产丰收。老张因价格发愁。

农民，雇主。湿地，农田。候鸟，野鸭。人耕种，鸟抢食。鸟孵巢，人惊扰。赶野鸭，农田保。捕野鸭，得利高。人进，鸟退。稻田进，湿地退。——人与人，人与地，人与天，矛盾统一体，浑然难分离。

这其实也是一种宏大叙事。只不过，是以小切口启示大命题。

一望无际的辽阔平原，齐整如毯的稻田，拖拉机在整地翻土，扎着红色头巾的劳动妇女们在田里劳动，休息的时候唱着欢快的歌子，天黑下来，领到老张精心算好的现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片子先给出了欢乐，一幅“天人合一”的和谐图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境界，也是常态。

21世纪初年，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农民普遍还没小康。“曾经是近百万亩湿地，”“30多年前，人们开始将这里的湿地不断改造成稻田。如今，这里的湿地只剩下了几百亩。”作品进入了社会学、生态学和经济学，带我们进入了体察。农民靠粮养家，雇主靠有风险的承包致富，稻田靠天时地利人和而收成。“给老张打工，男工每天60元，年收入10000元左右。女工每天40元，每年可挣5000元左右，这是附近普通农民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各享其成，似也无忧。

可是，春天来了，“距离苗床不远的湿地，从南面迁徙来的斑嘴鸭多了起来”。“每年有成千上万只各种鸟类来这里繁衍生息”。人进湿地退，田进野鸭退，本是鸟的天堂，如今成了人的领地。想象当年，在“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人口繁盛期，绝对一时的“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征服“荒滩”等曾是多么天经地义，革命加拼命的鼓劲下，向“荒滩”要粮是何等的豪气，将野鸭们赶尽杀绝是何等的壮举，当金黄的稻浪起伏在眼前又是何等的心喜。后来，一心追求GDP成为当务之急，在“发展经济”的旗帜下，继续冒进。只是没想到，惊扰了自然、宁静和原本的平衡，报应已在眼前。表相上，野鸭成了侵略者，殊不知，人“侵略”在先。此因生此果，严峻、无奈的现实。

纪录片不是学术论文，只用事实展示。老张年方四十，正是血气方刚，却似愁云写在脸上，永远出现在田头上。雇人插秧、铺苗床、赶野鸭、割稻谷，算好每天每人出工所得。耕夫们算的是，每天得多少。他想的是，千亩的承包，怎样克服干扰。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符号，因年代不同而身份不同，在以前叫地主，或剥削者，如今已列劳动人民阵营，只不过依本事不同和分工不同，有的“劳心者治人”，有的“劳力者治于人”。一幅耕种与收获、经营与管理、顺时与应变的稻作文化图，既是千百年来传统的延续，也是特定年代农业经济的注脚。

纪录片有时就是一篇形象化的论文。眼前所见，不禁想到马克思对巴尔扎克的评价：《人间喜剧》甚至比那些经济学家所撰写的长篇论文更富认识价值（大意）。纪录片又常比论文引发更多联想和遐思，土地平整了，田上插上秧苗了，苗床做起来了，塑料“膜房”搭建好了；农夫们时而唱着欢乐的歌子，时而为报酬而计较；稻田绿了，野鸭来了，都当成各自的领地，稻田被野鸭所侵欺，野鸭被人所侵欺，互为矛与盾——野鸭抢食，何以收成？湿地丧失，何以家为？感性的《农夫和野鸭》，让我们思考经济学上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社会学上人的价值实现、生态学上的“物从其类”生生不息、哲学上的矛盾转化和二律背反。也想到了现代作家叶圣陶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谷贱伤农”，虽然因时而异，但相似的情景，生发新的追问。

农夫和野鸭，各有所忧。雇工之忧，在眼下能得多少；老张之忧，主要由野鸭而来；野鸭也忧，人对湿地不断蚕食，间接也是“老张们”所致，“灭六国者，六国也”。唐代杜牧以《阿房宫赋》早发出警世恒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天人合一，道不可违，我们只是为老张之忧而忧？湿地之不存，更大的隐忧离我们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