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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喜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小个子,大嘴巴,总挂着眼屎的两只老鼠眼随时都在眨巴。他原本是外地人,年轻的时候娶不到媳妇,就倒插门插到了李仙坡。张新喜脑子快,点子多,能说会道,是当地有名的能人。

    97年春天,李仙坡18岁的建娃子和邻村杏树坡的琼女子好上了。建娃子的邻家女孩、19岁的玉娃子也看上另一个村子赵家崖的小伙子赵忠。按照乡里习俗,不管是自己好上的,还是介绍的,都要找一个红娘。于是,张新喜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两桩亲事的红爷。这件事,被我晓得了。


     我是97年初在法国南部一个叫Biarritz的海滨小镇想起拍结婚的。当时我在那里参加一个叫 FIPA(Festival International de Programmes Audiovisuels)的电影节,有天在一个电影院的咖啡吧里有个法国电影学院的女学生径直走过来找我要支烟。我身处异乡,孤苦伶仃,免不了要顺势谝几句。谁知一谝就是一下午。在海阔天空的闲龙门阵中,她问我中国人结婚是不是都要父母说了算?我民族自尊心大受伤害:SHIT!我要娶你我爹妈都不会掺言!回来后我就到处找刚要提亲的年轻人,想拍一部中国人如何结婚的片子,给中国人争口气。找来找去最后广元台的朋友帮我找到了李仙坡。

    李仙坡位于秦岭山脉南麓,是一个坐落在半山腰上的村子,只有6户人家。2000多年来,这里已形成了自己的礼俗,七礼之婚就是其中之一。

    所谓七礼之婚,就是一桩亲事的完成,要经过提亲、看人、喝酒、定准、开年庚、看期、过礼接人这7关。据说,中国从汉朝以来就这样了。无论是男到女家,还是女到男家,娶人的那家就得给嫁人的那家一定的补偿。因为人就是劳力,娶回来的不仅仅是媳妇或女婿,而是一个成年劳力。

    提亲,通常是红爷的事。就算是小年轻自己好上了,也要找个红爷去双方父母家说这件事,期望得到同意。这一关,还不涉及钱。

    看人,就是红爷分别领着姑娘和小伙到对方父母家去,让对方父母看看。通常小伙子都是提着一大包东西去的。如果双方父母都莫得意见,就可以喝酒了。

    喝酒是指红爷带着男方家族的一大帮重要亲友到女方家去摆几十桌酒席,请女方家同样重要的亲友们喝一台。目的就是告知双方家族所有成员:这桩亲事开始了。这一步有点象城里提拔干部前的“公示”。

    定准,形式上还是摆宴席请乡亲们喝酒,目的是进一步公示,但意思进了一层:双方父母基本认可这桩亲事。

    开年庚,这是7关中决定生死的一关,其重要程度不亚于领结婚证。年庚,即生辰八字,开年庚,即到对方家去取得一张写有对方出生年月日的红纸。按理,对方的出生日期是早就晓得的,但举行一个隆重的仪事,取得这张红纸,要的是其象征意义:这桩亲事,板上定钉莫得改了!开年庚以后,如果女方反悔,在此以前男方家付出的所有费用,女方必须退还;如果男方反悔,男方也无权追讨。所以,双方都把开年庚都看得重之又重。

    看期,就是男方把双方的年庚送到阴阳先生那里去,请他合八字、打一卦,选个黄道吉日,择日而婚。

    过礼接人,就是办喜事结婚。男方动员同姓同族的乡亲,把几十抬彩礼送到女方家去,次日把新娘子敲锣打鼓地接回来,婚事完成功德圆满。为感谢红娘跑路,男方通常要在这个时候送红娘四只猪蹄。

    这7关的后5关在进行之前,男女双方的父母都要见面,商谈具体做法和费用。为省钱,娶人的那一家通常要想方设法合并几个步骤;为多要钱,也为挣面子,嫁人的那一家通常要千方百计地把步骤走完。于是,就需要多次谈判,需要精明的红娘奔走斡旋。在秦岭山区,一桩婚事谈下来,娶人的那家一般要送对方7000多块钱的彩礼和现金,嫁人的那一家通常也要花2000多块的陪嫁。
 
 
    我和助手扬益、录音师陈良和广元市台的周太明、张玲带着设备进村以后的第一个晚上,是住在红爷张新喜家。他把他刚结婚的儿子媳妇的新房腾给我们住了!十分感人,催人泪下,觉得是个好兆头。然而,第二天麻烦就来了:有人不让我们拍,原来说好的变卦了。建娃子的父母觉得有点难为情,还怕乡亲们风言风语说他们吃了电视台的钱;琼女子的父亲更干脆,直截了当提了3个条件:1。政府本该把电线拉拢他家屋檐,但事实上还差几十米就断了,他不得不自己出钱栽了一根电桩,政府应该补他一根;2。去年他开了3分多地的荒,一直没拿到补助款;3。生产队长太坏了,应该撤掉。如果我答应这3个条件,就可以拍,否则就休想。

    我眼睛都大了!

    这时候,我想起了多年在外拍片总结出来的四大法宝:依靠当地组织、团结进步力量、打击反动势力、施以小恩小惠。 于是,我马上托人给山下的镇党委书记带信,请他上山。同时,全剧组自己动手做了一大锅饺子,给村里每家送了一水瓢。果然,饺子虽小情义重,乡亲们很快统一了认识:梁记者他们是好人,不让他们拍是不正确的。第二天,镇党委书记爬了一天的山,到李仙坡、杏树坡现场办公,除了没把队长撤职以外,另外两个条件都答应了。琼女子的父亲3个条件满足了两个,又有书记到家给足了面子,就笑嘻了。我们在琼女子家喝了两顿酒,第四天,就搬到建娃子家住下来,开拍了。

    为那一瓢饺子,村里的每家人后来都请我们吃过饭。

    李仙坡和杏树坡之间只隔一道山梁,建娃子和琼女子从小就在山梁上一起放牛。琼女子原来有个男朋友,放牛失脚从山崖上掉下去摔死了。琼女子伤心了几年,一直没谈对象。直到建娃子高中毕业回来,一口枯井才泛起了涟漪。建娃子是家里的幺儿,从小无忧无虑 ,虽说是要结婚的人了,但从头到脚还透着奶气。自从和琼女子谈对象以后,他在李仙坡就呆不住,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就人间蒸发了。据说是在山上,和琼女子幽会。我们曾苦苦哀求建娃子,想跟他上山,拍他和琼女子在山林里的镜头。我们还威胁他说:如果你不让我们拍,你新婚之夜的床底下将会有一支德国造高保真立体声话筒。他好几回都答应了,但一直到结婚,也没带我们去过一回。

    玉娃子的新房是她11岁那年开始修的,我们去的时候还没修好。她父亲眼睛不好,弟弟又年幼,家里就想招个上门女婿,免得玉娃子一走,家里就莫得劳力。赵家崖的赵忠家兄弟多,经张新喜一说合,赵忠的父亲就答应了。李仙坡和赵家崖隔了十几里山路,玉娃子和赵忠难得见面,每次都是和父亲、张新喜一起去。当大人们在一起说话的时候,玉娃子就和赵忠到后山干活。玉娃子性格开朗活泼,赵忠老实憨厚,经常被玉娃子又打又掐。我们多次看到他们俩疯疯颠颠地打情骂俏,但一次也没拍到。和建娃子一样,他们俩也不让我们拍到他们单独在一起的镜头。只要我们不开机,他们和我们有说有笑,但我一旦把机器扛起来,玉娃子就跑得没影了,银铃般的笑声直上云霄。
   
大人们在一起说的话,主要还是钱。初时,我惊异于未来的两亲家之间居然可以谈判,而且有那么多次真刀真枪的谈判。“100斤麦子、40斤酒、40斤肉、10套衣服、6双鞋…… ”,要结亲家的大人们在谈判,要结婚的两个人却在一边旁听,这样的谈判我们拍到了多次。我们曾期望小辈们揭竿而起反抗父母讨价还价,反抗父母对婚事进程的控制,——婚是我们结,你们操啥子心?结婚就结婚,何必搞那么多名堂?然而,当我们在村里呆久了以后,我和我的兄弟们都羞愧地感到我们的想法是城里人的想法,是居高临下、不切实际的空想。在大山深处的李仙坡,没有父母的安排,建娃子就不可能有钱结婚;没有和琼女子父亲的讨价还价,建娃子家就要付出更多的钱。当每一分钱都要从田土中刨的时候,当每一分钱都要从牙逢里抠的时候,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合情合理天经地义。
   
我曾走过很多地方,得出了一个结论:在中国,但凡城里人觉得好看的地方,农民都很苦寒。那古人画的山水画,大多无法种庄稼。李仙坡就是这么个地方,山青水秀,天高云淡,层峦叠嶂的大山逶迤而去,直没入黛色的天边。然而,好看不能当饭吃,这美丽动人的山水之间却只能种出小麦、玉米和红苕。据说父亲在山上挖红苕,儿子只能在山下拣,——坡太陡了,红苕一挖出来,就会滚到山脚去。玉娃子的新房从她11岁直修到20岁,统共价值5000块钱的土坯房,是她父母9年的血汗。
   
我曾是四川省农科院的助理研究员,在四川农村跑了9年。从农业地理的角度看,李仙坡属高寒山区,土壤腐殖质含量低熟化程度不够,降雨量小地表径流大,坡陡风急禾本科作物易倒伏,积温低而且稳定通过摄氏12度的时间晚,这些自然条件决定了只能广种薄收有一点算一点。很多个夜晚,我和玉娃子的父亲坐在拌桶里摆谈找钱的门路,但往往一筹莫展。我也曾找过去的同事买了些农药带到李仙坡,但终归还是杯水车薪。

    李仙坡出产爱情么?我也反复地问他们,问自己。答案是肯定的,李仙坡当然出产爱情。建娃子和琼女子是自己勾搭上的,我们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几乎天天泡在一起;玉娃子和赵忠是张新喜介绍的,但他们一见钟情,感情很快升温,玉娃子看赵忠的目光,有时含嗔带怒,有时热辣辣的。我们看了,也很为赵忠高兴。然而,就象坡上的麦子一样,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的爱情,产量也很低。

    我看到了他们辛劳的一面,也看到了他们精于算计的一面,我看到了他们与天斗,也看到了他们与人斗,我看到他们就象石缝中的野藤一样坚韧顽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一年以后我回到成都找了一位社会学家李东山, 李教授借给我8本书,我看了一年。最后,这些书让我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李仙坡、王仙坡还是张仙坡,婚姻是交易,与爱情无关;婚姻是家族事物,与当事人无关。这,就是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的婚姻特点。

    我们在李仙坡前后住了1年多,直到98年初建娃子和琼女子结婚。我们离开一个月后,玉娃子的新房修好了,就和赵忠结了婚。一年以后,这两对新人各自生下了自己的儿女。这时候,我们把李教授的书也看得差不多了,对李仙坡的事有了更深的理解,开始编辑那70多盘素材,于1999年夏做成了一部80分钟的长片《婚事》。印象深刻的是,99年冬天,我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电影节(Festival dei Popoli.),当《婚事》放完以后,我照例站在银幕前答观众问,有个老外站起来说:我的家乡也是这样结婚。我问:你的家乡在哪里?他说:意大利北部山区。

    2002年底,我请我的兄弟田封、杨益和胡可又去了一趟李仙坡。从他们拍回来的素材看,冬天的李仙坡分外萧飒,玉娃子的新房已经破败,张新喜、建娃子的父亲都已是满头白发,往日百灵鸟一般的玉娃子已变成憔悴寡言的农妇。

    兄弟们告诉我,结婚以后,建娃子两口子就和父母分了家,起灶另过。小两口感情还好,农活也拿得起放得下,只是琼女子常和建娃子的母亲吵架,婆媳关系不太融洽。2000年春,山里开始退耕还林,地里的活也越来越少,建娃子两口子把儿子丢给父母,跟着打工的人潮去了北京,每年春节才回来一次。

    玉娃子和赵忠结婚以后,还是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有分家。刚结婚那阵,小两口每天下地干活,都是出双入对,恩爱得很。尤其是有了女儿以后,一家人更觉得日子总算熬出了头。然而,2000年3月,玉娃子的父亲从树上摔了下来,从此瘫痪在床;赵忠的父亲也旧病复发,需要人照顾。于是,赵忠不得不又回到赵家崖娘家长住下来,只是偶尔来李仙坡与玉娃子相见。如今,玉娃子一个人种着全家的田土,照顾着年幼的女儿、上高中的弟弟、瘫痪在床的父亲和年老的母亲。

    兄弟们还告诉我说,他们走的那天,李仙坡下着大雾,天上出的是白太阳。

     


2003年8月31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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