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健宁：逆流而上-康建宁工作坊-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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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作：《黄河谜》(1985)，《黄河流长》(1986)，《窑洞·人》(1987)，《闯江湖》(1988)，《沙与海》(1989,合导)，《石头上的印记》（1991），《雪域》（1992），《泸沽湖》（1993），《天籁》（1994），《生活》（1995，合导），《阴阳》（1997），《公安分局》（1998），《当兵》(2001)，《听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2002）。

　　1980年代实在是个记忆过剩的年代，但1982年仍旧值得书上一笔：这一年春天，“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一小把无比金贵的文化种籽，撒向荒芜已久的中国社会——这批人启动了一个怎样的时代，是多年后人们依然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任何一部史书都绝少提到，也正是从那以后，另一批人的命运悄然改道——他们也曾路过某个叫“大学”的地方，只是提早了数年，身份与名分都全然不同——叫做“工农兵学员”。

　　“正统”大学生的光芒令“工农兵学员”黯然失色，曾经昙花一现的荣耀沦为一种新生的尴尬甚至耻辱。造物弄人，虽则无情，却是一贯的铁律。但总有人不甘听凭摆布，宁为挣扎的困兽。“工农兵学员”康健宁就是其中的一个。其时已在宁夏大学教了六年体育的康健宁，确认自己再也无法安享高校球场上的灿烂阳光，去意渐生。两年后的1984年，他终于寻到一个招工的地方——宁夏电视台。那一年，康健宁30岁。

　　而立之年，仅为逃离一种生活而匆匆投奔尚不知为何物的电视，无疑是一起大概率的冒险事件；还好，他很快撞上了亦不知为何物的“纪录片”——或许纪录片可以让少言寡语的康健宁更少说一些话，不知不觉就成了一个让他沉潜下来、“苦一点也愿意”的活计。

　　转眼80年代近了尾声，两样突如其来的文化怪现象刺激了康健宁：一边是以“土”为乐的“西北风”席卷了舞榭歌台，一边是云山雾罩的大道理吞吐着电视屏幕——脚踩宁夏黄土的康健宁忍无可忍，发誓要“荡涤一下这腐朽的尘埃”。他带上成百袋的方便面和东拼西凑借来的旧带子，三番五次进驻陕北和宁夏西海固——一个“苦甲天下”的所在，苦熬出两部“不合时宜”的纪录片：《窑洞·人》和《闯江湖》，不吝一己之力，替那些太久封存于文明视线之外的人们，发出第一声逆流而上的呼喊。

　　但1989年的众声鼎沸轻而易举地淹没了他一个人的呼喊。康健宁猛醒，呼喊其实并不足以承载更深切的表达。于是他同辽宁的高国栋合计，各守一边，拍一部不一样的纪录片，片名简洁地合在一起，就叫《沙与海》。《沙与海》的确是简洁安静了许多，旁白和音乐之外，听得见风沙与海浪，更听得清沙海中间的人语。

　　1991年底，也就是他改行后的第七年，一个冬日清晨，宁夏电视台同仁在晨跑途中听到电台新闻提及康健宁的名字——纪录片《沙与海》获得第28届亚洲广播电视联盟大奖，这是中国纪录片第一次尝到所谓国际大奖的滋味。

　　稍后才得知消息的康健宁至今仍不甚明了该片如何得以被选送评奖。回看《沙与海》，他所剩的多是忧虑：一是母带因天生陈旧不得不面临自消自灭；二是今天依然有人将沙当风景，或将海当“开放”。而在他那里，纪录片从来都是对大同命运下的人的瞩目，无论那人身在沙漠或海岛，宁夏或北京——他注视着他们，一如注视着自己。

　　就算止于《沙与海》，30岁那年的出逃也早已经收回了成本。但接着又是流水十年，康健宁这三个字后面又接着缀上了八、九部纪录片，份量之重，难有出其右者。及至由《沙与海》延续的《生活》（1995），再至由西海固延续的《阴阳》（1997），他终于踏入不惑之境，“痛改前非”——将从前的满腔忧愤收拢了，绷紧着，引而不发，却让沙漠和黄土自身迸射出一股静止的然而是永恒的力量；人世间的种种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莫能与之争。

　　也在这十年间，这个人的身影渐行渐远，远离了形形色色的“评奖”、“节会”、“运动”，几乎从一切热闹与人群中消失殆尽——连同他那些为了自尊而自绝于世的作品。康健宁正在身体力行地兑现着一个苦修者的传说，这传说又沿袭自他少年时代就尊崇有加的一位先生：《浮士德》的译者樊修章。时人莫之许，他自安之若素，并不奢望这世上多半个人像他这般，心无旁物，洗耳恭听——《听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2002）。

　　世纪之交，正当纪录片在中国寂寥下去的时刻，康健宁突然重现江湖——那是一则惹眼的新闻，他与段锦川、蒋樾联手，完成了中国纪录片对欧洲市场的首例“预卖”。

　　也许纯属巧合，他这次的新作《当兵》与段锦川、蒋樾的另外两部作品合在一起，被他们自己取名为“工农兵”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