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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从去年夏天开始的。当时，我正在为我负责的《纪录片》栏目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的生存焦虑。夜里一点的时候，手机响了，是我的上司魏斌。“我和康健宁想了一个好主意，你现在就过来听听。”魏斌是一个很爱冲动的人，我经常说他，奔五十的人了，哪来那么多激情？
已经是后半夜了，我赶到了宁夏电视台副台长康健宁在北京的住处。他们俩像说相声一样，谈到了一个想法，希望能在全国范围内，把上个世纪90年代那些曾经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纪录片进行一次统一的、集中的回访？说实话，我没有像他们一样激动起来，我当时只是把它当成领导交代的工作开始安排计划。
时间过去了将近一年，由康健宁担任总策划、我担任总导演的系列纪录片集《时间的重量》终于在全国十几家电视台的三十多位导演的共同努力下接近完成。当他们把节目送到北京的时候，我先看了两部片子，一个是康健宁的《生活》，一个是上海电视台的《毛毛十岁》。这一次，激动的是我自己了。在十年的时间跨度里，片中的主人公从外形到内心都经历了如此深刻的变化，时间的沧桑感如此真切的呈现在我眼前。那些经过了时间磨砺的纪录片忽然让我有恍如昨日之感。
一
过去可能存在和已经存在的
都指向一个始终存在的终点。
--------艾略特
1990年开始，我在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地方台30分钟》栏目做责任编辑,尽管在学校里学的是纪录片,但是,真正接触纪录片和纪录片人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1991年春天，同样在做纪录片的高峰领着一个地方台的导演来到我们办公室。这个人穿着当时在电视台很流行的摄影背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怎么笑，看片的过程中也不说话。这和许多导演一边放片子一边半是解释半是吹嘘自己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后来我知道他叫康健宁,是来送一部叫《沙与海》的片子。
难得的是，同事在资料库里为我找到了1991年的一张中国电视报。在那张报纸的一个角落，我找到了署名是我的一篇200字的稿件,这是一则普通节目介绍，内容是告诉读者这部叫《沙与海》的纪录片即将播出。能够肯定的是这则消息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太大的反响，对于更多得电视观众来说，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当时红遍全国的电视连续剧《渴望》。然而对于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工作者来说，1991年显然具有特别的意义。
这一年的年底，康健宁和高国栋的《沙与海》获得了第二十八届亚洲广播电视联盟大奖，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电视纪录片。也是这一年，中央电视台播出大型电视纪录片《望长城》，长镜头，同期声采访很快风靡全国。还是这一年，35岁的四川电视台纪录片导演王海兵制作的《藏北人家》获得了四川国际电视节纪录片大奖，并入围法国戛纳电影电视节。
《沙与海》拍摄于1989年，当时宁夏电视台导演，36岁的康健宁将镜头对准了深处腾格里沙漠腹地的农民刘泽远一家，而与此同时，35岁的辽宁电视台导演高国栋也一直关注着辽东半岛的渔民刘丕成的生活。在进入电视台之前，高国栋已经是一位部队宣传干事，而康健宁在此之前曾经是宁夏大学体育系的教员。
康健宁和高国栋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在生活中的最平凡的小人物作为关注的对象。最初康健宁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找一个比较封闭孤独的地方，想借这个地方了解在封闭状态下是如何思想如何生活的。在拍摄中，他们放下了作为电视记者的优越感，真诚的感受自己镜头前人们生活的艰辛和坚韧。这一切在今天看来再普通不过，但在当时，他们所作的一切显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原因很简单，用高国栋的话说，“在1989年之前中国的纪录片并没有把社会活动的主体——人当作关注的焦点。”“就是没把人当人。”
《沙与海》获奖时，亚洲广播联盟的评委们认为，在中国的纪录片中第一次出现了人文关怀的元素。
值得注意的是，康健宁十几年间一直没有中断对《沙与海》中沙漠人家的记录。从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开始，他一直是刘泽远一家最受欢迎的朋友，几乎每隔两年，他就会带上摄像机来到这里，忠实地关注和郑重地记录着这户普通农民的生活。1995年，康建宁第三次拍摄完成的时候，主人公刘泽远为他们送别。康健宁没太注意到端着酒壶侧立一旁的刘泽远，等看到他的时候，发现老刘已经泣不成声了。这时候刘泽远说了一句让康健宁一直记到今天的话：“你们把我当人！”
在康健宁离开后不久，刘泽远因病去世。
今年春节的时候，康健宁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再次来到腾格里沙漠中刘泽远的家。迎接他的是荒漠中刘泽远的坟墓，如果没有刘泽远儿子的引领，任何人都不会知道那是一个坟墓。这时候康健宁怎么都忘不掉刘泽远当年的背影，他在他坟墓前站了很长时间，耳畔是刘泽远那句熟悉的话。
在康健宁后来编成的长达90分钟的《生活》中，康健宁将十年前的影像抽去了颜色，变成了黑白画面，编辑上采用了大幅跳跃的剪辑手法，蒙太奇的艺术效果突现出时间的纵深感。十年前后的影像交替出现，给我们一个错觉，刘泽远还活着，实际上对康健宁来说，他的确没有走远。
后来康健宁动情地跟我说：“算了一下从1989年到今天也是十几年过去了，时间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今天站在刘泽远的坟前，我也是满头白发的人。”
这种值得尊敬的注视和这种由时间带来的巨大震撼，是我们策划这个纪录片集的出发点，我一直想试着为它取个名字，后来我们选择了“时间的重量”这个词组。
二
秋天的屋顶
时间的重量……
使石头开花
像一顶王冠
-------海子
其实康健宁只是众多编导者中的一位。在中国，还有一些像他一样的纪录片从业者，数年以来，带着对生活的敬意，始终如一地注视着自己的记录对象，不断地把他们看到的一切、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生命的感悟编织到自己的作品中，同时也把它们拷贝到他们的内心深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纪录片人的确是变革中中国的忠实守望者。
我自己真正开始做纪录片是在1991年，也就是康健宁、王海兵获奖的那年，当时我26岁。记得是年末，我认识了安徽电视台的编导禹成明。和很多纪录片从业人员一样，我们的话题一直没有离开过如何用纪录片的形式表现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后来，我们一同把目光投向了安徽无为县的一群农村少女，并用一年半的时间真实的记录了她们外出打工的生活。
在这段时间里，中央电视台的孙曾田也在将镜头对准生活在大兴安岭冰天雪地中的鄂伦春猎人，上海电视台的江宁在上海的一个叫德兴坊的弄堂里穿行；四川电视台的王海兵在巴东地区的崇山峻岭中与纤夫共同生活；而中央电视台的魏斌就在离他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拍摄三峡的建设者；浙江电视台的沈蔚琴在浙西南的瓯江上和渔夫们度过了四个季节；中央电视台的蒋樾也已经和萍乡的煤矿工人交往了两年。也就在这个时候，正在研究水稻杂交的农技师梁碧波开始喜欢纪录片，人类学工作者郝跃骏尝试把曾经是自己研究器材的摄像机变成讲述生活的工具，援藏工作八年的段锦川回到了北京，当然，他选择的也是纪录片……
此外辽宁的高国栋、湖北的郭耀华、山东的祝丽华、河北的王海平以及部队系统的徐海鹰、亓克君等都沉浸在自己新的纪录片选题中。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一个创作群体，由于上海电视节的举办，他们比别人更早接触了国外的优秀纪录片节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们在一个叫刘景崎的中年人的带领下，开始在上海的芸芸众生中间寻找自己的纪录片选题，并且形成了批量生产。1993年2月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开播，创造了中国纪录片栏目化生存的先例，更重要的是，它让上海的电视观众在昔日遥不可及的电视屏幕里，看到了自己真实的生活。弄堂里的寒暄，家庭里的欢笑，邻里间的龃龉，妯娌间的争辩……正是这些平凡的日常场景，居然创造了上海电视台百分之三十六的收视率奇迹。这个消息显然令全国的纪录片业者兴奋不已。
在这一年的年底，已经在全国有了相当知名度的电视杂志《东方时空》有了一个新的面貌，原先提供生活服务的栏目《生活空间》直接让普通老百姓走上屏幕，再现他们的生活，并在每次节目播出完毕的时候，加上了副标题—“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选择了拍摄普通人，同时用跟踪记录的方式去拍摄”，《生活空间》的改版用当时制片人陈虻的话说，他们“并不知道这样的选择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就是所谓的纪录片，只是这样的拍摄适合放在《东方时空》这样一个板块当中”。这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纪录片追求的时候一个真实的状态。后来，《生活空间》的名字几乎被“老百姓的故事”所取代。1993年，纪录片被越来越多的电视观众接受。
1993年对于我也是难忘的一年。那部有关小保姆的纪录片—《远在北京的家》在这一年完成了后期制作，那些农村少女在一年半时间内显现出的巨大变化令我们感叹。我们怀着惴惴的心情把他们的故事送到了即将开幕的四川国际电视节。不久，我们得知它获得了电视节的最高荣誉，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曾经付出的劳动得到了认可。
此时，已经有一批制作相当成熟的中国纪录片问世，并获得了国内外的各种荣誉。宋继昌的《茅岩河船夫》、孙曾田的《最后的山神》、高国栋的《怒族一家人》、王海兵的《深山船家》……中国纪录片已经以它的整体规模在1993年引起了世界的注意。
10年过去了，我不断地得到我那些纪录片同行的讯息。他们中许多人依然牵挂着那些曾经被自己的镜头记录下的人物，以及他们如今的命运。因为对于纪录片而言，没有什么比时间的推移更能营造作品真实的氛围。当我们记录的一切凝固成一个个瞬间的时候，镜头前的人物也已经变成了我们生命历程的一部分。但毋庸置疑的是，生活还在继续，我们的主人公一定和我们一样仍旧按照自己的生命轨迹继续前行。那么，有没有继续寻访的可能呢？我和主编肖同庆试探着发出了关于拍摄纪录片集《时间的重量》的倡议，希望能够聚合多年来活跃在纪录片创作领域内的同仁，在全国范围内共同完成这一工程。
很快，我们便得到了热烈的回应，2002年秋天在西子湖畔，孙曾田、高国栋、王海兵、宋继昌、沈蔚琴、郝跃骏、禹成明等三十多位老朋友又和我们坐在了一起，相见时刻的寒暄几乎是相同的：老了，老了……
不久，几乎在同一个时刻，我们分别站到了当年工作过的地方。
三
不存在的事物只有一件。那就是遗忘。
--------博尔赫斯
2002年底，在看到许多编导寄来的文案时，我和肖同庆就已经意识到主人公们的变化肯定是巨大的，但真正到了拍摄现场我不得不说自己太没有想像力了。今年春节，我来到了当年拍摄小保姆的安徽省无为县，县城和集镇的变化令我们一直感叹不已。和10年前相比，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市政设施和企业外观上，更表现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当年《远在北京的家》播出的时候，安徽省的一位主要领导曾经严厉的批评了这个作品，认为它没有全面展示安徽当时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甚至说了“丢了安徽的人”的话。而今天我们再到无为的时候，县里陪我们的干部一直在谈劳务兴县、观念兴县。时间的沉淀已经让当年的是非争辩一目了然。
我想，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的纪录片人也是幸运的。我在不同的场合都听到过国外的同行表达出对在中国作纪录片的艳羡之情，中国的变化的确是太大了。在我们的镜头前，孩童变成了少年，少女变成了母亲，乡村变成了城镇，梦想变成了现实……在一张张面孔中我们读到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容颜的转变。
天安门几乎是中国的象征，500多年来，它见证了中国的沧桑，也成为纪录片人讲述时间的一个象征物。我们所能找到的天安门最早的活动影像是1903年由一个不知名的外国摄影师拍摄的，在他之后，许多著名的和不著名的摄影师以及张学良、梅兰芳等名流摄影发烧友也在这里留下了身影。1949年为拍摄开国大典苏联派出了专门的摄影队，此后几乎每年的国庆节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都会组成强大的班子实录国庆节群众联欢场面，70年代，天安门出现在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里，80年代，中央电视台导演时间和他的纪录片试验小组选择了天安门作为他们拍摄的对象，完成了500分钟的巨制，1994年，年轻的纪录片导演段锦川从西藏返回北京，他和独立制片人张元也选择了天安门。
谈及这次选择，段锦川说他“并不是想表现政治历史的变迁，也不是想表现一个生活状态的变迁”，而是想“通过94年当下的一种状态来折射广场后边的某种概念。”当时其实对于我们纪录片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要找到一种什么样的影像方式来表达我们对“时间切片”的认识。天安门的外观，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那么几代纪录片人为什么都选择了这座建筑呢？我能够想到的答案是：他们选择了容颜仍旧的天安门，正是为了衫托时代、时间对社会、对人的改变。
在段锦川的黑白胶片中，天安门变成了一个隐喻。从这时起，许多中国的纪录片工作者在使用自己的摄像机镜头来观察世界的同时，也开始用它来思考问题。
在这一点上，孙曾田从《最后的山神》到《神鹿啊神鹿》表现得特别明显。
从1991年开始，孙曾田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大兴安岭，1995年，一个叫柳芭的鄂温克女子走入他的视线。柳芭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出版社，她对城市生活很不习惯，又回到了大兴安岭。孙曾田意识到这不是很简单想家的问题，有更深层的东西值得探究。三年后，孙曾田完成了纪录片《神鹿啊神鹿》，我们看到了一个从都市回到森林的鄂温克女子内心的挣扎和矛盾，看到一个古老部落在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撞击中的徘徊和无奈。这部片子再次给孙曾田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但节目完成后他和柳芭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
今年夏天，孙曾田再一次来到了大兴安岭，而柳芭却在去年因为饮酒过度溺水淹死。等待孙曾田的是空寂的山林和远去的鹿铃，他体会到了两个字：宿命。
三峡工程是能够体现时间重量的另一个代表，就在两个月之前，我们《见证》栏目《三峡》摄制组开始进驻三峡库区各主要地点,他们正在纪录的是三峡大坝蓄水前最后阶段的情况。用影像记录重大事件和社会的变迁一直是中国纪录片人引以为自豪的理想。
从1992开始，来自全国的纪录片创作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三峡的关注，他们于不同时期拍摄的纪录片为我们留下了10年来三峡地区沧海桑田的珍贵资料。三峡原有的风貌正在变成记忆，而这些记忆也正凝结在我们的影像之中。
今年已介不惑之年的梁碧波从1995年开始拍摄纪录片，农学院毕业的他拍摄了大量以远离都市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内容的作品，并多次获得国内外的各种奖项。1998年，他拍摄的《三节草》获得了法国真实电影节特别奖。今年，作为《三峡》的导演，他再次接过了前人的摄影机。在此之前，他已经以他惯有的执著和高效完成了《三节草》和《婚事》的重访拍摄。尤其是这次拍摄《三节草》，六年的时间跨度，让他感到时间对人的命运改变真是太大了。梁碧波说：“像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应该发这种沧桑感的感叹。”在90年代的纪录片圈中梁碧波是比较年轻的一位。
也许，一百年以后，我们的子孙会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产生好奇，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工作的意义才会在那一刻真正显现出来。然而，和我们看到的重大历史瞬间不同，纪录片记录社会变迁往往是通过无数琐屑的细节片段构成的。在三峡工地汇聚着许多纪录片拍摄者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在用另外一些方式为变化中的中国做传。
独龙江，在云南西北的高山峡谷中静静地流淌着，行走了几百年的马帮是这里的人们与外界沟通唯一渠道。这里曾经是人类学学者郝跃骏的研究对象。在进入云南电视台之后，他用田野人类学的调查方式对这里进行了忠实的记录。1997年4月，通往独龙江的公路终于开始建设，云南省境内最后一支国营马帮行将解散的时候，郝跃俊又选择这支马帮作为自己的拍摄对象，在两年的时间中，他多次跟随马帮翻越高黎贡山，其间他们一起经受了生死的考验。
在郝跃俊看来，时间让人真实的看见了一个民族的进步，它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变迁，这种变迁和这种变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今年春节，郝跃骏再一次来到独龙江畔，熟悉的风景消失了，几年前的记忆却被精心地保存在他的纪录片中，也保留在郝跃骏的心里。他真诚地说：“我自己非常荣幸的用影像来记录正在消失和已经逝去的历史，我自己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四
总有少数人在仰望星空
------王尔德
其实和郝跃骏一样，许多纪录片导演都为这次故地重访而深深震撼，也非常高兴参与了这次工程。拍摄过《平衡》、《空山》的彭辉在节目策划阶段正在埋头于一个大型系列片的创作，当得知我们的计划之后，毅然地抽出身来完成了他的三部片子的重访拍摄，而且一再强调说，即使没有我们这次策划，他也会去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他觉得那里有他的牵挂。和他有相同感受的还有《深山船家》的王海兵、《家园》的王影、《影人儿》的孙杰等。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更是以整体合作的方式参与到这次活动中。而《爆炸》的戴艺、《龙脊》的杨小肃更是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主人公的拍摄……
另外一点让我感动的是，许多当年的纪录片导演现在都已经是电视台的领导或者是频道、部门的负责人，还有一些人已经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可以说是这次工程又把大家聚合在了一起。大家也很珍惜这次缘份，并且都希望这样的重访能够每隔三、五年进行一次。它将对中国的当代史和社会变迁有着非常可贵的史档价值。正如《家住沙漠中》的导演纪林所说，时间把该留下的留下了，把该给予的给予了。留下的是美好的，给予的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种微妙的变化。
时间决定了纪录片的厚重感，但时间也是残酷的，记录者在记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老去。对于历史来说，人的生命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在这个瞬间里，除了记录，我们又能够做什么呢？
应该说这就是纪录精神的所在吧。
这些年读了许多关于总结九十年代中国纪录片运动的林林总总的论述，每次读到这种文章，总觉得它们故意的遗漏了一些什么。是什么呢？我一直想尝试着从一个新的角度、从我自己的经历对九十年代的纪录片进行一次个人化的、感性的梳理。所以，这次《时间的重量》的完成算是了却了我一个心愿。我感到这次活动真正用影像的方式对90年代纪录片进行了一次属于纪录片人的总结。
应该指出的是，这次重访的选片范围显然还不够广泛和有全面性，起码一点，许多独立制片人的作品没有收录其中。这是和我个人的经历以及个人的喜好相关联的。所以说这是一次率性的选择，带有浓重的个人化色彩，是一个“一个人的排行榜”。但这次节目的代表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次艰难的回访和再记录对许多人来说，是在穿越时光隧道，从现在回到过去，再经由过去关照今天。真实成就纪录片，我们把浓度交给时间；透过时代变迁和历史积淀来寻找时间的重量。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个约定缩影，这些纪录片中留存着中国近20年的真实，它们一直在散发着不易被人感知的深远影响力，足以照亮被时代遗忘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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