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纪录片还没到高潮-陈晓卿工作坊-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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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见证》栏目制片人接受本报专访谈栏目发展历程

“我们更多的是在摆事实，对这种事实的选择背后站的是我们的价值观。”

　　■人物名片

　　陈晓卿198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摄影专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分配至中央电视台工作。

　　1991年开始拍摄纪录片。

　　代表作：《远在北京的家》、《龙脊》等，多次获国际、国内电视节奖项。1996年开始制作文献纪录片，为《朱德》、《刘少奇》、《百年中国》总编导。目前为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见证》栏目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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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证》原名为《纪录片》，栏目诞生于2000年11月，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批30分钟的纪录片节目。节目创作播出过《百年中国》、《发现曾侯乙墓》、《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风云》、《一个作家和一个城市》等电视纪录片。栏目播出一年多之后由于收视不理想全面改版，节目名称变为《见证》，将原来《纪录片》中纯粹的纪录片改为以制作播出商业纪录片为主。

　　往商业靠是大趋势

　　新京报：《见证》可以算是央视最早一批的纪录片栏目，你们那时打算要做什么样的纪录片？

　　陈晓卿：最一开始，我们是想做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就是人文纪录片，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记录，但那个时候观众不买账，纯粹的纪录片投入太大了，我们做了一年就做不下去了，太耗钱，后来才做成了现在这种商业纪录片。做了几期之后，发现我们的时间不够，制作周期不能保证播出，纪录片最大的魅力就在它未知的部分，老拍它已知的部分，导演自己都会很快觉得没意思。

　　一般一个纪录片的拍摄周期应该在半年以上，从成本计算根本不可能。以前一个编导带着摄像机经常一消失就是半年，他出去拍摄一天的全部花费就是2400元，这样半年要几十万。现在我们规定编导最多只能出去15天。

　　新京报：这种往商业上靠拢的选择是你们自愿的吗？

　　陈晓卿：往商业靠是大趋势，毕竟电视台是有运作成本的。拍摄周期缩短，文案部分加大，因为它不牵扯到出差、机器费用，基本一个导演的文案应该可以让我看到片子完成60%的情况。

　　新京报：后来《纪录片》改名为《见证》之后，节目定位上有什么变化吗？

　　陈晓卿：《见证》比较明确做历史纪录片，大家做的就是变迁，就像大家都做一个“牛肉牌”牛肉，它的品牌就不会特别清晰，你要做“灯影”牛肉，或者“平遥”牛肉，大家就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新京报：这样定位是清晰了，但是想传达东西是不是受到了限制？

　　陈晓卿：还好。我们把更多东西做在了前期，比较鲜活的情节更多是个人生命史的内容，像《现象1980》、《甲子》。

　　个人化的表达太多了，一定会影响到节目整体的定位风格，从大众传播的规律来讲，这样是会丢失掉观众的。

　　新京报：但是纪录片本身不就是应该多拍摄吗？加大文案部分合适吗？

　　陈晓卿：这是国际上操作的趋势，包括国际上专业的纪录片频道也是这样，都是成本的压力。

　　个性化的东西更多来自民间的DV青年

　　新京报：从《纪录片》到《见证》，你觉得节目本身的进步在什么地方？

　　陈晓卿：更多是技术手段上的。从自己的手段来说，让人更安静了，《纪录片》更多重视的还是个人化的东西，《见证》还是要和整体节目风格相统一，更像类型片，应该有兴奋点，明白在什么地方。

　　新京报：这样会不会太抑制了个性的发挥？

　　陈晓卿：对社会现象的反映，个性化的东西现在更多是来自民间的DV青年，（先进观点的纪录片在主流媒体里是不大能看到的？）对。其实这是特别背离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做这种人文纪录片，因为它的魅力一个是非主流话语的观点，一个是个人个性化的表达，这和公共电视台的定位确实有冲突。

　　新京报：这种纪录片本身小众化的样式与大众传播媒体之间存在的矛盾可以解决吗？

　　陈晓卿：欧洲人、美国人吃饱了会更多关注人文方面的内容，中国人温饱刚刚解决，生存压力大，更喜欢轻松、娱乐的电视节目。目前中国纪录片最大的困难就是大的背景环境。大的环境使得一些带有观念性的、比较深刻的东西不适合在主流公众媒体上播放。中国人还是太需要休息了，和欧美人闲着没事想关心一下世界不同。但是我们的音像制品发行非常好，有非常固定的观众群。（你们有没有专门研究收视人群？）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最终结果还是语焉不详，我们收视取样的范围太小了。

　　新京报：我们现在与国外纪录片主要的差距在哪里？

　　陈晓卿：首先是我们大的环境还不是能够特别准许个性的发挥，尤其是作为主流媒体，你担负的不仅是个人责任，还有媒体责任，你自己承担起这个责任之后，就必然会损失个性。还有从画面语言的制作上，我们还落后国外很远。有人总是把“纪录片”写成“记录片”，其实在中国很多“纪录片”就是“记录片”，它里面拍摄的东西不会主动站出来说话，用了很多的话外音，我来给你讲，给你介绍这是什么东西，国外的纪录片里一个动物或者一个人，他会自己在画面中表达出导演想传达的东西。国内同行在交流的时候也往往忽略这一点，大家重视的还是立意的表达这些行而上的东西。

　　全国纪录片的发展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

　　新京报：其实纪录片的“记录“功能也应该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录制下的毕竟是当时能被记载下的最接近真实的状态……

　　陈晓卿：对，我们更多的是在摆事实，对这种事实的选择背后站的是我们的价值观。2001年做的很多东西到去年还在香港的亚视播出，它的效果不是短期的，是长期的。有卖音像制品的人问我，是不是你们的片子做得越来越差？以前的片子卖得很好，新的片子反而不行，我说不是，纪录片的隐性价值是大过它的显性价值的，它的价值是恒定的，变化非常少。

　　新京报：现在很多比较高端的节目都有“娱乐化“的倾向，比如《百家讲坛》这么专业的节目也向大众靠拢，你认同这种做法吗？

　　陈晓卿：这不是我认同不认同的问题，这是大的趋势，我不认同肯定会被淘汰。你如果在主流媒体里做，这个认同是必须的，如果把我们节目放在晚上8点半做，那我肯定是也要做这些方面的改造。每个游戏都有它的规则，参与进来就要遵守规则。

　　新京报：即便这样做了，有人说你们节目过于通俗，你也能接受？

　　陈晓卿：我可以接受，我也可以解释，也并不是说通俗的节目就一定不好。《百家讲坛》再通俗也通俗不过《幸运52》吧。

　　新京报：最近央视《大国崛起》等几部纪录片的反响都很好，你认为这是一个纪录片的小高潮吗？

　　陈晓卿：不是高潮，只是按部就班地向前走的过程。只有有量才能有质，现在这个量还远远达不到。因为前几年纪录片确实比较凋零，很多省级电视台几乎取消了纪录片的创作，因为投入大，但是出来钱的速度还慢。央视现在对于纪录片栏目的保护力度还是很大的，这些节目的权限要比娱乐节目宽松得多。其实全国纪录片发展的总体情况并不是像一些官方机构，或者大家想象的那么好，在经费、媒体的扶持方面，甚至不如过去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