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摆事实，不讲道理-陈晓卿工作坊-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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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时代的侧影》、《现象1980》、《甲子》这些片子里，历史似乎有了开口诉说的姿势，历史资料全用原片同期声，看不到所谓专家的指指点点，“不需要他们引导观众”

　　话说1979年盛夏某日，安徽省灵璧县城，14岁的男孩小清子猫在粮站门口，探视他可能的未来。

　　他很淘气，初中毕业会考分数够不上录取线，因为父亲在这所中学任教，被“照顾”进了高一。母亲说，考不上大学，进粮站开票是没问题的。

　　现在，小清子正望着那个开票的瘦男人：眉毛胡子上挂着一些面粉，像当年的动脑筋爷爷——他困顿地望向天花板，长久保持这个姿势，每当运粮女工从身后过，他会飞快地转过身去摸一下她的屁股，又飞快地转回来，继续望天……小清子的心低下去，低下去，突然，开票男呲出黄牙，奋力从鼻孔中拖出一坨鼻屎，毫不犹豫地，按在桌面上。

　　小清子一路狂奔到家，迅速拿起数学课本。1982年，他考上了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因为个子高，不近视，从第一志愿新闻编采专业落进招不满的摄影专业。这一段，被陈晓卿(小清子的学名)概括为“一坨鼻屎改变的人生”。

　　2007年盛夏，北京西客站附近一个部队干休所，央视《见证》、《探索?发现》、《人物》栏目都在这里。《见证》机房里，有用到极难看的微波炉、几张行军床。据说，陈晓卿最亲近的办公伙伴是一方小毛毯，抖开一搭就是一夜。办公室里往来全是汗衫板拖，大嗓门儿不少。二楼走道一块牌子上有行小字：真实就是力量。

　　平头、面皮黝黑、眼睛炯炯放亮的陈晓卿坐在里间啃一份汉堡——昨夜又通宵，干到凌晨5点，这会儿已经过了午餐时间。

　　在徒弟眼里，他是各地纪录片人的北京办事处，是眼里闪烁着纪录片光辉的沙龙男主人，是磁场强劲的男“交际花”，是一个真小资；他对自己的评估是：不会摆谱，不善公关，“拉赞助，谈一个崩一个”。他以给周围人带来快乐为己任，他的手机里存着京城几百家餐厅的行车路线和订餐电话。

　　“为什么不把他哭泣的镜头拍完？”

　　80年代的北广云集了童宁、崔永元、时间、白岩松、黄海波，以及一大批日后撑起中国电视的年轻人。当时，自封“婚纱摄影专业”的陈晓卿很长时间不适应画面思维，似乎也没热爱，只是海量地看外国片，故事片、纪录片、毛片，什么都看。

　　“那时候的业务气氛真是浓，下了班儿，22楼的灯彻夜长明，都在看片儿。”

　　师从朱羽君教授读摄影美学硕士，学到最多的是怎样做人。“不要当官。”朱教授说。陈晓卿说他生来怕长官，当年进出老师家，与朱教授的爱人(当时央视副台长)没说过超出“您好”、“谢谢”、“再见”之类的话，直到副台长快退休了，他才意识到“有很多话可以讲了”。他喜欢跟普通人打交道，“这是后来拍纪录片很重要的素质”。

　　1986年，拍过《四万万人民》的纪录片大师伊文斯到北广讲课，陈晓卿的实习作品《战士从这里起步》被推荐给他。老头盯着一个战士哭的画面问：“他哭了多久？”“10来分钟。”“你拍了多久？”“十几秒。”“为什么不把他哭泣的镜头拍完再关机呢？”“老师说过，特写镜头不应该超过5秒。”“为什么不把你看到的、让你感动的东西原原本本交给观众呢？”陈晓卿心里一震。

　　“那时我们的纪录片观念太落后了，全景8秒、中景6秒、近景特写3到4秒，剪辑出来，从没想过让画面里的人自己走出来说些什么。”这样的作品看得伊文斯很着急，老头说过这样的狠话：“你们都叫我老师，可我在这儿没有一个学生。”这话让陈晓卿大受刺激。

　　有段时间，陈晓卿跑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旁听司徒兆敦和周传基的课，跟两位教授成了很好的朋友。司徒老师家床底下全是录像带，有时老师不在，他跟师母打个招呼，在床底下淘啊淘，揣上几盒走人。

　　侯咏、吕乐摄影，法国人导演的《怒江，一条迷失的山谷》，改变了他即将开拍的《龙脊》的许多想法；迈克?摩尔的《罗杰和我》，多年之后他拿着给传媒大学的学生讲了好几堂课；还有艾伦?米勒的《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1991年，他第一部纪录片、讲述安徽洪灾的《孤岛纪事》在央视播出后，台里前辈李绍武说：“这片子怎么像外国人拍的。”陈晓卿特意找到李老师请教：“您觉得这片子拍得不好？”“这是最好的表扬。”李老师说。

　　这片子是怎样拍出来的呢？陈晓卿找了淮南电视台一个朋友帮忙，一台车，一部3/4格式的录像机。没钱，住制播合一的办公室，下班必须锁门，他得提前买好吃的，夜里只有小便的地方，大的不行。他在一个被洪水困住的小岛上生活了23天，拍救灾，更多的是拍受灾百姓的生活。带子金贵，同去的人总是提醒他：够了吧。他还是拍啊拍。尽管片子备受好评，但他心里清楚：洪水是什么，电视上播出的画面和现实之间有着怎样的距离。

　　拍到这些，摄像机都不想要了

　　“我们这一代人对那种空讲道理特别逆反，我就想只摆事实，不讲道理，纪录片恰恰能实现这个。”

　　“但是你选取这段事实，不选那段，这里面肯定有你的价值判断。”

　　“肯定有。每个人眼中的历史都不一样，时间拍的《周恩来》是这样的，邓在军拍的《周恩来》是那样的；刘敬坤看到的流亡学生和钱钟书看到的完全不同；何兆武眼中的青春跟杨沫眼中的也不一样。这是允许的，非常自然，不是说一个东西它从根上就是红的或就是黑的，你看到听到，经过大脑过滤，最后说出的，是你内心想表达的。”

　　《远在北京的家》就是他人的故事在他内心的投射。那时陈晓卿到北京已经整10年，住集体宿舍，跟江和平(现央视体育频道总监)一个屋。“每次他老婆来了，我就上外边玩儿去，我老婆来了，他上外边玩儿去。看着晚上的北京，心想，操，这他妈肯定不是我的城市。”

　　有几次坐火车回家，陈晓卿听着到北京做保姆的同乡女孩卷着舌头说话，就动了拍她们的心思。他和安徽台的同仁摸到安徽无为县妇联，找了22个第一次去北京做保姆的女孩，从她们离家的那一刻跟拍，坐汽车，坐火车，一直跟到她们进了北京城，在一些人家安顿下来，历时一年半。城市的冷漠、伪善，外来者不停地委屈自己迁就它、适应它。片子粗剪出来，朱羽君教授看哭了。

　　今天回过头看，陈晓卿觉得它在技术上粗糙，但是用了心，动了情。他的学生认为这是陈老师最好的作品。而另一头，10多年过去，那些姑娘有事还会跑到央视找陈晓卿。

　　1993年，上海台的《纪录片编辑室》、央视的《生活空间》等，破天荒让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上了荧屏。生活的残酷，普通人的挣扎、隐忍，取代了英雄人物的单一和苍白。步入21世纪，这类片子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不是让你哭，就是博你笑，“恭喜你，答对了”、“OK，给点掌声好不好”。他讨厌这样的节目。某天，他突然想出一个词：纪录片的贞操。他说，就算今天已经很开放了，“贞操”还是有人在乎的吧。

　　他的理想是像小川绅介那样拍到死。无论拍土豆还是拍上帝，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他自信可以胜任任何类型的片子。

　　“发现平凡生活里的乐趣，那种快乐，多少钱也换不来。拍《龙脊》时有一段，一群孩子上课，小主人公上台解题，完了老师带领同学们表扬他：‘潘能高，最能干，潘能高，最能干。’这孩子来自单亲家庭，由爷爷带着。爷爷原是桂北游击队队员，解放后在兴安火车站当巡道员，后来回到山里成亲、当农民，整个人都系在这孩子身上。他是村里惟一见过世面的人，知道李宗仁、毛泽东。摄制组进村时，村长说，去潘家聊吧，他汉话说得好。聊着聊着潘能高放学了，把书包一扔，往地上一躺，拿出课本念：‘泉水泉水你到哪里去……’爷爷马上拖着个板凳凑过去看孙子念书，就那种贱兮兮的样子，也不理我们了。后来我们拍爷爷教孙子插秧，那是潘能高第一次下田，完了爷爷站起身说：‘潘能高，真能干。’唉，我们拍到这些的时候，真是摄像机都不想要了，扔田里算了。”

　　“让普通人不畏惧你的镜头，难吗？”

　　“一点儿都不难。马克思说，无产者失去的，只有锁链。一个农民，一个打工仔，他可能有说假话的企图，但可能性很小，他为什么要说假话呢？”

　　在瑶族村寨拍《龙脊》，前一个月拍的素材几乎没用上，后来渐渐不同。

　　“拍一个孩子割猪草回家。他从山上下来，我们提前跑两步，拍他开门，扔下猪草，跨过摄像机，当我们是他们家的狗一样，哈哈。”

　　从《刘少奇》到《森林之歌》

　　拍完文献纪录片《刘少奇》，陈晓卿见到了刘的家人，经过关键人说服，王光美同意接受采访。1998年2月的16天里，摄制组每接到通知就扛着设备，赶到木樨地王光美的家中，从头说起，包括在西柏坡的婚礼。老人的修养、党性、坚忍，让他落了泪。因为某种原因，最终成片的12集纪录片里，王光美的访谈不到5分钟。去年老人去世那天，陈晓卿接到朋友短信时正在同学聚会的热闹里，他挣出来清静了几分钟，稍后写了这样几句话：“那些磁带静静地躺在中央电视台的素材库里，恒温恒湿。希望我将来的同行们能够发现它们，善待它们。”

　　从徒弟金铁木花3年时间拍完的《圆明园》，一路谈到任学安总编导的《大国崛起》，陈晓卿有保留地赞扬，这些片子从最初极好的创意到折衷、让步、完成，他一歪脑袋：“实现了初衷的50%？”他断定，一个为国家电视台工作的有思想的编导，必须放弃一部分个人理想。

　　1998年，陈晓卿深入阅读党史和传记，所以今天他能告诉你哪部高级将领的传记含金量最高，哪段史实有出入。那些难得的采访经历已转化为对伟人、对历史的再认识，种在心里。拍完《宋庆龄》，他渐渐淡出文献片，回到普通人中间，用他的话说：接地气。

　　《见证?影像志》诞生于2000年11月27日，前身叫《纪录片》，从早先的历史文化领域转向社会史、民生史，定位于记录中国当代变迁，子夜播出。

　　这批常被深夜剪辑机的荧光映得面孔发绿、随时可以和衣而卧或者整装出发的纪录片人，瞄准的是《国家地理》、D iscovery和BBC纪录片。他们记得陈晓卿在机房反复说的那句话：摆事实，别讲道理。他们也记得栏目的《圣经》是年鉴学派著作，目标是成为中国影像历史的一部分，入图书馆、档案馆。

　　在《一个时代的侧影》、《现象1980》、《甲子》这些片子里，历史似乎有了开口诉说的姿势，历史资料全用原片同期声，看不到所谓专家的指指点点。“不需要他们引导观众。”他说。

　　将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发生的事，和同一空间不同时间发生的事糅起来、串起来，《见证》试图尽可能传达多种声音和信息，就像药剂里的复方，这是陈晓卿目前的“真实历史观”。

　　被打捞的记忆、大量的细节，随画面上步鑫生、张蔷、穆铁柱、汪国真、毛阿敏、少年大学生宁铂，或者砖头录音机、牛仔裤、霹雳舞、模特儿、朦胧诗、托福、深圳速度、涉嫌裸体的机场泼水节壁画一一展现。他对细节的敏感，也许是由童年故乡西关澡堂子里木拖鞋“啪嗒啪嗒”的声音一路淌过来的，所以在巫山拍片时，旅店女主人提把暖壶过来续水，他能一眼望见上面4个字“移民光荣”。

　　2003年，有了笔钱，领导说，做个自然类的节目吧，于是请老外来做培训，接着全栏目人马分组奔向森林。人数最多的一组也就3个人，在大兴安岭、长白山、秦岭、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方热带雨林一次蹲上20多天至75天不等，精打细算着航拍……

　　3年过去，长焦、红外以及微距镜头下，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大熊猫、金丝猴，会飞的鼯鼠、美丽的碧凤蝶、芭蕾舞演员般的黄猄蚁、万分之一克重的胡杨种纤毫毕现，栩栩如生。审片时，领导问：“这都是你们拍的啊？”组里的人答：“都是。”

　　拍片期间，各摄制组都欢迎陈晓卿上他们那儿去，因他号称“活体蚊香”，“关键是气味，人的气味可以吸引10公里之外的蚊子。”3年下来，连他儿子的自然知识都大长，“可惜中国没有博物学家，搞科普的同志都在吵架。等我们真正明白该怎么拍，摄制已经快结束了。”

　　这边在遗憾没能把对生命、轮回、报应的理解完全表达出来，那边拍秦岭的编导已经收到国际灵长类动物研讨会的邀请函。“照说，这么大的央视，也该有个野生动物部。”他说。

　　11月19日，耗资1000万元、描述中国森林版图的11集纪录片《森林之歌》开始在央视播出。跟3500万欧元的《迁徙的鸟》和BBC耗资1700万英镑的《地球脉动》有一拼吗？他嘿嘿一笑，“到时候看。”

　　小时候，他第一次看到的电话是那种捆着干电池带摇把儿的，打电话的人总是对着那玩艺儿吼，说给我接哪哪哪。听说电信要恢复这种电话，他很想对着它说，请给我接地气！

　　他怀念那些日子，比方在杭州朋友家吃掉朋友母亲做的一整只酱鸭，把老太太看傻了。 “现在好像最好的朋友都不到家里去了，见不到父母了。”他怅然地说。现在更多的是饭局上笑呵呵摇了半天手，暗里使劲回忆：“这孙子是谁啊？”

　　每年春节前夕，透过办公室的窗户，他能闻到西客站传来的回乡的气味。他就想，我得回去了。可是，父母在北京，房子车子孩子都在北京，回哪儿去呢？

（本刊记者李宗陶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