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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古装穿越、宫斗、婆媳等电视剧大行其道之时,“人淡如菊”的纪录片大多时候都与“热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的确,无论从播出时间,还是纪录片本身的定位看,《舌尖上的中国》都不具备成为热播片的潜质。

    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悄无声息地红遍了全国。尽管该片热播已经两个多月了,但其热度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散,不管是舌尖所衍生的诸如书籍抑或是其它产品,还是对于该片中从美食到食品安全的立体发酵,都让纪录片这个最古老的影视方式,再次闯入公众的视野。

    现状是,每年我国电视台共播出海外纪录片总量约2万小时,而国产纪录片总量仅1000多小时。国产纪录片的创作者历尽千辛万苦,才“孕育”出一部作品,这些“新生儿”仅有一部分能到达市场,而进入市场后却往往无人问津,难以成活,至少难成大器。而随着“舌尖”这部纪录片的红火,使得很多资本将纪录片看做是投资的新大陆,就在“舌尖”播出后的两个月里,多部纪录片开始登陆荧屏,七月中旬,记录春晚30余年的纪录片《春晚》在央视一套播出。

    徘徊在市场迷途的中国纪录片,会因为“舌尖”的热播,从而结束寂静多年的现状,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吗?

中国纪录片市场迷途

   包括舌尖总导演陈晓卿在内的诸多纪录片从业人员,都称对舌尖的爆得大名“完全没想到”。而陈晓卿这位被纪录片业内看做是难得一见的精英,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因为拍摄纪录片优良而走上领导岗位,当时还有不少人为之扼腕。

    被称为“中国纪录片沙皇”的康健宁就说过,中国很多有潜质的纪录片导演,大部分都走上了领导岗位,这对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是一种伤害,但康健宁还说:“真正的纪录片人,身上一定有难以磨灭的人文情怀,他们的梦想就是拍出好的纪录片。”

    陈晓卿自己也说,拍舌尖就是为了“继续自己的梦想”,尽管舌尖播出后,关于舌尖本身,陈晓卿自己都不记得接受过多少媒体的采访,但谈到中国纪录片这个更有拓宽含义的话题时,这个热爱纪录片的人仍然充满热情。

中国纪录片辉煌曾空前绝后

   舌尖的热播,让很多对纪录片并不熟知的公众,开始重新审视这种题材。事实上,就在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帷幕不久,一部25集的纪录片《话说长江》就走入了人们的视野。这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及人文的纪录片,1983年8月7日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播出后反响空前热烈,全国观众的反应以及它被赋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纪录片本身传达出的信息,因为中国观众第一次全面直观地看到了国家的人文地理。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纪录片评估体系创办者何苏六告诉记者:“《话说长江》触动了那个时代的脉搏,从小处说,当时的中国人还未摆脱贫困,还不知道什么是旅游,更不知道国家山河的壮丽;从大处说,当一个国家向富强迈进的时候,所有人都怀有重塑国家的强烈愿望,而展现国家美好的《话说长江》恰恰触动了人们的爱国热情,这部片子当时的收视率达到了43%,成为后来的纪录片无法企及的高度。”

    关注中国纪录片多年的媒体人王威表示,《话说长江》的时代,没有当下如此多元的娱乐方式,看电视是当时最大的业余消遣,而随着电视机的普及,《话说长江》被如此关注,亦是水到渠成。

    尽管《话说长江》后,先后有《话说运河》(1987年)、《河殇》(1988年)、《望长城》(1991年)等记录中国恢弘磅薄的纪录片播出,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再也没有一部纪录片像《话说长江》那样引起全国性的关注。

    国家广电总局发展中心副主任杨明品总结当时的纪录片发展路径时说:“这段时间以来,纪录片管理以管控为主,所有的影视节目主要服务于政治需求,这个阶段主流纪录片以文献政论片、新闻纪录片为主,重点强化了一些带有很强政治性、权威性的特质,因此,纪录片管理制度相比其他影视节目更加严格。”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电影、电视纪录片管理制度有20多项。在诸多因素下,中国纪录片进入了业界所公认的“冰河时期”,仅有不多见的优秀纪录片获得国内外的认可,曾经担任宁夏电视台副台长的康健宁在1989年拍摄的《沙与海》获得第二十八届亚广联纪录片大奖,但紧接着连续几年拍摄的纪录片都未能播出。

    就在康健宁奋斗着自己的纪录片梦想期间,陈晓卿也拍出了《龙脊》这部叫好的纪录片,然而,不长时间后,陈晓卿就走上了领导岗位。“学而优则仕”则成为陈晓卿们的几乎相同的晋升阶梯。

    在今年7月17日,某沙龙搞的一次纪录片观摩会上,康健宁被邀请到场,然而在纪录片播放的过程中,不断有参与者进场并互相寒暄,康健宁的脸色难看起来,何苏六说:“老爷子太热爱纪录片了,像这么不尊重纪录片的行为,他很难接受。”

在国内没播出到国外获奖

    康健宁的坚持,并没有让中国纪录片从低谷中走出,但耐人寻味的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很多独立拍摄的反映底层生活的纪录片,反而在世界大大小小的纪录片奖项上获奖,大部分获奖的纪录片的共同命运就是,没有在国内播出。

    记者:我注意到,很多获奖的纪录片,内容反映的大都是围绕诸如吸毒、艾滋、卖淫等方面,但是这些事情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国外评委为何对中国的更加青睐?

    何苏六:迎合了国外有色眼镜是非常小的因素,因为这些年来,我当过很多国内外纪录片奖项的评委,对于纪录片来说,真实以及充满了人文关怀,才是打动评委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然,也有很多评委想知道,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另一面是什么?

    记者:既然如此,为什么很多纪录片不能播出?

    何苏六:这有管理方和制作者之间的误解,按照规定,中国纪录片要到国外参加评选,必须由相关部门组织选送,而很多制作者认为拍摄的关于社会阴暗面的内容不会通过,双方就在彼此不信任中,加深了误解,这需要双方更理性地看待彼此的立场。

    纪录片《西藏一年》,是导演书云在西藏拍摄了一年,真实记录了寺院喇嘛、妇女干部、乡村医生、饭店老板、三轮车夫等生活在江孜卡麦乡普通藏族居民一年四季的生活,摄制组大部分成员由藏族人组成。里面反映了很多西藏落后的东西,这部片子先是在英国BBC播出,随后就有美国、法国、德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流电视台购买播放,在BBC一年就播放了三次。

    但这部片子在国内也播放了,不仅如此,这部真实展现西藏的纪录片,也得到了国家的好评。我曾经问过书云,国内播放的版本和国际版本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她告诉我,内容上基本一致。

    这个事情表明,很多人们误以为的诸如敏感或者其他因素,只是一个误解,双方需要更多的沟通。

    记者:但是,虽然播出了,但很多优秀的纪录片却很少重播,崔永元不就经常表示,诸如《我的抗战》等口述历史的纪录片,播放一遍之后就进入库房了。

    何苏六:管理方有关于纪录片重播次数的规定,这个规定的出发点本来是想鼓励制作者做出更多的原创纪录片,但他们不知道,纪录片和电视剧、电影以及综艺节目根本就不是一个评价体系。纪录片的拍摄周期都很长,很多纪录片都要拍摄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纪录片的价值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步增加的。

中国纪录片想进院线极难

    有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共生产故事片526部,仅次于美国和印度,位居全球第三;但纪录片却只有16部,指那些拿到过“准生证”的,这个数量在全球排不上号,其中也只有13部走向了市场。

    2011年以来,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映的影片超过百部、总票房超过70亿,创下历史之最。但这70多亿票房中,由纪录片创造的不足100万。而相比之下,由《喜羊羊与灰太狼3》、《功夫熊猫2》、《兔侠传奇》等动画片创造出来的票房已接近8亿,差距大得令人咋舌。

    其实近10来年,中国本土纪录片一直很少在影院出现,即便出现也无人问津。影院播放的纪录片一般都是引进片,如《帝企鹅日记》、《海豚湾》等。

    国产纪录片方面,贾樟柯一直奋战在一线。近几年,他的《东》、《二十四城记》和《海上传奇》在国内公映,其中仅有《二十四城记》票房突破了百万。以贾樟柯的名声,成绩尚且如此,其他导演就更难了,只能默默无闻、自生自灭。

    2010年,我国有13部纪录片在主流院线上映,无一通过票房收回成本。成绩最好的《复兴之路》收获票房200万,《海上传奇》和《外滩佚事》仅有50万-60万,已算成绩突出。根据《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公布的前150名国内票房数据显示,除以上影片外,没有纪录片入围,最后一名票房在50万左右,即多数未过50万。

    国产纪录片另一个窘境就是收视率低,电视台拒绝播出。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张同道说,除非是政府主导的项目,绝大部分纪录片在拍摄之前都没有拿到国家广电总局的拍摄许可证,拍完之后除非有电视台购买,否则就根本没有通过公共渠道让大众接受并收回成本的可能性。

    2010年,由主持人崔永元策划、出品的32集电视纪录片《我的抗战》曾轰动一时。从2002年起,崔永元策划“口述历史”纪录片项目,8年间其团队共采访了近4000人,总耗资1.3亿元。但即便是这样的制作,仍然难以在市场上寻到出路。

    该片总导演曾海若表示,由于国产纪录片没有收视率,各大电视台均拒绝播出,因此只能在各地组织看片。

    崔永元对此也无可奈何,他笑言,做纪录片没有人愿意主动投资,所有资金都是自己一点点筹到的;然而卖片的价格却被压得很低,还不如大老板请他主持一场婚礼的开价。

中国纪录片距离《海洋》有多远?

    去年8月12日,一部历时7年、 耗资5000万欧元、堪称“史上最烧钱纪录片”的《海洋》在国内上映。没有煽情、没有评价,法国导演雅克·贝汉用真实生动的镜头,呈现给观众一个神秘奇幻又脆弱的生命世界。

    尽管它在《变形金刚3》《哈利波特7(下)》《蓝精灵》三部进口大片的夹击下票房遇冷,却在微博上引来讨论热潮,口碑飙高。这种冷热不一的现象也令发行方和业内人士感叹国内市场对纪录片接受不够。

    记者:有些人往往把中国纪录片市场的冷淡责任归罪到制度上,陈晓卿就说过,中国的纪录片是拍给领导看的,而国外的纪录片是拍给观众看的。

    何苏六:以往的纪录片确实宣教成分太多,但最近两年,我们的纪录片已经开始与市场很好的切合了。

    记者:我看过一些纪录片业内人士的文章,感觉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意境中,但却没有产生类似《迁徙的鸟》、《海洋》这样的精品。

    何苏六:我在很多年前说过一句话,纪录片就是精英人士拍给精英人士的,对于纪录片的种类,《迁徙的鸟》和《海洋》以及探索频道拍摄的动物奇观,这样的素材本来就被大众喜闻乐见,而且,拍摄动物题材的纪录片需要大批的团队。我与《海洋》的导演,雅克·贝汉交流过,为了拍摄《海洋》,他组成了各个相关学科专家汇集的400人的团队,历时5年,花费7500万美金,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资金支持,特别是资金方面,在美国,拍摄纪录片是可以获得政府50%的资金支持的,在加拿大,一些纪录片项目还未开始前,就拿到20%上下的退税,有的甚至超过45%。政府合作制作的优惠,也是纪录片资金的一个来源。我们很难有这样的条件,这是现实。但是,我们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内容的确需要静下心并且有一定知识层次的人更容易接受。

    记者:中国的纪录片距离《海洋》还有多远?康健宁给我的答案是:我们还没有核心价值观,你认为呢?

    何苏六:从技术上来说,我们跟国外先进纪录片已经没有差距了,但我们还差在创意,差在资金投入,差在政策支持,以及整合营销等多方面因素。

    记者:《舌尖》的热播,能否是中国纪录片第二个春天的预兆?

    何苏六:还不能下这个判断,《舌尖》热播后,管理方面确实感受到纪录片带来的良好的社会效应,但我想,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始终没有出现《舌尖》这样的作品,我担心,支持的耐心是否会受到影响?所以,先不要着急说什么纪录片产业化,按照纪录片的规律,我想,未来还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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