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束光从左上方打下来，一张温文尔雅的脸缓缓进入光束，架着眼镜，望向前方。在悠扬的提琴声中，身着长褂的男子在一间徽房内顾盼着，好似正用目光拂去时光的尘埃。

    这是纪录片《重回适之路》中的一幕。旁白说道：“我们并不是在做情景复原，晚年胡适不曾还乡，情景无原可复。在拍摄本片的过程中，走在胡适故乡的所见所闻，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深远的遗憾，如果历史真能有如果，一生念念不忘我是徽州人的胡适先生，晚年如果能回家乡看看，再听见那声熟悉的‘好呀’，‘来了’，该有多好。”

    6月17日晚，在西安雁塔区丁白路的某空间内，《重回适之路》进行了小范围的首映，震撼感动了不少人：“有儿子带父亲来看的，有暗自落泪的，有放映完许久不肯离去参与讨论的。”

    “一个人不能随便抬，也不能随便抹掉”

    耗时一年，三赴胡适家乡绩溪上庄；抵台湾胡适纪念馆；兼任撰稿、导演、摄影指导；拍出100多小时素材；凭着“一张老脸”和朋友的帮忙，自己动手剪辑、配旁白—北京奥运会影像视频主任设计师、“国家形象片”导演高小龙最终拿出了30分钟和90分钟两个版本的《重回适之路》。因为经费的原因，高小龙几乎去掉了片中所有“形式上的东西”：“光影并不重要，而在于诚意。”他自我评价，现在的90分钟成片“特质朴”，但有些“扁平”；30分钟的版本则“太赶”了。

    《重回适之路》是由邓康延担任制片人的纪录片《先生》的组成部分之一。“和邓康延聊这个项目时，一说有胡适，我就说钱也别给了，我肯定当仁不让了。”对于胡适，高小龙有着近三十年的情结。60后的高小龙，在1987年的西安某书店举办的港台书展中，第一次看到了胡适的样貌：“一个长得很帅的老头。”这个长相“非常儒雅，如沐春风”的学者吸引了高小龙，他当时就搜集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资料。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陆续整理出版了大量胡适原著及研究著作，中国社科院也成立了专门的胡适研究会”，纪录片的旁白说道，“尘封近半个世纪的胡适及其思想，终于在学术及知识分子的窄小圈层中广为传播”。

    但看似被人熟知的胡适，即便又过去三十年，依旧远未回到大众身边。《重回适之路》一开头便是随机采访，面对“胡适是谁”的问题，答案大多让人啼笑皆非。画家、作家陈丹青出现在纪录片中，他说：“一个人你不能随便抬，也不能随便抹掉的，你一旦抹掉达半个世纪之长，你还要再来恢复他，人已经换了两三代了，大家还有没有兴趣读他？”

    高小龙想做的，并不是对胡适的生平或是学术做更进一步的展示。一方面时长有限，另一方面也无法比其他专职研究者钻研得更透。“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胡适一生对中国近代史，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远不该是只属于一个小圈子的事”，“影视剧上很少看到他，电影只在《建党伟业》中出现了一个片段，电视上只有凤凰卫视《风范大国民》有过他”，高小龙希望，这部“中国大陆第一部胡适纪录片”能让更多的普罗大众看到。陈丹青说：“我其实也很想知道，今天多少年轻人还愿意读鲁迅，多少年轻人还愿意读胡适？在学界，固然很有一群人，但这范围非常小，而这些人在民国的影响，远远大于今天一个阅读界，他是全社会的，他几乎改变了整个中国当时的文化。”

    胡从：在墓地前洒下故乡的茶水

    只有越接近胡适的故乡绩溪上庄，他的气息才会愈加浓烈地弥漫在百姓中间，他在书中回忆的故地，还有一些保留着原貌。尽管这样，高小龙一开始还是找不准脉络和感觉。直到他偶遇胡适族侄胡从。

    “胡从的祖父胡近仁，是胡适非常要好的朋友。胡适在《四十自述》里面花了很多笔墨写胡近仁。”高小龙介绍。胡近仁是胡适的族叔，也是他“早年最要好的朋友兼老师”，亦是胡适在故乡的代理人。胡从则是胡适故居纪念馆的正式职工。上世纪80年代，为家计考虑，胡从的母亲向政府捐献了家公胡近仁与胡适的往来书信原件，从而换来了胡从这份有着国家正式编制的工作。”

    邂逅胡从时，高小龙身上就带着这本《四十自述》。他说在拍摄《重回适之路》时，每逢绝境无路可走，总能得到先生在天之灵的帮助。除去对先生故乡的探寻、生平的介绍、成就的宣扬、风骨的追索外，高小龙决定带胡从前往台湾。

    从未出过远门的胡从，一进位于“台北研究院”院内的胡适纪念馆，一见迎面的胡适晚照，即双膝跪倒，泣不成声。纪念馆工作人员不知发生了什么，直到摄制组解释“这是胡近仁的孙子”时才恍然大悟。到了胡适墓地，胡从撒下了从故乡带来的茶水，用家乡话报告了近亲的状况。

    高小龙说，因纪录片所要求的客观性，他在《重回适之路》中尽量克制自己用情。虽经过淬炼，情还是可感。但这情已超越亲情与乡情，它更深，更广。

    高小龙欣赏台湾纪录片制作人陈君天，陈君天今年72岁，一部《一寸山河一寸血》已做了5个版本。“所谓第二版就是往第一版里不断加内容，一直做了十几年”，高小龙说，“我也希望这样对待《重回适之路》，尽量把它细化，呈现给观众，做得越充实越饱满越好。”

    拍完《先生》再拍《教育启示录》，制片人邓康延：“反差像刀子一样割心”

    《重回适之路》，是邓康延担任制片人的纪录片《先生》中的一部。

    恢复高考首年，邓康延考入西安矿院。毕业分配后任地质工程师，之后南下深圳进入媒体。从《深圳青年》编辑部主任到《凤凰周刊》主编，邓康延又成立了以 “ 发现不应被湮灭的人和事 ” 为宗旨的越众影视公司，专情拍摄纪录片。

    从《寻找少校》开始，到《深圳民间记忆》、《发现少校》、《迁徙》、《先生》等，到正在进行拍摄中的《重返野人山》、《黄埔军校》、《教育启示录》……邓康延说：“看着转变挺大，其实都有内在的缘由。”

    一本民国课本引出《先生》

    2008 年，邓康延担任制片人，在云南腾冲拍摄《发现少校》（今年4月在第 45 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纪录片竞赛单元“雷米”金奖），无意中发现了1922 年腾越小学学生姜兆信的民国课本，课本中的方块汉字，勾勒出一个与当下截然不同的语境。邓康延被其深深打动，以此为材撰写专栏、出版书籍，引发了社会上的 “ 老课本热 ” ，也由此催生了他酝酿十年的纪录片《先生》的拍摄：“民国先生，远去的精神。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十人十集，舒展性情、经历、作为，感性血肉，理性骨骼，莫不传奇而人性。”

    知名纪录片导演马莉接下了蔡元培、张伯苓的拍摄任务；高小龙主动请缨拍摄胡适；知名纪录片导演王韧主导陈寅恪—其余六集则由团队里原凤凰卫视的纪录片导演钱喻、刘硕勤执导。风格虽有不同，精神趋向一致。最终，除了每集三十分钟、一共十集的版本外，高小龙和马莉意犹未尽，各自又拿出了八九十分钟的长版。《先生》未播，已引发诸多关注。邓康延为此忐忑“这过于高调了”。

    《先生》的海报设计简洁、意味深长，大大的“先生”二字之下，是一位身着长衫的先生剪影。除了罗列十位先生的大名外，一句话被赋予除去黑白灰之外的唯一色彩：“他们的背影，一个民族的正面。”

    回望历史的最终目的何在？《先生》的介绍中写明：“为而今一塌糊涂的中国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邓康延说：“当今中国的大学教育让人心痛，各大学急惶惶摊大饼改名号，十年店都开不下去，何况百年店？我想让《先生》有一点功能性的东西，就是教育榜样，让它实用。这双鞋不仅式样好，还要能穿，可以走路可以登山，让人走得更远。 ”

    旧文本全部推翻重来

    《先生》拍竣后，邓康延启动了《教育启示录》的拍摄。

    《教育启示录》计划以“五四“为始，无断层地谈至今日。其中，“家国童年”讲“五四新教育的气象”，“西风烈”说“留学教育”，“乡村建设”谈“农村教育的维度”，“苦难辉煌”赞“民国大学的教育奇迹”，“大师之风”呈现“民国学人的师德师风、师生关系”。此后，教育在“政治与学术的维度”中“失落与喧嚣”，再后，“教育革命”、“大学突围”直至“孔子归来”。

    《教育启示录》的文本构想图，已由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和他的团队完成了十之八九。但邓康延和他的团队决定推翻重来，这是反复研讨后的决定。“是我之前误导他（杨东平）了。开始我想让《教育启示录》把过去当作一面镜子，因为民国兵荒马乱，教育却有条不紊，人才源源不断。后来，跟年轻的团队碰撞了好多次以后，我们觉得与其谈那么远的时空，真不如记录眼下的许多发生，这样更切中时弊，刺痛我们的肌肤。”

    和电影、电视剧不同，纪录片的走向往往会被现实牵引到出乎意料的境地。让邓康延感触颇深的是原本计划中的一小块章节：“我们的团队利用端午假期做采访、收集资料。北京的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原本计划中是辅助其他内容的一个小环节，但我没有想到有那么多的例子，那么多令人忧伤的故事。”于是，这一小块章节可能会变成一集。

    邓康延说：“一度我不知道这个局该怎样重新布？今天有朋友说，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哪怕一个小问题能拍深了，就有了纵深。我本想用大致相当的十个大问题梳理教育的脉络，但我不是教育部长，宏大问题让他们去解决吧，我们来谈一个六年级的学生，每天晚 11 点之前睡不了觉，节假日要去学奥数、钢琴，只为能考一个好的中学，然后才能考到名牌大学。只有考到名牌大学，才能够找到如意郎君或如花媳妇，才能找到一个好的单位，最后得到好房子好车子。 ”

    “把这些问题全部摊到桌面”

    记者拿到了《教育启示录》其中几集的全新脚本，它们的名字看上去有几分诗意，但描绘的内容或许并非如此。其中，“呵护童年”讲的是“幼儿园小学化”、“ 小学初中化 ” 。脚本开头写道：“应试教育和‘成功学’，粗暴地绑架了中国孩子的童年；肩负‘成功’重任的孩子们像遭遇寒霜的花蕾，还未绽放，便已枯萎。”

    在“天梯”的部分，有这样的文字：“是什么隔开了城市和乡村？所有中国人都知道，是一堵看不见的制度的高墙。它是那么坚固，千万人甚至几亿人的悲伤和愤怒都无法将它撼动。”这一部分罗列的数据触目惊心：1980 年代，北大学子三成多出自寒门；2000 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与上世纪 80 年代相比，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 7.9% 与 5.6% 。

    “在路上”一集中，焦点集中在南方科技大学。在邓康延眼中，该校校长朱清时是当下最接近《先生》气质的人。但脚本中却又反问：“当理想遭遇现实，仅凭朱清时一人之力，能否搅动积习已久的体制变革？”

    邓康延说：“看到《先生》里那种血肉丰满的、风骨倨傲的精神，再看现在教育的这一滩浑水，有时候反差像刀子一样割人心。”他希望“把这些问题全部摊到桌面，让大家展开多元思考。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才能去把这些事情一步步地解决。捂着按着，或者像鸵鸟一样头钻在里面，屁股撅着，只会给后代留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