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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内,半平方米见方的布告板上一圈红光簇拥着两行字——纪录堂今日放映《英国小说家们的自述——废墟之中》。十米开外的大厅里,分坐两侧的21个人齐刷刷地盯着正前方投影布上的黑白片,他们正沉浸在每周一次的观赏纪录片的时刻中。

  这里是位于北三环联想桥附近的一座工厂大院,它有个正式称号“叁号会所”。而每周二的晚间,它又成了“纪录堂”,因为此时一些纪录片爱好者会从京城各地聚集到这里来观看纪录片,然后品头论足。

  前晚,是“纪录堂”总第230期。负责推荐每周播出片子的“放映委员会”成员丁瑞告诉记者:“影片所呈现的,是英国小说的辉煌年代,我希望大家结合别国情形,谈谈本国的文学现状。”

  北京有个“纪录堂”

  央视原创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似乎正发酵出“启蒙”的意味。尽管首轮播出已过去月余,关于它的话题依然屡屡见诸报端。“从向公众普及纪录片的层面讲,它的确成功了。”著名纪录片学者张同道说。

  多年来一直“蜗居”偏僻陋室的纪录片终于要走出小众圈子,被大众接受并喜欢上了吗?在国内文艺青年聚集地豆瓣网上,有多达百余个纪录片兴趣小组。它们中最早的成立于2005年,人数最多的已超过万人。除了论坛发帖,每周定期放映纪录片的“纪录堂”显然是最特别的一个,尽管它的参与人数并不是最多的。

  令发起人李宏科引为自豪的是,2009年,央视筹建纪录频道时还专门派人到这里“取经”。“无论从专门播映纪录片的时间长度,还是播出纪录片的数量,以及和国内纪录片人接近的程度,我们都够格称为‘元老’。”35岁的他如今从事建筑设计工作,2006年,他和几个哥们儿租地成立了这个名为“叁号会所”的文化活动场所。以“放映世界,讨论生活”相标榜的纪录堂便是其中一个固定项目。在过去6年里,除春节外,每周二晚7时30分准时放映一部纪录片是雷打不动的规矩。

  “我们并没有因为《舌尖上的中国》名声鹊起,你是第一家关注到我们的媒体。而且,我并不期待那种被外力主导的忽上忽下的所谓知名度。”李宏科告诉记者,多的时候能来五六十号人,少的时候只来一个人的情形也出现过。而且,这些年情形大抵相似。他介绍说,到这里来的观众更替很频繁,最久也就能坚持一年。“其实我们更欢迎这样,有人从这里获得后离开了,又有新的群体进来,这个群体才会越来越大。”他将这里形容为纪录片爱好者的“世外桃源”——纪录片遇冷也好,受捧也罢,这里几乎是恒温的。

  吕晓科算是闯进纪录堂的新人。他因《舌尖上的中国》而重新关注国产纪录片。10年前,念大学期间,他曾利用一个暑期租碟看完了50多部纪录片,后来有很多年再未接触过,原因是“好片子太少了。”李宏科介绍说,到纪录堂看片的人,年龄集中在25岁至40岁之间。除非遇到偏政治、战争、历史题材,观者的性别比例基本持平,职业分布也并不很集中。他认为,“有纪录堂的观众在,有更多在各个角落单人单机观看纪录片的人在,纪录片就不能被称为‘冷门’。”在一家文化公司任职的傅涵不仅自己每周到纪录堂看片,还总相邀几位外国友人一同前来。

  看到了生活的多种可能

  张同道将纪录片比作生活中的“盐”。他认为,纪录片是每个人生活中的必需品。“只不过每个人开始关注的起点不同罢了。”在他看来,纪录片与故事片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诉诸理性,“它提醒你关注自己所处的生存状态,而不是坐在那里看热闹。”

  李宏科更能切身感受到纪录片爱好者的这种需要。他介绍说,起初纪录堂实行的是会员制,相对封闭,后来要求入会的人越来越多,于是索性对外开放。

  这里放映影片的流程很民主。每期放映影片由专门成立的“放映委员会”每月推荐一次,共4部。为了更广泛地与观者加强交流,纪录堂设立了自己的飞信号,不定期向“堂友”发布将要放映影片的内容,也接收“堂友”发来的推荐影片的线索。“他们可以参与投票选定片子,也能自荐担任影评会上的主持人。”丁瑞说,前一阵有位热心观众义务做了近半年主持人,让他这个专职干活的人都被“冷落”得连开场白都说不利索了。

  记者了解到,在纪录堂观影的人最低消费为15元,可以点一杯特价饮品,免收门票。而这个院子每天的租金为1100元。“场租涨了好几回了,15元还是几年前的价码。”坦言“必然亏本”的李宏科表示,再贵也不会提价,“当初建这个场所就没指望挣钱,再说,不少人都是老熟人了。”为此,他们也承办诸如生日派对、留学讲座之类的商业活动。他告诉记者,过些年这里可能要建科技园,迁走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但他肯定会在京城某个地方把纪录堂重新搭建起来。

  李宏科用“精神上瘾”来形容纪录堂成员喜欢在这里聚集的缘由。而这种“上瘾”最集中体现在看片后的影评会环节。在他看来,放映片子只占活动的30%,讨论占到70%。事实上,影评时间往往是看片时间的一到两倍。身为影评会固定主持人的丁瑞说,尽管放映的绝大部分都是国外片子,但他会有意识引导大家与国内情形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讨论。

  25岁的丁瑞两年前从河南农村只身来到北京,一年前成为纪录堂两位专职职员之一,负责安排每周放映的片子。“相比于电影,我更偏好纪录片。那种内心的震撼如同谈恋爱一般,心里真有一只乱撞的小鹿。”在他看来,日本NHK制作的纪录片《麦客》就和他们村的麦收场景一样。他说,自己最喜欢看记录社会现实的片子,尤其是那些他尚不知晓的生活。“你可以更多了解自己正在或即将生活的环境,从中了解别人是如何处理各种矛盾的,自己是否有可能比他处理得更好。”吕晓科也很感慨:“一个人一生能走多少路?可纪录片提供了多种新的可能。”

  偏好国外片缘于国产片不足

  从未加入过任何兴趣小组却一直“暗恋”纪录片的周单丹,最喜欢人文历史类题材,因为它让她感觉很踏实,变得淡定而不是亢奋。她直言,自己更喜欢看国外纪录片,理由有二:一方面,人家无论内容还是画面质量都高出一筹;另一方面,自家不仅内容不精,拍摄技术也差一大截。“有时候你感觉国产纪录片只说半截话,余下一句没说出来,算是‘你懂的’,如果讲得不透彻,还不如不看。”她拿自己看过的一部由美国人拍摄的关于“医疗事故”的纪录片为例,里面除了讲述美国本土的情况外,还延伸到欧洲、亚洲的一些国家。“一部片子能让你对所关切的领域‘一览无余’。”

  在她看来,国内一些现实题材片子太过沉重,不是欲言又止就是色彩偏暗。“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种状况,但暂时没法改变,除了无奈,你看完后会觉得很泄气。”她认为,从传播效果上讲,这种片子只是在发出创作者个人的声音,很难引起共鸣。而一些远离现实的科普类片子,旁白又让她觉得很“说教”。“你会觉得国外的片子是在谈自己的私人感受,拍摄者是沉浸其中的;而国内不少片子给你感觉他只是在远远观望。”作为一名资深食客,她认为,《舌尖上的中国》给她最大的影响是重建了她的食谱。

  从纪录堂这些年选片的变化也能看出国内外纪录片的现状。据了解,最初两年,他们是以放映国产纪录片为主的,不少导演甚至主动找到他们要求放映自己的片子,并且现场与观众进行交流。“前后来了不下40位吧,感觉把国内熟悉的纪录片导演请了个遍。”李宏科说,自己很怀念那段时光——导演很纯粹,只是希望与人分享自己对周遭世界的一点认识;观众很纯粹,因为认同纪录堂的做法而甘愿分担这里的每一项杂务。

  后来,导演越来越难请了,“他们希望片子能获得正常的商业回报,但在这里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内不少纪录片导演更愿意一对一为国外制作、播出机构拍有关中国的片子。而更为年轻的观众与李宏科也有了代沟:“他们会问我为何守着这么好的资源不搞大规模商业化运作?”

  事实上,随着国内网速不断提高,获取国外影片资源越来越便捷,丁瑞如今早已能熟练地在比较各大艺术影片网站的资源后,“荡”下“矛盾最集中”的片子。《英国小说家们的自述——废墟之中》便是最近一周评分很不错的一部,“片子共分三部,我将它们分散在三个月里推出,堆在一块儿就会因单调引不起大家的兴趣了。”

  专家视点

  筹建纪录片影院或许不是关键

  张同道将纪录片的特质概括为“跨时空”、“跨文化”:“不同于电视剧中布满复杂的文化符号,纪录片是尽可能简化符号化的文化系统,抽离成人性的故事。”在他看来,这一影视形式本应获得更广泛群体的认可,国外的成功经验也证实这是一个可以大众化的行业。

  缘何国内纪录片市场始终走不出“小众”泥淖呢?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不是观众不看,而是由于播出平台匮乏,导致纪录片与观众之间完全脱节。但市场小果真是受到播出平台的制约吗?张同道研究小组今年3月底发布的最新版“中国纪录片蓝皮书”显示,2011年国内影院放映纪录片26部,总共不到3000万元票房,其中超过2700万元进了法国纪录片《海洋》的腰包,近10部国产纪录片仅收获数百元。从票房数据来看,国产纪录片毫无吸引力。

  央视纪录频道总监刘文也坦言,他所在的频道除了继续发挥播出平台的属性外,今后还将更多发挥内容供应商的第二属性。前不久,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高峰透露,该厂正在筹建国内首家纪录片电影院。不过,张同道认为,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通过文化基金等形式给予有品质的纪录片具体扶持,“由于其特殊性,拍摄前能获取私人或企业赞助的纪录片比例很小,由于其盈利效益远远低于商业大片,也导致它很难快速成长。但事实上,它又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途径,是以叙事手段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方式之一。”

责任编辑:袁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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