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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兵,纪录片导演,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任《东方之子》栏目编导。从 2008年至今,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特别节目部主任。作品有大型纪录片《故宫》、《台北故宫》、《梅兰芳》、《敦煌》等。

    创作过程

    导演和幕后团队的重要性

    说起中国纪录片,人们会想起早年的《话说长江》、新近的《故宫》、《紫禁城》等,周兵也因此成为中国纪录片的标志人物。两年前,周兵还荣获“2010中国纪录片年度人物”奖。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周兵首先要确定的就是自己的创作思路。对于创作思路,周兵说:“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感。通过这种传播方法和创作模式,我们要告诉关注和喜欢纪录片的观众们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整理传统文化,通过当代技术、语言方式,把传统文化信息传递给年轻人。还有一种就是对过去文化和当代文化的记录,这种记录会有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出现。 ”

    一般来说,纪录片创作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根据播出方的要求量身打造。如周兵前年拍摄的大型纪录片《外滩佚事》,就是由上海电视台出资,请周兵和他的团队为记录和弘扬城市风貌而专门制作的。这部片子当时还在全国各地的影院进行过公映,虽然纪录片能进入影院,对现在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件稀奇事。可惜的是,它仍然局限在小众人群。

    而另一种模式,则是导演们根据自己的喜好选定主题,经过一系列的策划、寻求投资、拍摄,最终投放市场。让周兵享有国际声誉的《故宫》、《敦煌》等纪录片就属于这种类型。“对于故宫,我本人就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做这样的纪录片过程中,我觉得首先作为导演就要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同时还要大量翻阅资料、广泛找学者专家和专业人士,听取他们的建议。像陈晓卿做《舌尖上的中国》也是这样,他身边就有一群美食家的朋友,给了他很多指点和帮助。总体来说,纪录片的核心就是它的导演和幕后团队的能力,说白了就是人脉关系和社会积淀。 ”

    纪实性纪录片具有不可控性

    选定纪录片主题后,纪录片的创作团队就要开始为拍摄做准备了。纪录片从题材上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主题性的,一种是纪实性的。周兵介绍说,主题性纪录片要有完整的剧本以及分镜头剧本,“就像拍一部电影一样,制作流程非常严谨。”如周兵的《故宫》、《敦煌》,陈晓卿的《舌尖上的中国》以及早年的《话说长江》、各类科教片等等,都属于主题性纪录片。片中的每一个镜头、每一句旁白都是事先预设好的,制作过程和拍摄电影毫无二致,只是手法不同而已。

    而纪实题材纪录片,则更像是一部新闻片。比如很多电视台会拍“春运进行时”这样的纪录片,你不知道你跟踪采访的对象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不可能按照你设想的计划来进行,所以就必须拍摄出大量相关素材,再进行后期的整理和制作。还有《张艺谋和他的金陵十三钗》也是这类纪录片,让观众看到的是张艺谋导演拍摄电影时的工作状态。在周兵看来,这种不可控性很强的纪实性纪录片是拍摄的难点,这类纪录片时效性强、制作周期短,对编导团队有着很高的要求。

    市场开拓

    央视推出纪录片频道和专题档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纪录片一直被当成是阳春白雪,和电视娱乐性似乎格格不入,而纪录片能够走进电影院线播放,更被看做是新鲜事。周兵说,电视台80%到90%的资金都投放在新闻、娱乐节目上,放在纪录片上的资金和配套人力资源非常有限,这一点从周兵的个人经历上就可以看出来。从2007年起,周兵主动离开中央台,调动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砸了“铁饭碗”成为“自由人”,是因为周兵意识到他更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个时候已经当了制片人,我可以衣食无忧地过后半辈子。但我的一个痛苦就是,到2006年左右,我发现我可能会干不了我喜欢干的事情。我当时在新闻中心,它的改革方向是要做更大量、更快、更新的新闻,但是我喜欢人文历史、艺术类的东西。 ”周兵这样说道。

    不过这种状况从前年开始有所改观:上海电视节开始鼓励纪录片的创作与新鲜制片力量的培养;去年,央视特别推出了纪录片频道;今年,央视一套将晚间次黄金档由播出电视剧改为播出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就是改版后的第三部……这种种迹象都说明,纪录片作为国家文化发展转型的重要战略,已经越来越得到重视。用周兵的话说就是“娱乐很重要,但不能完全娱乐。 ”

    除了央视纪录片频道,周兵说在上海、长沙、北京、重庆等地区电视台的地面频道中,早就有纪录片频道了,有的甚至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这些频道对纪录片的需求很大,比央视要早很多,只是在观众中的影响力不是很大。 ”

    纪录片要文化也要商业

    从数字的角度来看,纪录片的成本远在影视作品之下,这是不争的事实。周兵前年为上海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外滩》耗资1300万,他也是中国为数不多可以用近乎“奢侈”的方式拍片的纪录片导演。除了资金上的奢侈,还有题材、播出平台和创作自由度上的奢侈:《敦煌》前后用了整整4年时间,在纪录片中出现了虚构人物;他的《故宫》首次敲开故宫博物院的门,展开了全方位深度合作与拍摄,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播出后创下了惊人的收视率,市场发行收入达数千万——这也是国家地理频道第一次主动购买央视出品的纪录片;他的《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专区),更实现了中国内地拍摄团队进入卢浮宫的零的突破。

    然而这些,在周兵看来仍然是杯水车薪的。所以,周兵的团队目前正在尝试转型,“我们也需要团队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一些选题有了投资,人家找到我们承制,我们还在做一些商业的宣传片、广告等。我们也正在摸索,包括我的转型,不仅做导演。作为一个纪录片的运营者,我要转型做商务。 ”

    通过多渠道占据人们的心

    曾经有人说过,纪录片人大多有点自恋,有点文人情怀,还有点以天下为己任。周兵也的确如此,“2003年我发过一个大愿:我要成为世界一流的纪录片导演。我一直在看国家地理、BBC和NHK的纪录片,他们拍得那么好,但我们中国人的纪录片在哪里?我渐渐认识到,必须走向市场,把文化使命感通过市场的方式传播出去并打动人,而不是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下一步是电影。我常常对我的团队说,我们要完成两点:一是产品优化,二是产业升级。 ”

    虽然和纪录片强国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不过周兵对中国纪录片的未来发展还是充满信心的。“我觉得它会成为很重要的代表性的主流文化之一,依据是纪录片在其他国家的发展。像在日本、英国,重要的纪录片都在黄金时间播,而他们的收视率多达20%以上,现在中国的媒体能达到6%或7%就了不得了。我是觉得整个国民素质在提高,媒体越来越分众化。纪录片是一种很好的传播方式,而且它将来不一定在电视上,还可以通过网络、手机或者是其他的传送方式进行传播。 ”周兵如是说。

     

责任编辑:袁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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