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蜜》背后的邓丽君

　　邓丽君在香港红的时间，其实很短暂，而且远没有在大陆那样老少咸宜。岸西回忆说，70年代的时候她上中学，总觉得邓丽君是妈妈才喜欢的歌手。这一记忆印证了曾为邓丽君写过歌曲《东山飘雪西山晴》的音乐人向雪怀的说法，作为香港作词家作曲家协会副主席，向雪怀从70年代就开始写词，与邓丽君合作过多张专辑，还是邓丽君在日本发展时的唱片制作顾问。

　　向雪怀说，在70年代，喜欢邓丽君的香港人大多是比较成熟的阶层。向雪怀还认为，邓丽君来到香港，最大的成功是与宝丽多唱片公司（后来的环球唱片）合作。当年的宝丽多走国际化路线，对艺人的管理和策划都想得更为深远，这直接决定了邓丽君日后能够在东南亚和日本的发展。

　　邓丽君第一次到香港是1969年的12月27日。岸西说，邓丽君到香港之前，国语歌曲正在香港走红，代表人物是台湾的姚苏蓉、青山和尤雅，当时香港人认为粤语不上台面，香港本土的音乐人也以能够创作国语歌曲为荣。

　　那也是香港经济崛起的年代，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工商界的盛会：工展会。工展会的目的是为向海外展现香港制造业的实力，拓展对外贸易，而很多机构亦借此机会通过举行类似慈善演出的活动拓展自己的知名度。在演出中，歌手靠演唱来募捐善款，一个歌手能募捐到善款的多少，往往能代表这个歌手的人气。

　　邓丽君参加的“白花油”之夜，就是这样的活动。在“白花油”之夜，16岁的邓丽君筹得善款5100港元，成为当夜的“白花油皇后”。之后，邓丽君开始在香港跑场。

　　根据岸西的回忆，当时香港的场子分两种，一种是给上流社会消费的高级夜总会，那里只唱欧美流行歌曲；一种是给平民消费的歌厅，唱的是国语歌曲和黄梅小调。记得香港报刊上曾经登载过一位和邓丽君跑过场子的歌手回忆说，当时邓丽君跑场子很凶，一天跑五六个，每天能拿到的薪水是当时普通打工仔两个月的收入，18岁就在香港买了别墅。

　　而邓丽君在这一时期也以“邻家妹妹”的形象示人，向雪怀说，当时年轻人都很喜欢邓丽君的形象，因为她总是留着齐耳短发，带着甜甜的笑容，唱歌也是甜甜的情歌。他还记得，当时邓丽君拍了一部叫做《歌迷小姐》的电影，扮演一个被大歌星发掘的爱唱歌的女孩子，在里面的形象是扎两个小辫，穿白衣黑裙，一蹦一跳地唱歌，那歌词是“有一天我会站在大会堂，十大歌星我上榜”。

　　后来，向雪怀进娱乐界之后发现，那就是邓丽君的本来性格：一个温柔活泼又带点淘气的女孩子。向雪怀回忆说，那时，他们为邓丽君录音，从来没有见她发过脾气摔过话筒什么的。

　　严格讲，邓丽君真正专注于香港的时间只有4年：1970、1971、1972和1973年。1974年，香港人有了自己的本土明星：许冠杰。许冠杰的走红，是靠了一套粤语市井喜剧《鬼马双星》，他和哥哥许冠文在里面用最俚俗的粤语口语和大量“下三路”笑料成为当时香港市民最喜欢的喜剧明星，他自己也乘势推出粤语歌曲专辑《鬼马双星》，开始了香港乐坛的粤语时代。

　　另一方面，上层人士的娱乐趣味依然是英美大片和英美流行歌曲，这趣味甚至影响了年轻人。向雪怀说，即使在70年代邓丽君最走红的时候，她也不是中学生的“梦中情人”。当时，他自己的梦中情人是美国影片《时光倒流70年》里的女主角，而邓丽君的脸胖胖的，不够欧化。

漂泊的歌女

　　在粤语文化和英美文化挤压之下，邓丽君开始开拓东南亚市场。当时，随着台湾、香港地区经济的发展，华语文化刚刚在东南亚流行。邓丽君在东南亚的第一场演出，正是受台湾丽风唱片公司老板林振发之邀，在他1972年在马来西亚开幕的五月花大酒店演唱。有一张当年的照片是邓丽君穿着《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戏装在演唱，想来唱的应该是黄梅调。

　　黄梅调是60年代在港台平民文化中流行一时的曲调，它风行的源头可以推到30年代上海歌舞厅里的黄梅小戏，但真正成为类型，则得益于五六十年代台湾邵氏影业推出的“黄梅调”电影。1959年，香港导演李翰祥为邵氏拍摄了讲述正德皇帝与李凤姐的故事的黄梅调电影《江山美人》，当时的“亚洲第一美人”林黛出演李凤姐，此后整个60年代，香港、台湾影坛笼罩在“黄梅调”中。

　　60年代最有名的黄梅调演员当属凌波，当年她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时台湾万人空巷，时至今日，台湾传媒提到凌波，无不以“梁兄哥”呼之。

　　黄梅调本是民间小调，唱黄梅调出名的女角，形象也是相似的：甜美、调皮，却又有些红颜薄命。台湾学者陈伟智曾出版过一本名为《我爱黄梅调》的电影文集，在书中，他也发现过这一有趣的联系。女编剧岸西敏锐地将这一形象总结为“歌女”。

　　岸西说，香港人心中有三个著名的歌女形象：周璇、邓丽君、梅艳芳。邓丽君是香港人记忆中国语时代最后的歌女：总是从一个码头到另一个码头；永远在漂泊；永远带着甜蜜的笑容，但联想到她的个人身世，你会觉得那笑容里满是凄凉。

　　或许正是如此，在电影《甜蜜蜜》中，岸西才会和导演陈可辛一同将邓丽君作为一个时代的背景。陈可辛说，虽然邓丽君在香港红的时间并不太久，但很多人都将她作为一个精神符号。他自己把这种精神归纳为“流离”：永远在漂泊，永远没有终点。陈可辛曾对媒体说：“你知道，香港从来不是华人的终点站。几百年来，华人一直在跑来跑去，香港永远是他们的一个码头，一个中转站，而不是停靠的港湾。从前如是，现在亦如是。”《甜蜜蜜》讲的是大陆青年来香港发展的故事，反映的却是香港人的“无根状态”——“当我们想用一个符号来代表这个无根状态的时候，谁最合适呢？我们想，听到她的歌，观众看电影时会一下子体会到那种状态，和戏里人物产生一种共鸣。”岸西这样说。

邓丽君音乐的传播区域

　　邓丽君在语言掌握方面的能力非常突出。根据资料显示，她除了国语(普通话)之外，还可以流利地使用英语、日语、法语、马来语、印尼语等外语和台湾（闽南语）、广东（粤语）以及上海、山东等中国地方方言进行会话交流。

　　在不同的地区和场合以及特殊的要求下，她可以用不同的外语和方言进行演唱和灌录歌曲。例如，邓丽君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在日本工作时期便出版众多日语专辑。再如，邓丽君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颇大，靠着不断地在秀场巡回演唱，她学会了马来语。20世纪80年代初，唱片公司发行了邓丽君的印尼语专辑，把《小城故事》这些知名华语歌曲翻唱成印尼语。印尼语和马来语很相似，因此邓丽君也会简单的印尼话。

　　邓丽君音乐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中心，向全球华人活动区域进行辐射性传播的。笔者通过对邓丽君演艺活动史（详见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研究，判定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大陆、日本、东南亚各地和美国等华人聚集区域，均可视为邓丽君音乐传播的区域范围。

一、台湾——香港

　　自1969年首次赴香港参加工展会开始，邓丽君便开始在香港进行发展。而后签约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出版多张国语专辑和粤语专辑，并举办多次个人演唱会。

　　香港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其音乐文化一方面依附于与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另一方面则是一直在受外来（欧美）文化的影响而发展着。这种特殊性也造就了香港音乐文化，尤其是流行音乐文化长期的多元性和包容性。随着时代的推移，香港民众对中国大陆的思想情绪也在不断增长，这就出现了70年代香港东西方音乐文化汇流的现象。这种东西方文化自然合流、并存的局面，也成为邓丽君音乐能在香港得以广泛传播、得到普遍认可的主要社会文化基础。另外，20世纪6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文化进入到香港，国语流行歌曲和台湾一些歌星在香港迅速走红，邓丽君也顺风在前往香港发展，其歌曲并能迅速得到广泛传播。

　　邓丽君音乐在香港盛行的主要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传播方式主要是各种语言或方言的音乐专辑发行、电视音乐特辑、电视娱乐节目宣传、举办大型演唱会以及参加香港歌迷会交流活动。在日本取得阶段性成功邓丽君已经拥有各类语言、不同风格的庞大作品量。1976年起，她在香港改以可以充分展现演艺水平的个人演唱会为活动重心。

　　1976-1978年三次在香港利舞台举办个人演唱会，开启了香港当代流行歌手以拥有“现场乐队伴奏、人声伴唱、专业伴舞”为特色，以“边唱边演”为模式的个人专场商业演艺活动的新格局。1983年，在红勘体育馆举办的个人演唱会是邓丽君在香港演艺活动的顶点。邓丽君音乐在香港的受众群体十分广泛，包括当地粤语为常用语言的本土群体和大陆来港群体。而后，香港粤语地方文化凸现优势，不断发展。70年代末，粤语歌曲占据香港流行乐坛的主动地位，邓丽君也开始通过发行少量粤语专辑、参加本土化的社会活动和电视节目来稳定在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地位。

二、台湾——东南亚

　　自1969年赴新加坡参加慈善义演开始，邓丽君同时开始往东南亚地区扩展演艺活动。1971年2月到1972年8月进行东南亚巡回演出；80年代多次在东南亚巡回演出。

　　东南亚区域是邓丽君音乐传播主要的外国地区之一。东南亚“指亚洲东南部，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东帝汶等国家和地区。面积约448万平方千米。人口45000多万。地理上包括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两大部分。东南亚各国都是多民族的国家。

　　全区有90多个民族，东南亚地区又是世界上华侨、华人最多的地区。全区约有华侨、华人2000多万。而邓丽君音乐主要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传播，但又以华侨密度最高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最为显著。此时，由于香港、台湾的经济与流行音乐的发展使得华语流行音乐文化也开始传到世界上华侨、华人最多的地区--东南亚地区。

　　20世纪70年代由于东南亚经济的起飞，歌厅、舞厅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这些表演场所的经营者开始在台湾寻找华语歌星作为表演嘉宾，邓丽君音乐便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走入东南亚地区的。邓丽君音乐在东南亚区域传播的主要方式是举办个人电视演唱会、歌厅演出和专辑发行，主要受众对象是相对集中和固定的当地华人群体。

三、台湾——日本

　　1974到1979年护照事件（见本文第一部分）发生前，邓丽君第一次赴日本学习和发展；1984年起，第二次赴日发展。

　　此时的日本政治经济上完全依附于美国，经过一系列改造政策，使得日本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日本经济迅速发展。1968年，日本的唱片和磁带生产量达到了1亿2千万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唱片及磁带生产和消费大国。日本电子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电声乐队、乐器的进步，日本流行音乐制作产业已经进入到了世界强国行列。

　　70年代中期，邓丽君放弃台湾、香港的一路走红的良好势头，选择前往日本学习和发展。在日本，她不仅学习到了先进的流行音乐演艺成果，也接受了日本传统的民间音乐元素、演歌艺术，同时也传播了中国华语流行音乐和中国民谣歌曲，这为其音乐在日本得到广泛认同，溶入日本流行乐坛创造了条件。

　　邓丽君音乐在日本的传播主要以融入日本流行歌坛进行全方位包装、制作、宣传进行发行唱片为主要手段，也通过举办演唱会、参与电视节目和日本各种歌谣祭、音乐大赏活动等方式进行传播。主要受众群体是日本本土听众及日本华侨。

　　四、日本——北美

　　1979年-1983年，赴美国进修并开始美国区域的演艺活动。于1979年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个人演唱会；1980年在美国纽约林肯音乐中心和落杉机音乐中心登台表演；1983年应邀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凯撒皇宫酒店演唱。

　　1979年，经历日本”护照事件“而暂时退出日本歌坛的邓丽君前往美国进修调整。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邓丽君在美期间广泛学习欧洲现代流行音乐文化、美国乡村音乐风格，并借用到自己的演艺活动中。在华人较为集中的地区，她也不断参加表演活动，并在林肯音乐中心等重要场所演出，创造了她在北美华人群体的传播条件。

　　在美国和加拿大，邓丽君音乐主要通过举办个人演唱活动进行传播，主要演唱会活动1980年在美国纽约林肯音乐中心和落杉机音乐中心演唱会，1983年应邀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凯撒皇宫酒店演唱。除此之外，美国新闻媒介对邓丽君在中国大陆影响力的报道也成为其音乐在当地得到广泛认知和传播的重要方式。美国的受众群体主要来自当地华侨。

　　五、香港——大陆。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之交，邓丽君音乐从香港传入中国大陆。

　　六、台湾——福建——大陆。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之交，邓丽君音乐从福建沿海地区传入中国大陆。

　　 　　甜美的歌喉，真挚的情感，拥有十亿掌声的天籁之音旷古绝今。邓丽君一个虽平凡却伟大的名字，足以引为中华民族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