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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从援闽粤军建立之日起,蒋介石就一直在陈炯明的手下工作,先后担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粤军第二军参谋长等职。由于两人共事多年,故蒋介石对陈炯明的性格。品德早有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对陈炯明越来越不满,尤其不满飞扬跋扈的陈家军。

  陈炯明纵容部下讽刺、诽谤蒋介石,而陈本人对蒋也是“挥之使去,招之使来”,这些使蒋介石越来越不能容忍。他认为陈炯明这个人“外宽内忌,难与共事”,双方积怨很深。

  

孙中山与蒋介石

  早在1921年3月5日,蒋介石曾写信给孙中山,“先生之于竞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超范围。若望其见危受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1922年3月21日粤军参谋长邓仲元被陈炯明派刺客暗杀后,蒋介石就认为陈炯明必叛,在桂林孙中山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就坚决主张先讨伐陈部,巩固广东根据地,再图北伐。但孙中山当时仍希望陈炯明能够悔过自新,更不忍自己苦心建立起来的军队未用在打倒军阀上而自相杀戮,试图继续争取粤军跟随他参加北伐。

  孙中山从桂林转移大本营回广东启程之前,曾派蒋介石先行到广州见陈炯明,等到蒋介石到广州之后,陈炯明避而不见,并借故到老家惠州去了。4月22日晚,蒋介石在三水谒见孙中山,面陈机宜,极力主张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炯明的粤军,以排除北伐后顾之忧。但是孙中山并没有采纳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为此闷闷不乐,决定离职返回故乡。4月23日,他同孙中山回到广州,当即提出辞去第二军总参谋长职务。孙中山闻讯,专门赶到蒋介石的住处挽留他。这件事蒋介石在以后经常对别人讲起,并摘述当时孙中山“恳切慰留”的话,抬高自己的身价。蒋介石听到孙中山挽留他的话,感动得“凄然泪下”。可是他还是在当晚就登上轮船回上海了。

  

陈炯明

  5月25日,当陈炯明指使部下开进广州、控制省城、孙中山的革命根据地受到严重威胁时,蒋介石在故乡溪口打电报给江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对“陈党盘踞省城,逆命作乱”,表示愤慨,再次主张‘先巩固后方,再图北伐”。6月1日,蒋介石又写信给许崇智说,现在“非从速回兵解决广州根本,决无安全和平之道”。

  “吾果能先发制人,则无论其(陈部)集中东江,或盘踞省城,不难一网打尽,否则犹豫不决,迁延隐忍,必致有束手无策,噬脐莫及,不可挽救一日。惟愿吾言之不中耳。”但孙中山还是急于发兵北伐,只留胡汉民守大本营。

  

  6月1日,孙中山带少数卫队由韶关回广州。当火车到新街站时,从广州赶来迎接的人群中,有一个华侨邓三伯报告说:“陈炯明在惠州召集他的爪牙,频频开会,有谋乱企图,不可直到黄沙,改由其他车站下车,免受陈炯明暗算。”在旁的人也这样劝说,孙中山仍是不以为然,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以诚待人,陈炯明是不会害我的。”孙中山由黄沙站下车,登上海防司令陈策派来的兵舰到天字码头,改坐汽车,回到了总统府。第二天,他带着卫士马湘等人外出巡视,的确发现了叛变的迹象。

  

  发现危急的情况后,孙中山于6月2日,给蒋介石发了急电:“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此时,蒋介石正在溪口准备6月14日他母亲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典礼活动。

  

  6月14日,从早到晚不断有人到总统府报告陈炯明谋反的消息,魏邦平也来叫孙中山做好准备。15日下午,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也先后来报告陈炯明谋叛的迹象。孙中山还是不以为然,忙着派人往韶关给北伐军运送10万元军饷。当天夜里11点,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海防司令陈策接连又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动态,并说情况已十分紧急。孙中山仍不相信陈炯明会真的背叛自己,在电话中说:“无论如何我不离开,我只知为国家,为民族,从来不为个人谋利禄是人所共知的,陈炯明何致要谋反?”到了深夜 12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又匆忙跑来报告陈炯明部队要在夜间1点攻击总统府的消息,形势十分危急,劝孙中山赶快避开。孙中山回答:“竞存(陈炯明)纵然恶劣,料不致如此,即使竞存有不轨之谋,他的部下有不少是明理正直的人,他们很多人和我久共患难岂肯尽听竞存之命?请各位无须过虑……我已将警卫调往韶关,即是表明我对他的信任。他对我虽有不利的阴谋,亦何须用兵?如果竞存胆敢称兵作乱,甘为叛徒,则人人可以杀他。

  

  我身为大总统,负全体国民之托,有平叛责任。如果力量不足,被叛逆所害,正是我为国牺牲的机会,岂能临难苟免,贻笑中外,玷污国家。”到了深夜二点钟,在总统府已听到远处部队活动的嘈杂声和集合号声。林直勉等三人,又急速跑来劝大总统离开越秀楼。面对叛军的威胁,孙中山毫不畏惧,说:“竞存胆敢作乱,我便要负平乱之责,如力不足,惟有一死,以谢我四万万同胞。”

  

  几个人见劝说不动,就强挽着他离开越秀楼。为避免被叛军认出,孙夫人让先生先离开,自己留下。孙中山身着一件白夏布长衫,戴一副墨晶眼镜,很像个医生。每当遇到叛军拦阻,跟随的人就说他是医生,到病人家去看病。几个人态度从容自若,得以安然通过,来到天字码头,登上了江防司令陈策来接他的“宝壁”舰。上舰后,孙中山亲拟电文,通告各军陈炯明谋反,号召勘乱平难,交陈策在舰上拍发。

  

  海军司令温树德登舰谒见,他佯称“宝璧”舰实力不够雄厚,把孙中山接到了“永翔”舰。16日晨,由于海防司令陈策等人怀疑海军司令温树德把孙先生接到“永翔”舰可能别有用心,但也不好贸然把孙先生转移到别的舰上。于是他们想出一条妙计,以官兵需要先生训话为由,安全地把孙先生转移到“永丰”舰上。

  

  此时远在浙江奉化的蒋介石,仍关心时局的发展。,早在他离开广州之前,曾写信给陈炯明,告诉他孙先生北伐意图,要求他协助北伐,“吾公如能深信中正之言,采纳一二,勿听细人之谗,勿堕宵人之计,服从总统,共图北伐,则中正虽守制未终,尚思戴罪疆场,执鞭以从,聊供指臂之助”。当然,利令智昏的陈炯明是不会听从蒋介石劝告的。6月18日,蒋介石在宁波接到汪精卫从上海发来的电报:

  “惊悉粤变,尤幸总统无恙。”同一天,孙中山也给蒋介石拍发了保密电报:“蒋介石先生:事紧急,盼速来。孙文。”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贻书张静江托以后事及他的两个儿子,洒泪登程,颇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他于29日抵达粤海,冒险乘快艇登上了“永丰”舰。他这种不顾险阻、冒死应召的举动,使孙中山感到极大的安慰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中山见到蒋介石后,非常高兴,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二万援军。”孙中山将海上作战的指挥权交给了他。当然,有人得助则有人忧。蒋介石赴难“永丰”舰的举动引起陈炯明的仇视和不安。汪精卫在7月1日致蒋介石的信中称:“陈(陈炯明)闻蒋来,面色发青,说‘他在先生身旁,必定出许多鬼主意’。”

    跟随孙中山平叛

  “永丰”舰是清廷向日本订购的,后被袁世凯编入第一舰队。护法运动时,舰队司令宣布脱离北京政府,随后率第一舰队开赴广州,决定参加孙中山组织的护法政府。陈炯明叛变后,从1922年6月16日起到8月9日共55天,孙中山一直住在“永丰”舰上,并以这艘舰艇作为坐舰指挥舰队与陈炯明叛军鏖战。孙中山逝世后,改为“中山”舰,1938年10月在武汉保卫战中被日机击沉。

  

  6月16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和外交总长伍廷芳一起来拜见孙中山。孙中山命令魏邦平将陆地所属部队调集大沙头,策应海军,夺回广州,又派伍廷芳折回广州,赴各国领事馆,要求严守中立,勿助叛军。

  为了尽快平叛,6月17日早晨,孙中山下令各舰炮击省河沿岸一带叛军,以配合魏邦平部队反击,并激化陈炯明叛变官兵反正。海军司令温树德坐驾“宝壁”舰,率“广庚”、“广玉”、“广亨”。“广贞”等舰只,分头沿着省河前进。在永丰舰上,用望远镜见到东堤桥脚有叛军筑起的炮垒并安有野炮,又见东堤襟江楼上驻有叛军部队,遂先向这两处发起炮击。接着,又向驻有叛军的南堤官纸厂、无线电局、江防司令部、市政厅等处炮击。各舰只驶到沙面时返航,仍集结在二河头。在炮击叛军过程中,海军司令温树德坐镇的“永翔”舰一弹未发,岸上魏邦平部队仍按兵不动,坐观中立。

  

  8月9日下午3点,孙中山偕蒋介石、陈策、陈群、陈渲等离开“永丰”舰,乘英国“摩汉”号炮舰,由广州赴香港,各舰长也跟随同行。在赴香港的途中,孙中山勉励随行人员说:“不图吾与君等觉得脱险以有今日,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国责任,在各人身上,不可轻弃,以自负初心。”10日,孙中山一行抵达香港,当天乘‘“罗斯皇后”号邮船赴上海。14日上午抵达吴淞口,尽管当天风雨交加,但仍受到了数千名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蒋介石从孙中山电召登上“永丰”舰起,就全权指挥着海面作战。他不畏生死,日夜守在舵楼,指挥战斗。

  

  舰队官兵由于夜以继日地处在叛军的炮火之下,因此连续作战使得官兵们的疲劳情况非常严重,加上连日炎热,粮食短缺,淡水也供不应求,形势十分险恶。在这样的艰苦情况下,蒋介石一边指挥作战,一面和水手们一起从事洗擦甲板等劳动,以鼓舞士气;有时阅读福尔摩斯侦探等趣味性读物,调剂精神。当舰上官兵们食品短缺时,蒋介石凭着夜色的掩护,冒着生命危险上岸采购食物。孙中山看到这种情况后,非常担心地说:“我很感激你对我这样做,但是今后我不许你再去冒险采购食物;你是最重要的干部,万一我遭不幸,今后革命大业要你担当的,你的责任太大了。”

  “永丰”舰上50多个日夜的盛暑鏖战,是孙中山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身边的蒋介石是他患难中的忠实得力助手。在叛军以大炮、飞机、水雷百般加害的危难关头,蒋介石始终随侍孙中山左右,出谋策划,助其应付各种复杂局面。事后,孙中山在为蒋介石所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的序言中写道:

  “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人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兹记殆为实录,亦直其牵牵大者,其详仍未遽更朴素。余非有取于其溢词,仅冀掬诚与国人相见而已。余乏知人之鉴,不及预寝逆谋,而卒以长乱贻祸,贼焰至今为烈,则兹编之记,亦聊以志吾过。且以矜吾海军及北伐军清将士之能为国不顾其私,其视于世功罪何如也。民国十一年十月国庆日,孙文序于上海。”

  

  在这篇序言中,孙中山对蒋介石在这一事变中的表现予以高度的评价。此番患难之情,孙中山从未忘怀。事后不久,蒋介石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因军事进展缓慢而再萌退志时,孙中山致书慰留,内称:“兄忘却在白鹅潭舟中之时乎?”嘱其“坚忍耐烦,劳怨不辟”,“分途奋斗,不可一时或息”。

  广州蒙难是孙、蒋关系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蒋介石只是孙中山关系密切的追随者;此后,蒋介石则成为孙中山的助手,接着进入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集团,开始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较大的作用和影响。

  从孙、蒋相识到患难的十余年间,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向积极方面发展时期,总的来说,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虽曾几度消沉,但经孙中山的教导,终能继续奋起,以致在关键时刻,做出革命的选择。孙中山把蒋介石视为难得的革命人才,苦心引导,逐步委以重任,从而使这个后起者成为自己晚年所倚重的得力干将。

  蒋介石在此期间有把追随孙中山作为晋身之阶的一面,但并非主流,追求政治野心是以地位的提高为前提的。蒋介石只是在这段时间为实现个人野心奠定了基础,为把“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儒士风度转为“给权留,不给则去”的权术手段创造了前提。

  (摘自周盛盈著:(孙中山和蒋介石交往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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