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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音乐爱好者起初因生活所迫,陆续走上上海街头,开始了卖艺生涯。他们各有各的经历,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追求。他们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相互帮衬,也互有竞争。白天,他们义务教人唱歌、拉琴;夜里则出没在都市霓虹灯下,用歌声寻找自己的尊严……” 
 
  纪录片《闲着》选择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小人物”,全片片长仅90分钟,投资仅20万元,但在画面中随处可见一种伟大的人文关怀精神。本报记者对《闲着》导演张伟杰的采访,也从“闲着”开始。

  《每日新闻》:片名为什么叫做“闲着”?

  张伟杰:在我们这个符号化的社会里,历来把没有“正当”职业的人被称作“社会闲杂人员”,本片片名《闲着》其实就是取自于这个意思。这是一部典型的城市题材的纪录片。城市光怪陆离的景色,同这些小人物生活的游离状态以及被遮蔽的内心欲望之间将构成巨大的反差。对于前者我会以十分工整的画面和严肃的态度去表现,如同新闻和专题的风格;而对于后者,我将把摄影机尽可能逼近拍摄对象,用足特写甚至大特写,以此去捕捉他们内心的挣扎。究竟,他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在寻访了大约3年、100多名街头艺人之后,我终于在吴江路附近找到了“他们”——老房、老丁、小赵和石静。他们的确不是这座城市的精英,但他们在这座城市生活,是这座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每日新闻》: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你觉得与国外纪录片相比,中国纪录片的优势和不足分别有哪些?

  张伟杰:中国纪录片的优势首先在社会题材上,中国历史丰富,那些历史的影像和个人生活中的冲突,以及各个地区的差异都是很好的题材。其次,我们的社会正好处于转型期,对个人而言,每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代的记录者是非常幸运的,我们记录他们的同时也在记录一种精神,这四名街头艺人虽然遭遇了不幸,但却非常乐观,他们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在上海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进程中,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气象万千,但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就这样被遮蔽在城市公共符号的光辉下。尽管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但他们用那一代人特有的坚韧意志和生活态度,诗意地栖居着。不过,对于中国纪录片来说,在长期把握方面还需要提高,我们需要的是主动姿态,在自然类、地理类和科技类纪录片方面需要向国外多学习。

  《每日新闻》:对于一部成功的纪录片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有哪些?最能感动观众的是怎样的纪录片?

  张伟杰:人性是最能感动观众的。有人说,纪录片是客观的,这句话对也不对,正确来说应该是客观记录、主观思考。一部成功的纪录片应怀着对人性的关怀和对生命的敬畏,用影像记录现实,即使镜头瞄准的是日常生活的琐碎片段,记录的是普通人的喜怒哀愁,一样可以把历史中最鲜活的一面保存下来,使其丰满并得以延伸。拍摄纪录片与拍摄故事片不一样,它的非虚构性决定了题材的难拍摄性。纪录片中的内容,一切都来源于生活。此外,声音也是纪录片重要的元素,在《闲着》中,电视广播庄严的声音、城市杂乱巨大的喧嚣,小人物家中的安宁沉寂,以及歌声表达出的激昂虔诚,都是本片重要的符号,它们将在情绪的渲染和意义的相互消解方面起到重大作用。在社会边缘中寻找人性的尊严——可以算作这部片子的主题,但我更希冀这部纪录片不是一个作品,而只是一个文本。以此作为平台,让不同的观众从这个上海的剖面中,从这些人的生存状态中,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作不同的解读。在当下记录现实,也就是为明天保存历史。

  名家简历

  张伟杰

  纪录片导演、主任编辑,纪实频道资深编导,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员。纪录片作品《干妈》获亚洲电视奖人文类纪录片大奖、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会特别奖,通过Discovery在全球播映;2006年《闲着》在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上获得了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委员会颁发的“人文类年度十大纪录片奖”,并入围法国FIPA国际电视节,选中参加FIPA国际电视节竞赛单元。同时其多部纪录短片获中国新闻奖、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骏马奖、中国五一新闻奖等大奖。论文《真实与纪录》、《电视栏目定位论》获中国电视金鹰奖、全国人文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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