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弹匠》获2000年获山形国际纪录片节亚洲新人奖-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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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传明，1971年生于江西九江庐山茶场，初中毕业以后上了技校，而后在九江石化总厂的锅炉车间做了5年的司炉工，1996年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成为当地第一名大学生。朱传明的个人经历对他的拍摄影响很深，或许正式因为有了这一段经历，他才会如此容易地跟那些在底层飘荡的人打成一片，在一篇自述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我常常被生活中这样的场面感动：火车站疲惫而卧的人群，集市上拥挤的人流，马路边吆喝生意的摊贩，建筑工地脚手架上的民工……他们的呼吸象暗流一样汹涌、被裹挟而去。但我竭力使自己冷静——在路边注视那些在路上的人。这种注视使我感到忧伤而幸福。”

199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朱传明碰到唐旦震，一个湖南小伙子，在北京一个小区的角落里弹棉花，于是他决定拍摄唐旦震在北京的生活，于是就有了这部名为《北京弹匠》的作品。影片最为出彩的地方，在于一线光亮的黑暗中，唐旦震跟朱传明倾诉心声，谈他的过去，他的家庭，他的遭遇，他的梦想，这种倾诉的欲望或许来自人内心沟通的欲望，但是，对于朱传明和唐旦震来讲，意义是不一样的。通过这部纪录片，朱传明获奖出名，而唐旦震却不知飘落到何方，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对于他没有任何影响，朱传明也一直感到来自良心和道德的谴责，这是纪录片作者和被拍摄对象似乎难以解决的问题。有时候拍摄本身对被拍摄对象就是一种伤害，怎样把握这种平衡？真的很难，朱传明说：“就像一柄双刃剑，刺中别人的同时，也刺中了自己。”幸好他还有这种反省，以致于对被拍摄对象不会伤害太深，尽管如此，当他的第二部纪录片《群众演员》问世时，却遭到了更严厉的批评，因为他在这条道路上似乎走得更远了。

或许正因为这部纪录片的出现，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反映底层边缘人群的纪录片出现了很多，特别是由于DV的出现，使这种个人化的拍摄更为简单，某种程度上，这部纪录片改变了新纪录运动的方向，这种转向带来了双重效果，一方面打开了新的局面，使更多的人拿起摄像机；但另一方面由于其示范效应，也使以后纪录片拍摄的内容过于局限于边缘题材，尤其是那些第一次拿起摄像机的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几年，直到近两年才慢慢得到修正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