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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军的领袖们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良好的作风增强了太平军的战斗力。然而这样一个领导班子在进城之后就迅速蜕化,最终导致天京政权的败亡,这其中的原因与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深刻总结并引以为戒的。

  本文摘自《求是》杂志2011年第02期

  160年前即1851年的1月11日,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在广西转战了近一年半时间。1852年6月,杨秀清率军冲出蓑衣渡,进入湖南。入湘后的太平军,如蛟龙入海,立刻翻起巨浪。太平军所向披靡,连克永明、益阳、岳阳、武昌。从武昌出发进军金陵,太平军万船齐发,又有陆师夹江而行,号称50万大军。太平军自武昌经安徽、江西,直抵金陵,势如破竹,清军无力招架。虽然南京城高墙厚,也只用了十天时间就被攻破。太平军发展如此之快,战斗力如此之强,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有一个坚强廉洁的领导班子。太平军的领袖们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良好的作风增强了太平军的战斗力。然而这样一个领导班子在进城之后就迅速蜕化,最终导致天京政权的败亡,这其中的原因与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深刻总结并引以为戒的。

  过早建都丧失锐气。1853年3月20日,太平军攻克南京,3月29日,杨秀清率文武百官迎洪秀全入城。遂决定建都于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建都问题,历来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太平军攻占武昌时,就存在着去向问题,北进河南则威胁清京,东下金陵则有可能形成割据局面。如今太平军已顺利攻占南京,同样又存在着去向问题。如果以南京为根据地,然后向北发兵,把战略重点放在推翻清王朝上,这样的话,太平军就应集中精锐部队及最有权威的将领进入河南、河北、山东,兵锋直指清廷,这当是太平军攻占南京的战略抉择之一。如果过早在南京建都,太平军必然以保卫天京的安全为目的来部署一切兵力,革命的进攻阶段就会停顿下来,锐气就会减退。因此,在南京建都实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而这却是出自洪秀全、杨秀清的意愿。太平军离开广西之后,便有“取金陵为本”之议。杨秀清认为只要占领了南京,即使成不了事,也可占领黄河以南。洪秀全则多次称南京为“小天堂”,把“小天堂”作为奋斗的目标。可见,在建都问题上,洪、杨都有偏安和及早享受的思想。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73页)占领南京当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洪秀全、杨秀清们理应略作休整之后,迅速行动起来,率主力部队越过长江,乘清军已如惊弓之鸟之际,向江北推进。时值三月,天气转暖,士兵生活容易适应,加上皖北、山东饥民甚多,太平军一到,饥民相率加入太平军,形势当会有重大发展。建都天京之所以是失策的,是因清政府还未推翻,革命的历程正急速地向前发展之时,突然停止了脚步,这就给清廷留下极大的喘息机会。清军在惊魂稍定之后重整旗鼓,很快在南京城外扎下了江南大营,使太平军的作战部署不得不以护卫天京安全作为主要任务。太平军战略上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由于贪图安逸而逐渐丧失了革命锐志。

  农民阶级有先天局限。太平天国起义带有旧式农民战争的烙印。农民阶级的分散性、守旧性,以及眼光短浅等毛病,在太平军中都有突出表现。许多太平军将士参加革命都是出于生活所迫,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地位。用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的话说,当时太平军将领号召“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可以“同家食饭”。这和旧式农民起义者的动机是一致的。许多太平军将士在参加革命队伍时,就是抱着当将军、当丞相、当夫人的目的来的。太平军将领也用这些来鼓动士兵英勇作战。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因为这样做了,就能“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这样的许愿在杨秀清发布的布告中也出现过。为了达到这些不太清晰的目标,他们作战非常勇敢,作出很大的牺牲。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最终总是归于失败,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局限。

  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上再高明的农民领袖也只能按照封建国家的轨道行事。洪秀全本来是要建立一个新朝代新国家,但在永安封王时连一个合适的名称也找不到,只好“姑从凡间歪例”,把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都封王,称为王爷,并相应地制订《太平礼制》来规定各级官员的尊卑和特权。洪秀全还在《天父诗》中公开宣扬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政权形式一经沿着封建政权的轨道走下去,性质就变了,领导人的思想就变了,对革命事业就失去了支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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